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的故事（九九五）嵩祝寺

嵩祝寺在东城区北河沿大街北头路西的嵩祝院北巷6号。这里原来有并排的三座大寺庙：东为法渊寺，中为崇祝寺，西为智珠寺，是明代的番经厂和汉经厂遗址。东面的法渊寺，原为五进院落的大寺庙，现已全部拆除，盖起了了一座现代建筑。中间的嵩祝寺整修一新，红墙黄瓦金碧辉煌；西面的智珠寺修旧如旧，褪去了当年风彩，返璞归真。1984年这里被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牌子在智珠寺外墙上书“嵩祝寺和智珠寺”。

嵩祝寺山门已经不存，所存建筑可能只是主殿前后的极小部分，周围停满了办公大楼内工作人员的各种车辆。这里现在是“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北京代表处”和“全国非国有博物馆协作体”两个机构的所在地。里面装修使用了原寺庙结构，在殿堂内梁柱上仍挂有当年的活佛哈达，极其幽静高雅。

法渊寺原址为明代番经厂和汉经厂，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改建为法渊寺，20世纪50年代拆除，只剩部分遗存。现存建筑为后殿，面阔五间，进深七檩，东西配殿各三间，进深五檩，均为筒瓦大式硬山过垄脊。现为民居。从清代至民国年间，此地仍保持着印刻藏文典籍的业务。北京版藏文经书史册，多出于此。明代的番、汉经厂，是负责刻印藏文经籍及承担皇室御用佛事活动的重要机构。

这里曾是明代的番经厂和汉经厂的旧址。嵩祝寺东廊下有铜钟一座，铸有“番经厂”三字。西廊下有铜云板一块，铸有“汉经厂”字样。法渊寺还有明朝大学士张居正撰写的《番经厂记》。番经厂和汉经厂的区别是，番经厂念习西方梵贝经，汉经厂念习释家诸品经。番经来自鸟思藏即今喇嘛教，虽然这种贝文番字不与汉字相同，但是其意仍是戒贪抑恶，不杀生。由此可知这里是皇家御用的印刻藏文经典之所。

嵩祝寺系清雍正十一年（1733）为章嘉乎图克图修建的，原在明代织染局旧址。乾隆三十七年（1772）移建到这里，专为每代转生的章嘉佛做焚修的处所。清乾隆时，第六世达赖喇嘛章嘉乎图克图奉诏来京，居嵩祝寺，更定大藏经经咒，此其第三次“呼必勒罕”蒙语意为“转世”，他俗姓张，西宁人，后卒于京师。所有国师印信及金顶黄轿、九龙黄坐褥黄散等项，着在嵩祝寺内妥为供贮，呼必勒罕习经卷后，能维持黄教时，再加思赐。

嵩祝寺是与雍和宫齐名的寺庙，它是蒙古藏传佛教章嘉呼图克图的处所，该寺坐北面南，规模较大。院内分三路五层殿宇，东路为寮房、经堂，西路为喇嘛住宅，中路为主殿，有山门、天王殿、正殿、宝座殿、后楼。门窗梁架等木结构涂有彩绘。正殿是嵩祝寺的主要建筑，五开间带廊，模匾额书“妙明宗镜”。后楼匾额书“慧灯普照”。楹联为:“碧砌瑶陛春色丽；琪花芝草日华鲜”。皆为乾隆御笔。

如果推算嵩祝寺之前的明代番经厂和汉经厂，可见当年的明朝皇帝在离故宫如此之近之地刻经习经，为了皇帝驾崩后停灵景山后宫离此比邻。

这片悠然古雅的建筑群，保留了六百多年的历史记忆。作为曾经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圣地，其历史地位曾在雍和宫之上。大约在永乐七年（1409），伴随着故宫的修建，永乐皇帝选址故宫东北角和景山东沿创建皇家御用印经厂，是皇家印刻汉文和梵文经文典籍之所。在巅峰时期，曾有60至80位秀才组成的团队与大约860名僧人共同在印经厂内工作。

1995年香港林达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李晓林先生，在部分建筑濒临倒塌的关键时刻捐资500万元进行修缮，共修复殿宇21座。修缮中还发现了清中期的绝版古筑彩画，经历200多年的侵蚀，色彩依旧，令人称绝。据专家们介绍，这样高等级彩画图案在诸多寺庙中较为罕见，加之图案中蕴含的蒙藏民族风格，使其更具独特的魅力。这些彩画已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李晓林的善举并没能使北京增添新的旅游景点。北京市文物局为表彰李先生特铸造一尊“功德钟”，悬挂在钟亭，使能进入的人在欣赏之余，感受到炎皇子孙的爱国之心。

旧时这里佛事繁多而隆重，每年的万寿，元旦等节日，僧侣们要到皇宫中的英华殿作佛事。在佛事的最后一天还需有一人扮成韦陀，抱杵面向北立，其余的肩披璎络，鸣锣鼓吹海螺等诸乐器，赞唱经咒。到夜间，数十人鱼贯而入表演舞蹈。开始走九连环，越走越快，然后变队形像飞鸟，令观看者眩目。

至清代，嵩祝寺最为兴盛，声誉最隆，这与乾隆皇帝倡导蒙藏民族和睦有关。内蒙古地区有一藏传佛教格鲁派活佛，为章嘉呼图克图，他与西藏的达赖、班禅齐名。章嘉呼图克图共传六世，掌管内蒙古地区的喇嘛教事务，并由中国皇帝加授封号，在清代受到雍正、乾隆的推崇。凡是蒙藏地区及北京的宗教事务，多赖于该寺活佛，可见嵩祝寺的佛教事务对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做出过重要贡献。

17世纪末，康熙帝推崇藏传佛教，提倡在全国广建佛教寺庙，并建寺赠与二世章嘉活佛。北京的原御用印经厂被选为建造三座重要寺庙的地址，这三座寺庙自东向西排成一线，分别为智珠寺、法渊寺和嵩祝寺，形成了一组较大规模的佛教寺院群。康乾盛世时，智珠寺和相邻的嵩祝寺、法源寺，是为番僧章嘉乎图克图在京驻锡之处，成为北京城内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