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军校期间，参加过某兵工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期间我坚持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可能如很多工人说的，累病了一次。（也不一定是累病的）总之是病了，开始是感冒，以后就发展成急性扁桃体炎。但我坚持带病上班，一直坚持到四清结束前几个月的时候。那时，病已经基本好了。忽然有一天，我们学校政治部的一个人（我不太认识）和我们学校的校医找我。政治部的那个领导（以后知道他是学校保卫部门的科长）对我说，我的病好了后，为了以后不再犯，必须去到第七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去住院，把扁桃体摘除。我当时有些疑问，问校医，校医笑着点头完之后就走了。政治部的那个领导很和蔼的对我说，让你住院，一是因为表现好，校领导关心，二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学校的一个越南南方来了留学生也病了，在那个医院耳鼻喉科住院。也是觉得我是学员中的党员，政治可靠，还正好有这个病。所以校领导决定派我去照顾他。那个领导同时还讲了一些注意事项，最后他还特别严肃地说，这个事不准往外说，算是秘密。我听了以后，当然会愉快地按要求办。当天就交代好在车间里的工作，很顺利地住进了那个医院的耳鼻喉科。当天就看到了我们学校的那个留学生。

住院以后，好像科里也知道我的任务一样。把我的床位与那个留学生住在一个屋里（一个屋就两个床）。那个留学生比较瘦，比较矮，就像不少广东人的样子。他见了我很和气，而且能听懂我说的话，自己也会说不很流利的汉语。当然，我知道我的任务，对他更是客气友好。以后，我特别注意处处与他接近，他到哪里，我也找理由跟着他。如在院内散步，在娱乐室打乒乓球，下跳棋等。没有过了几天，我们就熟悉了，互相也亲热了许多。我也感到他很可爱，很直爽。因为我常常帮科里擦地，帮护士抟棉球什么的，他就说，我这样没有必要。我每天几乎都要学习毛著，看雷锋日记等，还坚持写笔记。他对此非常不以为然。有时还有点嘲笑的意思。有一次，他在我帮护士干活回来后，他拍着我的肩膀问，“你为什么帮她们？是不是看她们长得漂亮，想和她搞对象。”当他看到我写的笔记中有“毛主席是我心中的红太阳，我最爱毛主席，最听毛主席的话”这样的句子时，他诡异的笑着问我，“你写的不是心里话。你最爱的应该是妈妈，还有爸爸，还有你的媳妇，对不对？”“你每天都读那些书，写那些笔记，是为了争表扬当先进吧！”说实在的，当时我坚决地反驳了他的说法，但等到睡倒觉私下里想想，还真觉得他说的不少都是实话。我细细的回忆了我帮助车间副主任越建辉下楼的经过。开始第一次他的检讨能感觉出是说的真话。那时他说，我是副主任就是负责抓生产的，抓不好就对不起国家发给我的那些钱。就对不起我自己。等等。那时如果你不讲学毛著，不用毛主席的话去套生产上的事，就不会过关。以后我专门单独与他谈话，说他如果不提毛主席的教导，你是下不了楼的。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确实下了功夫看毛著，与抓生产联系上了，就下了楼，还成了“政治主任”，在市里介绍了经验。对于自己心里最爱的是谁的问题，说实话，对毛主席热爱也是真的，但这一辈子最爱的的确是父亲母亲及哥嫂们。第二天对他就有了亲切的看法，与他的感情有了接近，后来我们竟成了好朋友似的，基本上都是说内心话。他说他来中国上军校，是为了学好本领回去把美帝国主义赶走，过好日子。他对学校停课不满，来医院治病就是觉得在学校里没意思才来的。实际上，我也与他同感。以后我私下里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说的是家常话，不谈政治。他也觉得我很知心，几乎什么话都给我说。我还跟他学习了一些越语，学唱“越南南方之歌”。就是到了现在，我还会唱头几句。以后，因为他在医院呆的时间较长，我为了陪到底，摘除了扁桃体之后，又找了个鼻中隔偏曲的病，动了手术。等他出了院，我也回到四清工作队，还在原来的车间干到四清结束。

由于领导认为，我的任务完成的很圆满，那个保卫科部门的赵科长很满意，说要给校领导反映，表扬我。当然我心里明白，也很庆幸，现在还很怀念那个留学生小黄（他名字的音为黄寿修）。就是从那时候，我的内心深处，常常发生行动与真实思想互相矛盾的情况，性格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很多变化，总结了不少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