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黄州时，曾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他在给王定国的信中是这样说的：“自到此，惟以书史为乐，比从仕废学，少免荒唐也。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如何？”（《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十三）
苏轼后来到了朝廷得意时，也曾用“鏖糟陂里”戏弄过道学家程颐，《二程外书》卷十一载曰：“温公薨，朝廷命伊川先生主其丧事。是日也，祀明堂礼成，而二苏往哭温公。道遇朱公掞，问之。公掞曰：‘往哭温公，而程先生以为庆吊不同日。’二苏怅然而反，曰：‘鏖糟陂里叔孙通也。’自是时时谑伊川。”此事朱熹在《伊川先生年谱》中也有按云：“侍御史吕陶言：‘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而两省官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却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以鄙语戏程颐，众皆大笑。结怨之端，盖自此始。’”苏、程二人因一句“鄙语”而自此“结怨”，可知此“鄙语”肯定“鄙”之太过。那这“鏖糟陂”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它是汴京城外的一地名。据宋朝庄绰《鸡肋编》卷中载，“许昌至京师道中……又有大泽，弥望草莽，名好草陂。而夏秋积水，沮洳泥淖，遂易为鏖糟陂。”简言之，“鏖糟陂”就是一块长满了荒草的烂泥地。所以《二程外书》的作者在“鏖糟陂里叔孙通也”文后自注曰：“言其山野。”由此可知，苏轼是在笑话程颐，说他是从草野里出来的泥腿子。这是很驳面子的，因为程颐并非科举出身，他是以布衣身份入仕途的。苏轼哪壶不开提哪壶，可见其口无遮拦。
再说说叔孙通这个人。叔孙通本是秦朝的一名儒生，秦末战乱中多次易主最后跟了刘邦。高祖刘邦定天下后，叔孙通因为制定了朝仪，实行中让刘邦第一次感到“为皇帝之贵”（《史记·叔孙通列传》，下同），所以拜叔孙通为太常。可以说，西汉初期的各种礼法，都是在叔孙通为太常时制定的。不过，叔孙通这个人的人品并不怎样，属于那种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小人，司马迁对他的总体评价是：“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希世度务”，是见风使舵的意思。叔孙通很擅长看人下菜、“量体裁衣”。举几个例子。诸侯们在定陶尊刘邦为皇帝后，叔孙通为刘邦草就仪号。刘邦看了之后，把秦朝那套烦琐的东西都删掉了，变得简单而易行。有一天，刘邦和群臣一起饮酒，三杯过后，群臣或“争功”，或“妄呼”，甚至“拔剑击柱”，弄得酒场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刘邦为此而头痛。善于察言观色的叔孙通当然明白皇帝担忧什么，马上提出“臣原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的建议。刘邦随问“得无难乎？”他不是担心朝仪难搞，他是怕叔孙通把朝仪搞得太复杂，自己难受。于是叔孙通“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操练了一个多月，然后请皇帝观看。刘邦看过演习之后说了一句话：“这个我能做到。”叔孙通搞的这个朝仪，就是专门用来折腾、“振恐”诸侯众臣的，自然没皇上什么事。孝惠帝时，皇帝为了方便去长乐宫朝拜吕太后，就在未央宫与长乐宫之间修了一条空中通道。叔孙通提醒皇帝，这条空中走廊架在高帝陵园通往长安城高庙的通道上，后世子孙在上面走来走去是不合礼的。孝惠帝大吃一惊，说：“那就赶紧把它拆掉。”叔孙通又说：“人主无过举。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坏此，则示有过举。愿陛下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广多宗庙，大孝之本也。”于是，孝惠帝下诏在渭河北又修建了一座高帝庙，对外的说法是皇帝出于“孝心”，其实是为了掩盖“过举”。孝惠帝宫中呆腻了，想出城游春，叔孙通说：“古人有让祖先在春天品尝鲜果的习俗，现在樱桃成熟了，陛下回来的时候可以采摘些樱桃祭献宗庙。”因为叔孙通，皇帝不但满足了春游的欲望，还对外博得了孝敬祖宗的美誉。司马迁说：“原庙起，以复道故。”“诸果献由此兴。”这都是叔孙通借端生事、阿谀逢迎的结果。程颐事必古礼，言必圣贤，苏轼认为其“不近人情，深疾之，每加玩侮。”（《宋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五）所以苏轼称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意在讥讽他是假冒的叔孙通，古板而僵化，全然不知变通。一个人，棱角太明、是非太清也不好。这样的人有时难免偏执，认为好的，什么都好，看不上的，一无是处。苏、程交恶，以至后来蜀、洛两党长时间的争斗，不能说全是因为苏轼的这个玩笑，但细细琢磨，苏轼的这个玩笑也未免开得有点太过。反过来说，苏轼也有点“不近人情”。
我们再来看苏轼欲自号“鏖糟陂里陶靖节”，又意欲何为？这个我们要结合苏轼给王定国的书信来理解。苏轼在信中说，他得了一块地，是废弃的旧营地，“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东坡八首（并叙）》）其环境和“鏖糟陂”差不多。笔者以为，苏轼称自己为“鏖糟陂里陶靖节”，似乎是在幽默地告诉王定国，自己的遭遇要比陶渊明差多了。一者，陶渊明是因不为五斗米折腰，才自愿放弃仕途、归隐田园的。而他是被押到这里来的，之所以躬耕龚亩，完全是因为“日以困匮”，为了糊口。二者，陶渊明耕作之余，还可以吟诗作赋，抒发情怀，但他不敢，只能“以书史为乐”，“少免荒唐”。他在这里就像是被困在“沮洳泥淖”的“鏖糟陂里”，处境艰难。但即便如此，苏轼认为自己会像陶渊明那样，处之泰然，自得其乐。所以，“鏖糟陂里陶靖节”，真实地反映了苏轼那时的现实处境和内心世界，自嘲的言语里既透出他来黄州的不平，又表现出随遇而安的达观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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