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东野加上地方部队已达百万，人数远远超过了国军，国军被迫困守沈阳、锦州和长春三个孤立据点，东北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3月9日，60军从吉林退守长春被我军包围，4月13日开始强攻，解放长春即告开始，尽管毛主席同意打长春，但明确建议南下北宁线先打锦州。尽管长春守敌只有十万，但东野强攻未取得明显效果后又改为围困，企图围城打援却颗粒无收，此后在毛主席的一再严令之下接受建议南下。

      9月12日辽沈战役开始以后，外围关键据点义县10月1日已经攻下来，攻击锦州的架势已经摆足了，林彪居然还在犹豫要不要打，仍然打算“回师长春”。

      决战决胜是象棋里的“兑子”，要的是一往无前的气势，害怕牺牲是解决不了问题，会贻误战机的。如果4月份下定决心攻克长春，这决策也没有什么错，但到了10月份还想着放弃攻打锦州改打长春就很不对头。全国一盘棋，关键是形势不同，时机不对！我想，要是延安也有飞机的话，毛主席一定会学蒋某人亲临锦州前线。

       4月份，其它战场我方还处于明显的劣势，即使解放了长春，国军“优势在我”的心理不会改变，也就没有退守关内的紧迫感，但6,7月份豫东之战歼敌九万余，中原的僵局被打破，胜利的天平开始向我方倾斜，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过了山坳子”，特别是9月24日，济南战役胜利，战场形势愈加明显，国军兵力部署已经有些捉襟见肘，长春先于锦州解放，很难保证国军在事不可为情况之下不会下壮士断腕的决心退出关外，那样的话中原已经倾斜的天平就将逆转。在义县攻克之后回师长春的决策就更加不可思议，架势摆足了再撤兵，必然被尾随追击，损兵折将是大概率事件，更难承受的是心理上的打击，气势己消彼涨，以败军之师围攻长春，战局如何发展很难预测，郑洞国60军能否起义肯定是个问题，歼灭廖耀湘集团的摧枯拉朽和解放沈阳的顺风顺水肯定不可能。

       当时，能够纠正林彪错误决策的只有刘亚楼和罗荣桓，其他人说不上话，而毛主席和中央已经把该讲的都讲清楚了，但以刘亚楼的资历只能从纯军事角度分析利弊得失，只是起“拉”的作用，而罗荣桓才有足够资格从讲大局，讲政治的高度进行“劝说”，守住最后的底线，是背后“推”的那个人。

       一个客观事实是当时的两个大国都不欢迎“新中国”的诞生，因此，“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的判断是切合实际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不及时决战会危及革命胜利的到来，还会加重人民的苦难。

       “全力经营东北”是促成解放战争胜利的一个关键决策，只要据有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可靠和稳固的根据地，剩下的只是什么时候胜利和多大程度上胜利的问题；“首战锦州”的决策同样是关键决策，关门打狗，一招致命，因为这一决策提前推进了东北全境的解放，也就加快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步伐。

      新中国的诞生和时间赛跑，“国士”罗荣桓在“首战锦州”决策上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