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葱佳气夜充闾，始见徐卿第二雏。甚欲去为汤饼客，惟愁错写弄麞书。参军新妇贤相敌，阿大中郎喜有余。我亦从来识英物，试教啼看定何如。

《贺陈述古弟章生子》作于熙宁六年（1073），时苏轼为杭州通判，陈述古为知州。苏轼喜欢在诗文中用典，这首诗通篇用典，清人赵翼叹曰：“坡公熟于庄、列、诸子及汉、魏、晋、唐诸史，故随所遇，辄有典故，以供其援引，此非临时检书所能办也。……想见坡公读书，真有过目不忘之资，安得不叹为天人也。”（《瓯北诗话》卷五）　　

首联“郁葱佳气”暗用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刘秀事。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载，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光武生，“有赤光照室中”。王莽时，方士苏伯阿为莽使，到南阳，他“遥望见舂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然。’及始起兵，还舂陵，远望舍南，火光赫然属天，有顷不见。”苏轼摘取原典中的词语进行重新组合，化用其意，意在说明章宅中现出这种“郁葱佳气”，将预示着这个孩子定会有大的出息，并不是说这个孩子将来可称帝称王。不过，这里用刘秀事类比陈章之子，并不十分切合人物的身份。况且，说句题外话，从后来苏轼的遭遇看，这样写确实不太谨慎。若使政敌挖空心思，鸡蛋里挑骨头，再酝酿发酵一番，恐怕就不是“乌台诗案”审一审发配黄州那么简单了，自己的脑袋不用说，陈述古家族的脑袋保得住保不住也很难说。这不是危言耸听，苏轼一生在文字上栽了的跟头不少，连他自己也说“平生文字为吾累”。这里我举二例。苏轼有《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其二曰：“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诗的意思无非是说， 钱塘秀才王复家的庭院中有两棵桧树，树干笔直，耸入云天，有凌然不可侵犯之气势。不仅如此，它们的根也毫不弯曲地直扎入地下。双桧的根如此之直，只有潜伏地下的龙才能了解。本来诗人是借物以喻王复秀才，赞其表里如一、刚正不阿。不料，东坡贬黄州后，因神宗皇帝多次想起用他，宰相王珪便拿诗说事，攻击道：“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欲求蛰龙乎？”意思是，皇上您飞龙在天，他不知敬爱，反去求蛰龙的赏顾，显然有不臣之心。好在章子厚在旁边帮了苏轼一腔，说：“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神宗觉得章子厚的话在理，便说：“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退下来后，章子厚责斥王珪说：“您这不是要灭人家族吗？”这是苏轼的好朋友王定国在其《闻见近录》中记载的，应该是可信的。苏轼还有《归宜兴留题竹西寺》三首，其三曰：“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诗作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当时苏轼归耕常州的请求得到朝廷批准，又看到浙西灾区获得丰收，故曰：“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苏轼往扬州竹西寺的路上，“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一人以两手加额，出于至诚，“讴歌吾君之子”，（《辩题诗札子》）苏轼心中喜悦，故云：“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但这首诗后来也成了政敌攻击苏轼的把柄。元祐六年（1091）八月初，御史中丞赵君锡、侍御史贾易联衔弹奏苏轼和苏辙，其中劾苏轼的罪状主要便是留题竹西寺的这首诗，贾易说：“其兄轼，昔既立异以背先帝，尚蒙恩宥，全其首领，聊从窜斥，以厌众心。轼不自省循，益加放傲。暨先帝厌代，轼则作诗自庆曰：‘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书于杨州上方僧寺，自后播于四方。轼内不自安，则又增以别诗二首，换诗板于彼，复倒其先后之句，题以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从而语诸人曰：‘我托人置田，书报已成，故作此诗。’且置田极小事，何至‘野花啼鸟亦欣然’哉！又先帝山陵未毕，人臣泣血号慕正剧，轼以买田而欣踊如此，其义安在？谓此生无事，以年逢大有，亦有何说乎？是可谓痛心疾首而莫之堪忍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六十三）针对政敌的弹奏，八月初三，辅臣奏事延和殿，论及苏轼题诗竹寺一案时，苏辙代兄长做出了解释。八月初八，苏轼上《辩题诗札子》，详细陈述了题诗原委，并明确指出这是君锡等人“公然诬罔”，强烈要求“付外施行，稍正国法”，这样可以使“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最后，“竹寺题诗案”以贾易、赵君锡、苏轼三人均外放而不了了之。

“充闾”用贾充典。《晋书·贾充传》载：“贾充字公闾，……（父逵）晚始生充，言后当有充闾之庆，故以为名字焉。”苏轼巧妙地用贾充的名与字组词入诗，既指“佳气”充满陈章门户，又用了原典之意，言陈章之子将光大门户。诗词由于受格律和字数的限制，一些思想感情不便明言或者不容易用三言两语表达清楚，这时可以借助一些故事和一些有来历出处的语词来替代表达，即所谓用典，也叫用事。诗歌中用不用典，需要根据情感的表达来确定。一般而言，不借助典故能尽情表达的，就不要为了用典而用典。如果确实需要用典，也要用得流便，不要产生隔膜，最好是用了典又看不出用典的痕迹，如“郁葱佳气夜充闾”，即便我们不知道这些典故，也能正确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情感。

“始见徐卿第二雏”直接用杜甫《徐卿二子歌》的诗意来赞美陈章之子。只是将“二雏”变为“第二雏”，即第二子。杜甫诗云：

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名位岂肯卑微休。

陈章“第二雏”如何？去读杜甫的《徐卿二子歌》。用典的好处就在这里，用不多的几个词，让人能想到背后丰富的内容。  

颔联“甚欲”即特别想。旧俗，小孩出生三日、满月或者周年，设筵招待亲友，谓之“汤饼筵”或“汤饼会”。唐代诗人刘禹锡《送张盥赴举诗》云：“尔生始悬弧，我作座上宾。引箸举汤饼，祝词天麒麟。”故颔联上句说，自己特别想成为汤饼宴上的客人。那“汤饼”又是什么东西呢？宋代张师正《倦游杂录》云：“今人呼煮面为‘汤饼’,唐人呼馒头为‘笼饼’，岂非水瀹而食者皆可呼‘汤饼’，笼蒸而食者皆可呼‘笼饼’？”宋代马永卿《嬾真子》卷三云：“必食汤饼者，则世欲所谓长命面也。”由此可知，“汤饼”就是面条，吃长面条则是祝福新生儿长命百岁的象征。古时，男尊女卑，生了男孩称“弄璋之喜”。只有“弄璋之喜”，才办“汤饼筵”，才有长寿面吃。故苏轼开玩笑说：自己去当“弄璋之客”，唯一愁的就是怕像唐代宰相李林甫那样出丑。颔联下句典出《旧唐书·李林甫传》：“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麞之庆。’客视之掩口。”“璋”是玉，而“麞”是兽，两者不是一回事，故唐后，人们以“弄麞之庆”讥刺浅学之辈。苏轼把含有特定意义的词语、民间习俗和与之关联的故事一起糅合进诙谐幽默的诗句里，让读者联想到众亲属祝贺陈章生子的喜庆热闹场面。用典，可以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不受时空限制，借典以表达想要表达的情思，再现不能直接描述的场景。

颈联上下句都用了《世说新语》中的故事。上句“参军新妇贤相敌”典出《世说新语·排调》：王浑跟妻子钟氏一起坐着，看见儿子王济从院子里走过，很自豪地对妻子说：“生儿如此，足慰人意。”他的妻子笑着说：“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参军即王沦，王浑的弟弟，曾为晋文王司马昭大将军参军，故称。王浑妻子听到丈夫如此说，便跟他幽了一默，说：如果我能婚配参军，生的儿子本来可以不止是这样的。原典中，钟氏的话是调侃，开玩笑，苏轼用此典漉掉了玩笑的成份，真诚夸赞陈章夫妇不逊于参军、新妇，生的儿子自然很优秀，甚“足慰人意”。下句“阿大中郎喜有余”典出《世说新语·贤媛》：王凝之的妻子谢夫人嫁到王家后，非常瞧不起凝之；回到谢家后，心里一肚子怨气，嘴巴噘得能挂住油瓶。谢安安慰开导说：“王郎是王羲之的儿子，人品和才学都很不错，你怎么还这么不满意啊？”谢夫人回答：“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阿大，可能指谢尚。谢安的叔父谢鲲只有谢尚一个儿子，故称阿大。中郎，可能指谢安的二哥谢据。封，谢韶，字穆度，小字封，谢万之子。胡，谢朗，小字胡儿，谢据之子。遏，谢玄，小字遏，谢奕之子。末，谢琰，字瑗度，谢安之末子。谢夫人埋怨说，谢家叔父辈中，有许多像阿大、中郎这样的人才，同族兄弟中，像封、胡、遏、末这样的俊杰比比皆是。天地之大，怎么竟然生出王郎这么个东西。苏轼此处借用“阿大、中郎”，以指代陈章之外陈述古的其他兄弟们。陈章生了儿子，壮大延续了陈氏家族的血脉，对同族兄弟来说自然也是喜事。颈联，作者将不同的人物、事件放在一起，正反用典，相互映衬，不仅写出了陈氏家族因陈章生了个优秀的儿子而高兴，而且也有赞陈氏家族人才济济、后继有人的意味。好的用典，往往能引发读者的深度联想，拓展诗歌的意境。

尾联“我亦从来识英物，试教啼看定何如”用桓温故事。《晋书·桓温传》：“（桓温）生未期，而太原温峤见之，曰：‘此儿有奇骨，可试使啼。’及闻其声，曰：‘真英物也！’”这里苏轼用原典中“英物”、“试啼”二词入诗，直接用原典原义称赞陈章之子。

从《贺陈述古弟章生子》一诗的用典可以看出，苏轼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用典面宽广，用典手法灵活，不仅使自己的才力得以充分展示，而且使自己创作的诗歌意境更为广阔，思想更有深度，且富有趣味性和说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