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养士》是《东坡志林》论古十三首之一，郎晦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题作《六国论》。文章通过分析六国久存的原因，提出了自己对养士的看法，其思想应该说对当今政治和社会治理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文章开头说：“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说明士这个阶层，到了春秋末至战国，队伍发展迅速，已成为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特殊群体。那么，这个特殊群体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上“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前一类，我们可以统称为具备一定知识的人；后一类，我们可以统称为具有一技之长的人。为了让大家对这群人有一点感性认识，我们说一说孟尝君。孟尝君是以“善于养士”著称的“战国四公子”之一，据《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姓田氏，名文，是齐国宰相田婴的儿子。田婴去世后，孟尝君在薛城继承了他父亲的爵位和封地，“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因孟尝君“客无所择，皆善遇之”，故“人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愿不惜牺牲一切报效他。秦昭王听说孟尝君很有才干，就把自己的弟弟泾阳君送到齐国做人质，希望能在秦国见孟尝君一面。孟尝君有感于对方的诚意，打算入秦，但宾客们以为不可，纷纷劝阻，不听。这时，苏代出马了。苏代跟著名纵横家苏秦是亲兄弟，也善于游说辩论，他先给孟尝君讲了一个木偶人与土偶人的故事。他说：“今天早上我从外面回来，看到一个木偶和土偶在那里说话。木偶对土偶说：‘天将要下雨，一下雨你就得瘫掉。’土偶对木偶说：‘我是泥土做的，瘫掉之后仍回到了泥里。可你呢？今天一下雨，雨水就会把你冲走，你连冲到哪里自己都不知道。’”讲完这个故事，苏代说：“如今的秦国，像虎狼一样，可是您却非要到那里去，万一回不来，您难道就不怕被土偶嘲笑吗？”孟尝君一听苏代这样讲，便取消了去秦国的计划。但后来孟尝君还是去了，不过这次是齐王派他去的，时间是在齐闵王二十五年。孟尝君到了秦国，秦昭王打算让他出任秦国的宰相。这时有人向秦昭王谏言：“孟尝君贤，而又齐族也。今相秦，必先齐而后秦，秦其危矣。”秦昭王一听，深以为然，于是下令囚禁了孟尝君，并打算杀掉他。孟尝君派人到秦昭王宠爱的一个姬妾那里求救。那位宠姬提出的条件是希望得到孟尝君手里那件价值千金的白狐裘，可孟尝君只有一件，一到秦国就把它送给了秦昭王。孟尝君犯难了，问遍身边宾客，都一点办法没有。这时，坐在最下位的一个擅长偷鸡摸狗的宾客，站出来说自己有办法。于是他像狗一样半夜钻进秦王宫中的仓库，将孟尝君献给秦昭王的白狐裘偷了出来。秦昭王的那位宠姬得到白狐裘后，便在秦王面前说了一番好话。枕边风很管用，秦昭王下令放了孟尝君。孟尝君一被释放，便伪造通行证，改名换姓，准备混出关去。当他半夜赶到函谷关时，秦昭王因后悔放了孟尝君而派去追捕的人，也正赶往函谷关。按规矩，鸡鸣的时刻才会开关，在这里多呆一刻，就多一分危险。所以，孟尝君焦急不安，但又毫无办法。这时，下等宾客中有一个会学鸡叫的，学着公鸡鸣叫起来，结果函谷关周围的鸡也都跟着叫了起来。守卒听到鸡叫，便打开了关门。交验过通行证，孟尝君等便出了关。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追兵赶到关下，但为时已晚，只好空手而归。这就是成语“鸡鸣狗盗”的来历。苏代以自己的论辩才能，成功阻止了孟尝君进入险境。鸡鸣狗盗之徒，以各自的一技之长，使孟尝君成功脱险。这说明，一个人只要用到地方上，发挥其所长，就能产生积极的意义。《孟尝君列传》还用大量篇幅记载了一位因贫穷才来投靠孟尝君的谋士——冯谖。孟尝君因供养着三千门客，渐渐“邑入不足以奉客”，于是“使人出钱于薛”，但“贷钱者多不能与其息”，便派冯谖去收息。冯谖到薛邑，大摆酒席，把所有的欠债人都召集起来，核对完信息之后，对那些富余能偿还利息的，约定了时日，实在贫穷无法偿还的，就把借据给烧了。孟尝君得知消息后，派人把冯谖叫回来责问，冯谖说：“令薛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也，君有何疑焉！”听了冯谖此乃市义之举，孟尝君马上变怒为喜，拱手称谢。当孟尝君被齐王罢相之后，冯谖出谋划策，先游说秦王，后游说齐王，不但使孟尝君复归相位，而且使他的“奉邑益广”。由上可以看出，古代士阶层的构成相当复杂，可谓五花八门，良莠不齐，但他们的共通之处是“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这些靠“役人以自养”的人有多少呢？作者文中例举了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间，诸侯卿相争先养士的具体数量，然后说，除了史书记载的，估计不见于史籍的士人，应当是当时官吏的一倍，农夫的一半。

那么，苏轼对“养士”是什么态度呢？分析《论养士》，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基本观点：

一、总体上，苏轼认为士“皆奸民蠹国者”，即他们都是些残害百姓，蛀蚀国家的人。估计是因为士人皆“役人以自养”者，故作者才如是说。不然，就与后面的观点自相矛盾了。

二、苏轼说，就像鸟兽中有猛兽鸷禽，昆虫中有螫人的毒虫一样，若把士全部铲除，那是没有道理的。正确的办法应该是“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人都有生存的权利，这是自然的法则。社会的法则是“区处条理”，使好人、坏人“各安其处”。

三、苏轼说，士人中“智、勇、辩、力”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所谓“智”，是指那些有智慧、擅于出谋划策的人；所谓“勇”，是指那些勇敢、不怕死的人；所谓“辩”，是指那些能说会道，善于辩论的人；所谓“力”，是指那些能“击剑扛鼎”的大力士。苏轼认为，这四种人，本事各异，把他们安置停当了，即便凡民有造反之心，也没人肯给他们做领袖，这样社会就会安定。所以过去的帝王总是能根据当时的习俗想出各种办法，使这四种人同出于政府门下，受政府的控制和使用。大致的情况是：三代以上，从学校里拣选这些有才能的人；战国到秦代，从门客中挑选；汉代以后，从郡县小吏中选拔；魏、晋用九品中正之法；到了隋唐则开创了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

四、养士，应如何养呢？当然首先得给他们饭吃。当齐湣王被秦、楚两国对孟尝君的挑拨、诋毁所动摇，以为孟尝君的名声高于自己，又独揽着齐国之大权，罢了孟尝君，没收了他的封地的时候，那些宾客们很快就纷纷离他而去。食大于天，有活干，有饭吃，这是最主要的。苏轼认为，秦之所以很快灭亡，就是因为太相信法律的作用，而把宾客驱逐到了田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而六国的君主，虐待奴役他们的子民，丝毫不亚于秦始皇和秦二世，只是但凡百姓中优秀的人才都被养了起来，没有人带头造反，所以才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其次，“智、勇、辩、力”这四类人，不是有饭吃就能了事的。这些人，是天生的不安定分子，动不动就会捣乱，所以除了“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外，还需要进行教化，引导他们走向正途。“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德治是三代圣王的政治理念，也是作者借养士所要表达和推崇的重要政治观点。

附：

论养士

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而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帝之世，法令至密矣，然吴王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其秦、汉之所及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