摘要：在我们对哲学开端问题进行探路的同时，顺便梳理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而这一时期被后人们称为人类哲学历史上的巅峰，是现代哲学转型至今未达到的高度，究其原因是现代科学专业化分工体制，使得知识体系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分裂，而哲学受此影响也在形成一种派系林立的局面；相比之下古典哲学虽注重体系完整但由于知识结构落后也难当此重任，这就是当下的哲学结构性困境。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在古典哲学中做了复盘，发现路其实已经被指出，但由于知识体系在结构上有一个断层，是我们在理论上鲜有到达的知识领域，打通这一领域的理论将是我们面对困境，以科学进行哲学开端的切入点。

前面我们为了给哲学开端进行探路，以问题为线索回放了几位在时间上间隔比较相近的主要哲学家的观点，这段时期被后来人们称之为“德国古典哲学”，讨论中我们尽量在各个角度上都进行了开端的尝试，结论上没有找到一个完全不会遭到反噬的开端，当然如果真能找到出路，也不会有我们接下来的探讨了。与一些介绍性的哲学文章比起来，我们的讨论似乎更倾向于以给他们挑毛病，可能会让一些读者们认为他们的理论水平很烂，破绽百出，这里我绝对没有嘲讽和贬低他们的意思，因为探路本身就是为了搞清楚哲学开端会遇到什么问题，对他们的严格质疑同样是我们要去承担的，对此我丝毫不必怀疑他们的探索都是真诚的，发生错漏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不聪明，而是因为哲学问题的复杂程度超出了人们正常工具能解决的范围，而他们是真正的开荒者，不得不对一些“不可为”的问题进行强行的解决而留下看起来离谱的后遗症，就算我们指出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也不代表在相同的条件下我们会比他们会有更好的办法。

另外要说到哲学思想方面的成就，德国古典哲学至今为止仍然是人类哲学历史上的巅峰没有之一，换句话说就是从那之后人们在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几乎没有再超过那个高度多少。对此可能有人奇怪，因为那个时代距离今天过去都已经近两百年了，现代人的思想难道一点进步都没有吗？当然也不是一点进步都没有，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能力的高速发展，人们开始习惯于用一种科学化的思维方式去看待和理解这个世界，对于过往知识体系的那种落后的解释能力让人们逐渐放弃；而且人们也从来也没有停下过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一些哲学的研究者们期望能从科学的飞速发展中获取力量，用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去对过往哲学中一些疑难问题进行一种技术性深入，试图以点带面的实现对哲学体系的突破，这就是我想在这里说说现代哲学的一种“科学化”趋势给哲学带来的改变。

这与我们前面讨论哲学的科学开端颇有点类似，我们说过科学开端会遇到一个门槛就是休谟问题，科学化的哲学当然也跑不出这一问题，但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至于发生什么变化，这里需要再说一下导致休谟问题的原因，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可知的事实本身，知识虽然具有反映一切现象发生的绝对普遍性，但那只是基于表象直观的片段性知识才能做到绝对普遍，片段性知识缺乏延续性；而作为科学研究要建立系统性知识，就不能任意采取片段性知识来解释，而是要有连贯的、参照类比的知识的集合，这就需要对经验事实发生表象进行预先的形式规定，然后才推广到其它经验中进行类比，但这种规定不能对对象的本身（物自体），而只能根据理性的先天形式对过往经验的现象，于是当我们跳出经验发生变化的阈值去运用这些知识的时候，这些知识必然性就会发生失效的情况，这就是休谟问题发生的内在原因，理论上是无解的。而现代科学对于过往的科学研究，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在方法上有一种“专业化”操作，意思是对不同类经验领域的事实发生采专门的工具、术语、逻辑，以及设计专门的实验，甚至还要由专门的人员来进行分工，这种专业化对经验性外在的不稳定因素进行了限制，以及对经验过程进行反复采样对知识的准确性进行充分校正，使得我们对知识的运用中可靠性大大提高。随着同类经验的大量累积和思考的深入，知识的错误发生的概率会越来越低，行动的效益成本比值越来越高，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实现的途径，是不是一件值得努力和研究的方向呢？虽然本质上无法真正摆脱休谟问题的困扰，但这种深入仍然是有价值的，反正都是在为了建立完善的认知，人们没有理由拒绝这种好处。

也就是说在不必改变现有知识结构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细化某些方面的能力，或者对这些能力的结构进行局部调整，也能获得一些进步，科学化的思想渗入哲学研究，比如我们可以提高现有经验采样的利用率，因为实践中的对象对于认识来说虽然有不可知因素，但也不是完全陌生的全新事物，而是有共性（或者相似性）的，我们可以通过经验事物的这种相似性来引导当下实践，只要我们控制实践风险，在没有碰到过多的不可知因素发生的情况下，我们的知识在大概率下能够实现其必然性，这虽是经验论思维，只不过任务从“普遍必然性”降格为“一般必然性”，探讨事物发生的科学性质，这个思路在“现象学”中进行探讨；又比如说我们基于现象的解释永远是杂乱的，这对于沟通来说显然缺乏效率，对此人们需要一种精确的形而上学工具对其进行表达，也就是我们不管认识什么或者想要什么，需要有一套对思想进行精确分析和表达的规范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实践中的必然性，而探讨这套分析和表达的工具落在了语言的讨论中，这又是“分析哲学”的思路；又比如可以通过对事实发生原因和结果进行大量数据采集，对事件的因果关联进行概率上的分类和统计，这又是统计学的思路……除此之外可以通过专业化操作进行深入研究的哲学方向还有很多，这里就不方便一一列举了。当然这样聊现代哲学有点不太严肃，我们这里不针对任何人，只是对趋势做一个推论。

不管这些科学化的研究方向是否靠谱，看起来似乎不会造成什么知识的错误，但是对于哲学来说却造成一个极大的弊端。由于现代科学所构建的一种知识分工体系，与此带来的问题就是不同领域的知识变得越来越失去关联性，就像物理学和化学都是研究对象世界变化规律的比较成熟的科学门类，但这两种理论几乎无法在同一个位面相互作用的，算是二律背反在科学中的一种体现吧，这对于科学探索来说问题似乎不大，只要懂得对事件进行原因分析能化解；但是对于哲学来说，关系到知识的结构性问题就有点不坐不住了，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现象学（1.2），主打现象还原，研究现象背后的意向性，海德格尔师从现象学，推动认知的“存在”探索向经验在场的发生的“此在”进行回归，取得了一些不算太大的进展，但由于脱离了现象学研究的方法，被现象学所不容只能另立门户；又比如分析哲学的语言研究与传统哲学的研究方式容易发生矛盾，这对哲学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但问题只能挂在那里，人们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各自安好，自说自话；当然要想研究知识结构，最接近的就是回到古典哲学体系中去探讨，古典哲学研究在现代体制也是一个专门的学科，对不同哲学家的研究还有更细致的分类，我们说过古典哲学的知识体系与现代知识体系存在不兼容，有人为了研究古典哲学还必须得去接受那些落后的知识体系，就像前面说到康德的先天时空观在今天完全说不通，但为了理解康德理论就必须接受这些设定，甚至还要为他在逻辑上去为他找补……在这种情况下能指望谁能结构性问题负责呢？也是为什么前面说德国古典哲学过去近两百年，但仍然是人类哲学史上的巅峰的原因了。

注意到古典哲学中似乎没什么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呢？这得说到一个技术性分歧，古典哲学力图在根本上解决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追问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这就使得所有哲学都必须站在一个统一全面的立场上去考察知识结构，这个任务在现在看来虽然不大有可能成功，也制约了科学进行技术性的突破，但这个追问的过程却保持了知识结构的统一性；而现代哲学开始不再对这些根本性的大观念进行刨根问底，而是到从人的朴素自身的出发点立场和尝试去考察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另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一种在尽可能不出错的前提下，无限趋近于真实性的解决方案，这当然是一种务实而且必须的做法，不过对于哲学任务来说就只能吃老本了。由于现代哲学放弃了终极问题的追问，人们对理性根基的迷茫得不到解脱，从而索性沉迷于知识的这种不确定性中，从对正统价值的叛逆中寻找自身的“存在感”，这就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这种情况可以理解为人性对自身价值的重估，但对于脆弱的“人类文明”来说则包藏重返野蛮时代的风险，就有点糟糕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理性根基的结构性失衡，如果没有根本性观念的支持，我们如何为知识的形式和工具确立它们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哲学的工作不仅仅是为科学研究提供帮助，或者让自身也成为科学，更重要的是作为科学的基础，对科学的能力进行规定，而不是在某种现成的规定下一味的追求必然性的实现，却不管这种必然性会将我们带向何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现代哲学】看作一个高大上的名词，认为它是哲学发展经历古典哲学到今天的“真理”形态，不管什么哲学其实都只是理性探索其所在特定环境中所体现出的一种阶段性形态，不代表那就一定是思想发展的根本趋势。

面对这一困境，如果我们还在提科学的哲学，相信大家已经兴致全无，不会抱有什么期待了吧？然而我想提出的正是要重启哲学的“科学开端”。那是因为我们在对哲学开端讨论中，通过纵览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路发现在哲学结构中具有关键性作用部分有一块缺口，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从康德对休谟问题的解决开始，他发现理性要面对一个不可知的自在之物的对象世界，即便是完全根据“先天”观念去建立对象世界的认知也必然会陷入二律背反，这就更不用说为那些超验观念去寻找依据了，由此他宣告了的第一任务的失败；随后他转向到实践理性去寻求只是的依据，由此发现实践其实又需要一个超验作为道德律的依据，于是他以理性“不得不需要”为理由宣告完成第二任务。然而几乎所有人都看出来他的第二任务也以失败告终了，这时候费希特接下他第二任务的问题，提出以“自我”作为绝对的形而上学中心去展开一切知识的推论，谢林则质疑费希特的“自我”在逻辑上并不完整，没有资格成为一切知识的来源，提出一个“绝对同一”才可能包含一切知识，然而没有了自我与非我的边界，哪来有实践的理性？最后是黑格尔出场，他融合了费希特的“自我”和谢林的“绝对同一”创造了一个“绝对精神”，用矛盾和不可知进行对冲创造了辩证法，去回应康德的第一任务，结果却是一个极度扭曲的逻辑体系，这就是前面讨论的情况。

其实康德已经为问题指出了一条出路，虽然实践理性批判的严谨性拉垮，但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实践理性批判》，康德或许仍然可以称为哲学史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却不足以成为一位里程碑式的哲学家。这个指出昭示了在理性中有一种可以确定的循环关联，那就是知识的根据最终来自实践，而实践也需要知识提供一种超验的依据。这一发现打破了当时的知识结构，那时人们对于知识来源的考察只能止于对经验的直观，而对于直观本身以及直观之前的一切发生都归于一个无条件的不可知的外在原因中，然而这些材料进入感官之前的外在的原因就是完全不可知的吗？事实上并非如此，比如我们的经验总是来自我们身处的环境，而没有发生在宇宙星辰的任何角落里，这是不是说明我们在环境中的具有生存能力也是构成如此的经验的原因之一呢？又比如我们的认知总要对某个对象，而这一对象也总是向我们呈现某方面的性质而不是所有的性质，而除此之外认知就不再延伸了，对性质的了解能不能说明我们对此有需求，这一需求是导致这一经验的发生呢？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具有某种先天条件，决定了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决定我们有这样的需求，选择了这样的行为，遇到这样的对象，发生这样的必然，直观到了如此的现象，才最终使我们获得了这样的知识，所有这个过程我们称为实践。如果实践是构成我们经验的条件，那我们的理性批判是不是应该为理性重新划下边界呢？

然而康德虽然指出了实践，但他没有改变这一知识结构的能力，因此他陷入了“二元论”，几乎所有的继任者都在诟病他的二元论，但有没有人考虑过为什么“二元论”是个问题？我们作为理性生存于这个世界本身就必须要面对事实与思想的差异，思想和事实本身就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规则体系中，我们正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维度里，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极力否认这个二元的世界呢？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实践发生对于认知的作用超出认知之外，知识虽受实践的影响，但却不遵循知识形式发生的表达规范，使我们在对只是如何发生的过程存在了一个认识的盲区；当然并不是人们不能认识实践，但是由于实践我们站在一个主观的角度，跟我们认识对象世界的那种客观角度是有偏差的，要追溯实践是如何发生，就得从认知的最基本因素为实践建立规范，从一个发生学的问题变为一个伦理学的问题，再转变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完全成为另一个世界的故事，这带来的混乱才是“二元论”的被诟病的真相。康德的继任者们极力的想要摆脱这个二元论，各种绞尽脑汁用各种思辩的方法，钻牛角尖的在逻辑中寻找可能的破绽，试图找到一个取代实践必然性的捷径，最终在黑格尔那里建成体系，其实只是在一个死胡同里兜圈圈，最终还是要回到古典神学的哲学体系中，这就是我在开端探路后，所看到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无法完成，以及到今天也仍然无法突破的问题的根结。如果说我对康德的诟病，不是他陷入了二元论，而是他的二元论不彻底，假如一早知道这是一个二元的结构，何不在一开端就进入这个二元论结构，去理清事实与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没有后来的这种混乱了，所以我说康德的二元论并不是最开始计划好的；而对于其他几位就不用再诟病了，都是在走回头路，不能说走回头路就完全无意义，至少为我们今天排除了一个最容易犯错的选项。

思考原因是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这里的问题在向我们表明，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经验直观与实践发生之间存在一个任何理论无法到达的“断层”，所有的因果推到这里就会走向一个没有意义的结果，所有反思到这里都必然要追溯到一个没有依据的基础。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说起来也简单，那就是想办法打通这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使我们无论从知识的何处出发都不会陷入到这一段层造成的逻辑深渊中。那么如何打通呢？首先我们必须要认真的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二元结构，把实践纳入到纯粹理性考察中，由此我们需要对纯粹实践的主体，由哪些因素构成，以及实践发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规律等等议题进行一个系统性的论证，那么所有关于实践条件的讨论都可以在这一理论中展现出它的实践可能性，所有知识的发生都能追溯到一个实践发生的来源。由于这一论证涉及到一个现有知识还未曾到达的空白领域，因此这必须是一项属于科学的工作，关于这门科学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出过一个思路，那就筹措建立一门关于“先天”如何可能的【先验学】的科学，设想是探讨知识的发生学原理，但通过这一系列探路的讨论，则更加明确了先验学存在的任务和必要性，同时也更加确定无疑的要将“实践”问题作为【先验学】探讨的基本议题。

最后再来聊聊休谟问题，因为任何以科学开端的哲学都会落入这一问题，先验学作为自圆哲学的科学开端自然也无法跳脱出这个因果，毫无疑问知识会随着科学进步知识继续更新，更多的发现会导致我们对事实发生有更深入的理解，在这个时候我们只以目前现有知识结构建立这套自圆哲学体系，会因为这些作为基础的知识本身过时或者理论缺陷而导致理论体系发生松动，那岂不会又成为一个被抛弃的哲学标本？说实在的，对这个问题我倒不是特别担心，因为科学开端的讨论永远是基于事实表象的解释，知识结构的更迭只是我们对现象理解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但这种改变对于知识所指向的那个事实本身并无影响，断然不会因为换了个角度来解释事实发生就不存在，或者朝与它完全相悖的方向发生，当我们从更多的经验中了解到更多的知识，无非是为事实的必然性建立了更多的条件，在给予足够限定的条件和环境后知识仍然是成立的，就像今天我们尽管都知道牛顿物理学有其局限，但也并没有抛弃它，仍然作为一般必然性原理在实践活动中大量运用；而康德“先天时空观”的翻车，原因不在于牛顿物理学有局限，恰恰是康德不科学运用所造成的逻辑僭越，跟牛顿物理学所指向的内容的确定性无关。先验学虽然是研究事实发生的科学，但其目的是服务于理性自洽循环的需求，只要理性与对象世界之间的实践关系在事实上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么由先验学所构架的这一“自圆”知识结构就会成为一切知识的核心；当然我也清楚，这里对这一复杂问题的探索手段不可能是很完备的，很多判断有可能会发生错误，更不用说日后知识体系的更新，先验学理论作为知识有一天可能会完全沉没在历史，但那也是因为人们在自圆体系下开创出更完善的知识体系，真到那一天先验学也就光荣的完成了它的理性使命。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