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六国年表》序言曾经评论：

　　……六卿擅晋权，征伐会盟，威重于诸侯。……海内争于战功矣。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

　　这对于《系年》战国早期的叙事也同样适用。该段主要记载了三晋与齐、楚的连年冲突，其中涉及的战国早期战事主要有四次：

　　第一是第二十章简文记自晋敬公十一年（前441）三晋赵氏与越伐齐，齐人始建长城，一直到晋幽公四年（前430），赵氏、越与宋败齐师于襄平止，记载了晋赵氏联合越、宋伐齐的战事。第二是第二十一章简文记楚简王七年（前422），楚应宋悼公请，城黄池、雍丘，三晋率师围黄池；次年楚人夺宜阳，围赤岸，三晋救赤岸，楚人舍围与三晋战于楚长城，楚师宵遁。第三是第二十二章简文所记之前404年的三晋伐齐之役，迫使齐人签订“毋修长城，毋伐廪丘”的城下之盟。最后则是第二十三章简文历述自楚声王四年（前400）以降楚郑、楚晋间围绕武阳城的数次冲突，即便是“宋公田、郑伯骀皆朝于楚。”“秦人败晋师于洛阴，以为楚援”，“（齐）陈疾目率车千乘，以从楚师于武阳。（甲戌，晋楚以战。丙子，齐师至岩，遂还。）”但楚经过桂陵“无功”后，虽有“平夜悼武君率师侵晋。降郜，……以复长陵之师”，但最终仍在武阳城下楚师大败“尽弃其旃、幕、车、兵，犬逸而还”。

　　上述战事的主要发生地可粗略分为两类，其一是以齐、楚长城为中心，其二是以黄池、雍丘、宜阳和武阳为中心。二者之区别在于长城修建于本国（如齐、楚）边境，而黄池、武阳等城址则不尽然。换言之，长城之修建目的在于防御，诸城址则是几方势力此消彼长的晴雨表，是三晋、楚、齐等争霸中原的枢纽所在。

　　按《系年》记载，黄池、雍丘在郑、宋之间，是韩、魏欲扩张之地，楚人势力扩展至此，必不为三晋所容，故有前425年三晋率师“迵”（破坏）黄池之举。次年楚人为“复黄池之师”，北上夺取韩的宜阳，“围赤岸”，三晋救赤岸，大败楚师于楚长城。这就看出楚人势力被三晋压迫回归于楚长城以内。同理，三晋伐齐之役不仅将齐人势力逼回国境，还强迫齐人签订了“毋修长城”的协定，大大削弱了齐国自身的防御功能。更为重要的是，三晋“献齐俘馘于周王”并以齐、鲁、宋、卫、郑等朝周的功绩，正式被周王室确立为诸侯，第二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魏、韩、赵始列为诸侯”（《史记·六国年表》），是为著名的“三家分晋”之事。相较齐国而言，楚国国力强盛，故其能在数败后再次北上，虽有秦、齐等国的支持，宋、郑等国的归附，但最终仍被三晋率师大败于武阳城下。

　　《史记·乐毅列传》曾经形容战国赵都邯郸为“四战之国”，其云“赵邯郸，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后汉书·荀彧传》则称“颍川，四战之地也，天下有变，常为兵冲。”此所谓“天下有变”亦当包括王夫之所称举的“古今一大变革之会”的战国时期，而《系年》所涉之黄池、雍丘、宜阳等多地也是“常为兵冲”，故均可称之为“四战之地”。

　　如黄池一地，杨伯峻先生注《左传》哀公二十年“黄池之会”，曰：“黄池当在今河南封丘县南，济水故道南岸。”（《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1674页）春秋初为卫地，其时应是宋地，战国时则数易其主。《系年》记载以外，如《史记·韩世家》：“昭侯……二年（前357），宋取我黄池。”雍丘则本属郑地，后属韩，其地在今河南杞县。《韩世家》有“景侯元年（前408），伐郑，取雍丘。”宜阳，亦是韩地，在今河南西部。《韩世家》：“昭侯……二十四年（前335），秦来拔我宜阳。”《战国策?东周策》：“秦攻宜阳……秦拔宜阳。”洛阴，在今陕西大荔西。其地据《史记》记载是魏武侯击在四年前的文侯十七年时所筑。《魏世家》：“十七年，伐中山，使子击守之，赵仓唐傅之。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子击不怿而去。西攻秦，至郑而还，筑雒阴、合阳。”

　　按《系年》所述自“（楚声）王率宋公以城榆关，寘武阳”之后，有“郑人侵榆关……与之战于桂陵”“韩取、魏击率师围武阳”“鲁阳公率师救武阳，与晋师战于武阳之城下”等数次与之有关的战事。《楚世家》亦有：“（悼王）十一年，三晋伐楚，败我大梁、榆关。”杨宽先生曾指出榆关在新郑与大梁之间，原为郑地，为出入中原之重要门户，因而成为此后魏与楚争夺之要地（《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06页）。由《系年》可知，榆关早在楚声王四年已为楚国所领有。桂陵，在今河南长垣北。《水经?济水注》引古本《竹书纪年》：“梁惠成王十七年，齐田期伐我东鄙，战于桂阳，我师败逋。”桂阳亦称桂陵。《田敬仲完世家》：“齐因起兵击魏，大败之桂陵。於是齐最彊於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

　　“鲁阳公率师救武阳”，武阳一地似可与包山楚简“鲁阳公率楚师后城郑之岁”相系联。鲁阳公亦于此年兵败身亡，故以往将此年系于前320年是有问题的。文献记载有多处武阳，后晓荣先生曾经统计战国时期赵、楚、齐均有武阳地名（《战国政区地理》，文物出版社，2013，294-295页）。整理者疑此武阳在今山东阳谷县西的可能性较大，亦认为有在今河南舞阳县西的可能。据《系年》本章可知，郑国附近的武阳，即《张家山汉简·秩律》中称为“东武阳”的，似与楚声王寘武阳有关（苏建洲、吴雯雯、赖怡璇《清华二〈系年〉集解》，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877页）。

　　即便是目前尚无定论之赤岸一地，整理者已指出《楚辞·七谏·哀命》“哀高丘之赤岸兮，遂没身而不反。”《文选·七发》“凌赤岸,彗扶桑,横奔似雷行”等当与此地无关。而文献记载另有两处“赤岸”，如《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禹）于是周行宇内，东造绝迹，西延积石，南踰赤岸，北过寒谷。”《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臣昔从先武皇帝南极赤岸，东临沧海，西望玉门，北出玄塞。”上述两处“赤岸”似均形容疆域四至之极远之地，但在地理方位上已指出“赤岸”在南部，或与楚有关。其具体地望尚待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来证明。

　　上述“四战之地”的讨论，其价值之要似在于：

　　第一，《系年》记载印证了“地”之古史叙事的主干因素，在史书记载中的重要地位。《系年》所涉之战国早期“四战之地”，由上述亦可知黄池、雍丘、宜阳等地，其对于诸国势力消长和战国时期天下大势的影响并不仅在战国早期发挥作用。

　　第二，由《系年》简文联系相关文献记载，亦证明了《六国年表》“海内争于战功矣。……务在强兵并敌”之说的确定性。战国之称“战”国，在此意义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第三，长城的修建和对这些“四战之地”的城池的反复争夺，既承担了诸侯争霸的枢纽作用，也显示出其时“领土国家”概念的最终成形。西周时期，周人通过对四土的经营，周王朝的边疆始终处在动态发展之中。各诸侯国得周王“授民授疆土”。《周礼·地官·封人》有：“封人掌诏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凡封国，设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封邑之封域者亦如之。”郑玄注：“畿上有封，若今时界矣。”贾公彦疏：“谓王之国外四面五百里各置畿限，畿上皆为沟堑，其土在外而为封。” 孙诒让正义：“《大司徒》注云：‘千里曰畿。封，起土界也。’”照此说法，封国原来是有“四疆”范围的。是故《齐太公世家》曾记因燕庄公送桓公入齐境。齐桓公於是分沟割燕君所至的齐国疆土与燕。但其时已至春秋。西周封建初期，诸封国呈据点分布，国与国之间隙地尚多，彼此并不相连，其中不仅有充斥榛莽的隙地，而且往往有戎狄蛮夷杂处其间。诸侯就封后，首先筑城立国，以为自保据点，继而将管内领土扩至近郊，再向远方拓展，逐渐形成一定规模（毕奥南《从邑土国家到领土国家的边疆——先秦时代边疆形成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4期）。如齐征东夷，秦开西戎，晋、燕向北拓展，楚向南、向北发展等均属此类范畴，亦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后世所谓“领土”的观念蓋滥觞于此，而由《系年》战国早期叙事中长城的防御和重要城址的修筑与反复争夺中，则可正是“领土国家”这一漫长历史过程收尾的鲜明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