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韩非子称此为“单氏取周”。老聃因政变动乱“免”去周司空职位“归居”征藏史随王子朝奔楚。王子朝奔楚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定居在楚国都城，而是选择在既安全又靠近周王室所在地的南阳定居。王子朝携带周室典籍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表明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正统继位人。由于管理周室典籍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而王子朝又是有计划地撤离，与王子朝同行的应当还有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员和学者。王子朝除了携带周室典籍之外，还会携带走相当数量的周王室青铜礼器，以及大量的工匠，因为青铜礼器也是王权的重要象征（近50年来，湖北、湖南频频出土殷商青铜器和西周青铜器，或与此事件有关；与此同时，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发达，当亦与王子朝一行带去的中原文明有关）。事实上，《左传》还记有王子朝撤离王城后曾派使者去各诸侯国寻求支持，显然他在为复位而努力。西历前505年，周敬王派单氏、孔子党徒入楚暗杀了王子朝。王子朝被暗杀后，老子携带周王室图书典籍返周。老子把周朝图书典籍档案交给王子丐，然后出关关入秦，留下哲学巨著《老子》。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诸子兴起百家争鸣，直接受益于周室典籍的外传。战国时诸子百家所依据的经典可能是各诸侯国的抄件，被韩非子称为《周书》的《老子》各种版本就是各国抄书件的明证。

周敬王王子丐是个傀儡，被单氏党徒屠杀王室兄弟吓破了胆，他在“请城成周”文说：“天降祸于周，俾我兄弟并有乱心，以为伯父忧……伯父有容施，先王庸之。”《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王子丐幻想自己是周公扶佐的成王，他命令鲁国全权处理这些图书典籍来换取 “合诸侯城成周”！为奖赏孔子党徒暗杀王子朝之功，鲁国将此重任交给暗杀王子朝的孔丘处理。孔子五十岁才开始钻研《易经》，以及孔子删编《诗经》的记载，证明周室典籍的外传。《七纬卷弟九尚书纬之一》 ：“孔子《书》，得黄帝元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三千二百四十篇古籍，否定孔丘价值观的被烧掉了三千一百二十篇，仅剩一百二十篇！使后人对前史无从可知，因此成了断代史。孔丘烧书断史，公然宣扬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圣者隐”，不顾史实，肆意篡改古史。孔丘删编完《春秋》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他的后人孔安国称赞他“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而黜八索。”周朝国家图书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被删改，它们记载的中国古代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丢失。孔丘编写《春秋》，篡改古史，"一字褒贬"、"为尊者讳"，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在记述历史时，暗含褒贬，行文中即使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意见，但是却通过细节描写，修辞手法（例如词汇的选取）和材料的筛选，推销其私见！孔儒所谓"为圣者讳"，"为尊者讳"，"一字褒贬"等手段为后世史学家所学，历史的真相也在这些史学家寓褒贬于曲折的文笔之中变得面目全非。《竹书纪年》记载: “(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完全相合。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现在还没有发现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资料的实物。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因此，李陵事件，只是刘彻对司马迁进行迫害的一个借口而已。西元前96年（太始元年）入狱三年的司马迁，获赦出狱，升迁做了中书令，发奋完成所著史籍。司马迁因写了《报任安书》，信中告诉任安，他之所以忍辱负重，是为了完成《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维护汉朝统治合法性的主旋律，宣传汉高祖刘邦得天下乃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其次才是能力出众，项羽、韩信如此才能卓著尚且败给汉高祖，其余人等没有天命又没有项羽韩信的能力，还是安心服从汉朝统治的好。司马迁称赞汉武帝功德，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为自己的悲剧埋下了隐患。刘彻派人取来《史记》，亲自审察，勃然大怒，将司马迁再次下狱。西元前87年春二月。汉武帝病重，望气者说长安监狱有天子气，汉武帝便派遣内谒者令郭穣，把长安二十六官狱中的犯人抄录清楚，不分罪过轻重一律杀掉，此时年幼的刘病已在邴吉保护下逃过一死。司马迁死后，他的家人把一部《史记》转移藏匿在他女儿司马英家中。《汉书杨敞传》载:“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侏儒。”据《汉书》记载，《史记》是司马迁完成十五年后，汉宣帝年间，由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公之于众的。《史记》有两部，一部在司马迁的工作场所（宫廷）；副本在家中。在汉宣帝时期，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开始把该书内容向社会传播，但是篇幅流传不多，很快就因为杨恽遇害中止。在西汉即使诸侯都没有全版的《太史公书》，东平王曾向朝廷要求赏赐宫廷中的《太史公书》也遭到拒绝。因为《史记》中有大量宫廷秘事，西汉严禁泄露宫廷语，因此只有宫廷人员才能接触到该书。汉宣帝时褚少孙在宫廷中阅读该书，其中已经有些篇幅不对宫廷官员开放，到班固父子时，宣称缺少了十篇，班固家被皇室赐予《太史公书》副本，其中也少了十篇。裴骃在《太史公自序》末注文中引三国时张晏的话，说《史记》亡十篇，“元、成之间，褚先生补续，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列传》，言辞鄙陋，非迁本意也。”。褚少孙补述《史记•李将军列传》所说的李陵事迹与《汉书•李陵传》有出入。《汉书》记载的事件顺序是：先有刘彻“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后有“单于壮陵，以女妻之，立为右校王……贵用事。”而褚少孙的补述顺序为：“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班彪晚年续编《史记》，受父亲影响，班固也开始留意汉事。班彪死后，班固认为，父亲已经撰成《史记后传》的部分，内容还不够详备，布局也尚待改进；没有撰成的部分，需要重新续写。他在父亲已成《史记后传》的基础上，编写《汉书》。班固崇拜刘向父子，其《汉书•艺文志》即抄自刘歆的《七略》。班固根据刘向的“仲舒为世儒宗”，把董仲舒说成是“儒者宗”，以“儒者宗”的形象来装扮董仲舒。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已是颇有名气的《公羊》博士。班固在《汉书》中为董仲舒立传，煞费苦心地伪造《天人三策》。《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班固伪造《天人三策》，想把董仲舒包装成汉代的“儒者宗”。儒生班固，作为史学家编纂《汉书》，作为经学理论家编辑撰成的《白虎通义》，主要内容为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之议论，大部分为复述董仲舒的学说及基本观点，并有所发挥，成了谶纬国教化的经典,使今文学说完成了宗教化和神学化。《白虎通义》的大部分为复述董仲舒的学说及基本观点，班固在《汉书》中编造了《董仲舒传》，粉饰董仲舒，臆造了个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事，以及与此相连的《天人三策》，第三策中还有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谎称这一建议曾被汉武帝所采纳。《史记》直截了当地指出：“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西汉“元、成、哀、平”时期，莽朝，东汉时期，增删篡改《史记》，粉饰孔儒，贬低黄老。儒臣班固不喜欢但又绕不过在西汉中前期占统治地位的黄老道家，他在《汉书•艺文志》中他把黄帝书分散在了各家中，并把黄老之学从诸家学派第一，降到“可观者九家”中最后一名，仅在小说家之上，并把道家的另一支列在儒家之后位列第二。虽然黄老道家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呈现出了一种斑驳芜杂的特点，《吕氏春秋》甚至被称为杂家代表。事实上，黄老道家是以道家思想为根本的基础上吸收融合诸子百家思想。儒生肆意篡改《史记》，为抬高儒家地位，刻意曲解抹黑道家，模糊老子理聖的身世和世统。儒臣删改后的《史记》贬低黄老，但还是遗留司马谈父子尊崇黄老的痕迹。故里介绍的规格，老子等同甚至高过汉高祖刘邦。《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司马迁的《史记》涉及人物几千计，只有老子的里籍记载最详细，国、县、乡、里地址俱全。这一方面是因为老子在当时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司马迁和其父司马谈都曾长期“习道论于黄子”，即对黄老思想深入的学习。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史记》全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就是黄老学派的思想。东汉班彪、班固父子说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