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篇

一、范蠡生平简介

范蠡生于约公元前536年，卒于约公元前448年，字少伯，华夏族，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今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黄台岗乡三十里屯）人，越国大夫、上将军，春秋末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商业家、经济学家和道家学者。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后隐去。

范蠡是中国早期商业理论家，中国古代商人的鼻祖，中国最早的慈善家，楚学开拓者之一，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南阳五圣”之一。

少年时代的范蠡，自父母去世后，他便跟随哥嫂生活，虽家境贫寒，出身卑微，却从不为日常生计操心，读书游学，不事耕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众乡邻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出身底层而行为怪异的年轻人，更对他的人生战略和远大抱负嗤之以鼻，认为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在其他族人的眼里，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个傻子、疯子、神经病。

虽出身贫贱，但是范蠡博学多才，与楚宛令文种相识、相交甚深。因不满当时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一起投奔越国，辅佐越国勾践。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国，灭吴国，一雪会稽之耻。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化名姓为鸱夷子皮，遨游于七十二峰之间。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后定居于宋国陶丘（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南），自号陶朱公。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他是范姓始祖范武子的玄孙，并被视为顺阳范氏之先祖。

范蠡画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西施画像（图片来源于网络）

范蠡扶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教训，十年生聚，终于完成复国大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范蠡深知越王为人长颈鸟啄，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审时度势，激流勇退，弃官从商，避开了政治漩涡。但是，范蠡的历史评价并不高。班固《汉书古今人表》将他列为“智人”；刘劭《人物志》说：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这种评价贬低了范蠡的价值，范蠡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从政坛退下来之后“二次创业”的人，可能范蠡不是“忠臣”，他离开了勾践，历代君主不会表扬这样的人，范蠡的名声远不如诸葛亮、岳飞等有名的忠臣。

在当时，其“辞官下海”并不为主流社会所推崇，甚至是违背了封建社会主流思想。中国封建文化强调为臣者一定要“忠”，而范蠡看到勾践阴险毒辣，一甩袖子就把君王“炒”了，实在为封建道德史学家所不容。中国封建社会大多歌颂清贫隐士，而范蠡辞官后竟“下海经商”，成为商业巨贾，“不清贫”、“不检点”，这在整个重农轻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自然是一反派人物。何况，他还拐跑了君王妃子西施，令其与他携手而去，让古代的史学家对他嗤之以鼻。所以，范蠡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建树，与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相比虽毫不逊色，但却在正史中鲜有记载。

我国长达五千余年的封建传统，均以“士、农、工、商”为列，士为首，商为末，直至宋朝，尚有商人穿鞋必须着一黑一白之劣规，故范蠡一生虽有辉煌业绩，然终因弃官经商的经历使他无缘与历史名人共同载入史册。范蠡主动辞官后，由士变商，而商人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

范蠡为后人做出了表率，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精神体现在：永无止境、从不言弃的进取精神；深谙保身之道，不恋栈权力，懂得该放手时须放手，有别人难以觉察的人生大智慧；儒道融汇互补的健全人格精神；高瞻远瞩的开阔视野；踏实稳健的务实作风，埋头苦干的奋斗精神；与人为善、正道而行、诚信经营的商业精神；事业成功后并不恣意享乐，而是关注民生，回报社会，恩泽苍生。

范蠡不愧是位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他身上那种独立潮头、敢为人先、踏实稳健、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传承数千年之久、使中华文明之脉绵延不绝、值得今人学习效仿的“士君子”风范。

二、范蠡生活的时代背景

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果实明显增加。经济发展，社会变化，造成社会制度的不平衡。动荡、变革，贵族制向平民社会发展，传统制度如宗法制、世卿世禄、井田制、工商食官、学在官府在动摇，依附性减弱，社会活化。

春秋讲“尊王”，战国无人讲；春秋贵族“世卿世禄”制，战国开布衣卿相之局；“田里不鬻”变成土地可以买卖；从“工商食官”到私人商业、手工业出现；从“学在官府”到学问下移，新兴士阶层出现。春秋时代，生产力得到发展——铁器的产生，牛耕、水利事业、施肥的推广，青铜制造、手工业的发展。铁器是当时最实用的工具。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商人活跃，城市发展，商人的自由度提高，不限制在一个地方从商。

到了战国，变法与改革促进了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变法与改革充满了曲折与反复，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在各国相继建立，出现了地主制度经济和活跃的士阶层，社会结构出现新格局。

铁器的普遍使用，生产力水平提高，社会经济得到新发展。战国是一个战争时代，兼并战争激烈，合纵连横，同时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科技取得新成就。

井田制的破坏使农民对自耕份地的占有关系加强，出现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贵族阶级的分化，也使一部分贵族下降为自耕农。战国初期，军功贵族通过赐予和买卖取得土地；同时，商人、货币持有人也通过买卖取得土地，他们和军功贵族一起成为新兴大土地所有者。春秋末期，农奴大量出现，其称呼隐民、私属徒、宾萌、族属等。

原属官府的工商，春秋末期已有很多人成为拥有不同生产资料和资金的个体工商业者，其中还有少数人成了大手工业作坊主和大商人。此时独立的商人也出现了，如弦高、范蠡、子贡等。司马迁认为，由于子贡的经商足迹遍布天下，孔子的名扬天下有子贡经商宣传相得益彰的影响。

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的扩大，农夫要“以粟易械器”，手工业工人要“以械器易粟”，都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贵族、官僚、地主的剥削所得主要是农副产品，他们也要通过商人的手换取大量的奢侈品。由于商品交换的需要，于是，民间商业冲破官营商业的藩篱而发展起来。当时到处都有不合法的市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列国也承认私商的合法存在而征收商税，商人纳过税就可以在城里的市场上进行贸易了。

孟子曾追叙商业生产的历史：“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

春秋战国的商业交换活动有两大类，一类是远距离的货物运输——行商，一类是某个区域内货物的聚散——坐贾。战国有的富有大商贾拥有雄厚的资本和劳动力，动辄用几百辆大车转运货物。如魏国大商人白圭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方法，获取其利。吕不韦是战国后期的大商人，他经营可以获利百倍的珠宝，与各国贵族、官僚打交道，后来竟爬到了秦国丞相的位置。

从春秋到战国的社会变化，由贵族到平民，人的变化非常重要。战国的社会结构，使人拥有流动的自由、从商的自由、思考的自由，这就是范蠡生活的时代。

三、范蠡离开楚国的原因

范蠡所处的春秋时期，中国的政治格局主要是北方的晋国和南方的楚国相互争霸。中原各国分别或是跟晋国结盟，或是跟楚国结盟。这样就形成了南北对抗、南北相互制衡的均势秩序，这是一种类似太极图的秩序。

北方的晋国为了制约南方的楚国，积极地扶持吴国来对抗楚国。公元前506年吴国军队攻入了楚国首都，楚昭王出逃。《孙子兵法》的孙子就是那个时期吴国的军师。伍子胥还掘开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后来是秦国出兵救楚，吴国才退回，楚国才得以复国，吴楚就此结下深仇。这时，范蠡是30岁左右。

伍子胥（公元前559年-484年），春秋末期吴国大夫。伍子胥之父伍奢为楚平王子建太傅，因受费无极谗害，和其长子伍尚一同被楚平王杀害。伍子胥从楚国逃到吴国，成为吴王阖闾重臣。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协同孙武带兵攻入楚都，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父兄之仇。

楚国为了对付吴国，就扶持吴国的宿敌越国来对付吴国。文种和范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越国的，他们去越国辅佐越王勾践来对付吴国。

文种本来是宛城的县令，范蠡是这个地方的读书人。范蠡的老师叫计然，计然当过楚平王的老师，而范蠡是计然的学生，文种是楚平王的手下。

公元前506年，吴军进入楚国首都，鞭尸楚平王。可以想见，这对计然、范蠡、文种来说，都是奇耻大辱。春秋时期的中国人是非常讲尊严和荣誉的，楚平王被鞭尸，计然、范蠡、文种他们会怎么行动？行动就是计然、范蠡、文种三个人都到了越国，帮助越王勾践消灭吴国。（本节选自简书，作者不详）

四、范蠡的主要历史成就

1、政治成就

劝服勾践保全性命。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攻打越国，然而在檇李（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被击中脚趾，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吴国日夜演练士兵，准备向越国报仇，打算先发制人，再来个檇李大捷。南阳人范蠡力谏：天道要求我们盈满而不过分，气盛而不骄傲，辛劳而不自夸有功。勾践不听范蠡劝谏，执意出兵。范蠡预料此战凶多吉少。果然，越国遭遇会稽山大败。范蠡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而吴王没有听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进言，罢兵而归。

动摇夫差起恻隐之心。按照吴越双方议和的条件，越国战败过了两年，越王勾践将要带着妻子到吴国当奴仆，他想带文种。范蠡愿随勾践同行，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可以看出，范蠡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且具有敢于担当的高贵品格。吴王夫差想劝范蠡离开勾践，到吴国帮助夫差，而范蠡毫不动摇，很坦然说道：“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令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这是范蠡导演、勾践出演的一出荒诞剧，演出成功对勾践的前途起了至关重要的变化。经过此事，吴王被深深地感动，对勾践动了恻隐之心。而在政治当中，掺入了个人私情，注定夫差的结果是悲惨的。

巩固军事力量，消磨敌方意志。战争之后，越国几乎跌到谷底，且其在复兴之时，要慎之又慎，切不能让吴国有所察觉。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的措施，使百姓得到安定。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重建国都城。在建城的过程中，范蠡建了两座城，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建得残缺不全，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重视军队训练，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组织了敢死队，以最高金额奖励。为了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最喜好的东西，以讨夫差的欢心。还向夫差进献美女，消磨夫差的意志。

卧薪尝胆，二十年磨一剑。公元前476年，伐吴的条件终于成熟了，此时夫差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使国力严重消耗，后方空虚，唯独老弱与太子留守。越国经过近20年的精心准备，国力强大，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全线崩溃，吴王夫差逃到姑苏台上固守，同时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祈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平复了勾践动摇的心态。夫差自杀的时候，想念起伍子胥，认为自己愧对伍子胥，以至于造成如今的结果，遂蒙面自杀。

2、商业成就

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丘，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宋国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

范蠡丰富的经营思想，都值得我们重新认识。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据时而动，得失均衡。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很有现代价值。他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超时以待，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抓住现时得时无怠，因为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

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

销售理论，贵出贱取。贵出如粪土，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贵上极则反贱。贱取如珠玉，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贱下极则反贵。

三八价格，农末俱利。范蠡以为“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

积着理论。“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

薄利多销。范蠡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这种非常人性化的主张，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中经商求诚信、求义的原则。

待乏论。范蠡主张把握商机，候时转物。他遵循经济丰欠循环论经商，提出“待乏论”，不要人等货，应让货等人。要准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

3、军事思想

朴素唯物主义战略观。对于整个国家的军事战略问题，范蠡主张：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与地，其实这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战争观。“持盈者与天”，指出了万世万物都有其自然的规律，就像日月更替，月圆月缺一样，他提醒勾践要按照规律办事，遵守天地间自然的法则，这样才能达到战争的目的。“定倾者与人”，同样是唯物论的观点，提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人要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同时积极谋划准备，把“人事”的作用发挥到最大。“节事者与地”，指出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在对吴国的战争中，范蠡很重视本国生产的发展，还对吴国发动了“粮食战”。强则戒骄逸，处安有备；弱则暗图强，待机而动；用兵善乘虚蹈隙，出奇制胜。为后世称道并沿用。

灵活多变的战术观。范蠡在具体的战争实践和战争指挥中，所运用的谋略十分灵活多变。他主张“后则用阴，先则用阳；近则用柔，远则用刚。”在战场上，如果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就必须坚定不动摇，并要行动迅速，速战速决，如果要后发制人，则要谨慎周密；当敌人靠近的时候，可以主动示弱，引诱敌人，而后出奇制胜，当敌人距离较远时，则要以强大的气势来震慑敌人。范蠡还主张在合适的时刻，要尽力促成主客的变化，灵活运用主客这一对矛盾来赢得战争的胜利。

富国强民的国防观。范蠡说过，审备则可战，审备慎守，以待不虞，备设守固，必可应难。要想战胜别人，首先要经过周密的准备，准备周密，谨慎防守，这样才能应对未知的挑战，准备充分才会在面对危险困难时有备无患。这表明他充分认识到了战争准备的重要性，在这一主导思想的指导下，他提出了富国强民的国防战备观：“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行，则万物之情可得而观已。”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必须搞好战备物资，然而战备问题牵扯到方方面面，首先要发展生产，越国在范蠡和文种的主持下，颁布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措施，富国强民。

4、经济思想

春秋末年，范蠡提出的“农末俱利”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这表现在：首先，他提出了“谷贱伤民、谷贵伤末”的问题，通过把价格调整到一定范围内而作到“农末俱利”。这样既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又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协调发展。其次，他明确提出了商品价格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尤其是恰当地处理好谷价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关系对生产与流通的作用。范蠡试图通过调整价格促进生产和流通，这都是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这也是值得肯定的。再次，怎样把物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呢？范蠡主张用“平粜”的办法，这就需要丰收年国家把粮收购储藏起来，在歉收年缺粮时国家再把粮食平价粜出，这样才能起到平定粮食和其他物价的作用，这就叫做“平粜齐物”。所以“平粜”是范蠡首先提出来的，战国时李悝推行平粜法和汉代设“常平仓”都是这一思想的发展与实践。因此，“平粜”思想的重要性也不可忽略。

范蠡有治国理财的实际经验，他提出的“农末俱利”的价格政策和“平粜齐物”的经济主张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劝农桑，务积谷”、“农末兼营”、“务完物、无息币”、“平粜各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 等至今对现代的经济建设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5、道家思想

北魏李暹为《文子》作注，就曾指出：文子姓辛，葵丘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此乃计然，即老子弟子文子的重要文献证据，正是这条材料使我们可以将范蠡与老子的学术联接起来。从年代上来看，范蠡在老子之后约四、五十年，而计然正好处在老子与范蠡之间，他就是老子之弟子文子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计然何时何地师从老子已不可考，或在老子为周守藏史期间，或在老子去周为“隐君子”期间，后“南游于越”为范蠡之师。

从《史记·货殖列传》《越绝书》《吴越春秋》《文子》等典籍的材料看，计然继承了老子的思想，并在实践中对老子的道论、自然无为的思想和治国治身的理论有所发挥和运用。特别是计然提出了关于天地阴阳刑德吉凶的理论和时变因循的理论，是对老子道家学说的重要发展，这些理论为范蠡所承袭并进一步运用发挥，后来成为战国时期以《黄帝四经》和《管子》等为代表的道家黄老之学的重要内容。从计然到范蠡，在长期的政治、军事和实业活动中，对老子思想加以运用和创新发展，终于形成了道家思想成功指导社会实践的新局面，开辟了道家学说理论发展的新领域和新方向。

道家学派创立后，原本主要是在南方的荆楚、吴越等地域流传，而战国中后期的道家黄老之学，又主要兴盛于北方列国，特别是齐国，道家学说何时经由何人传入北方？这是先秦道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迄今尚未有人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在道家思想的传播与发展的过程中，范蠡入齐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春秋战国之际，范蠡将老子的思想传播到齐国，开始了道家学派在北方列国流传发展的新时期。道家学派在北方流传发展的最重要结果，是稷下黄老之学的出现，其标志是帛书《黄帝四经》。

根据《史记》等史书的记载，范蠡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霸越之后，急流勇退，“浮海入齐”，定居于陶（今山东定陶），开始了后半生的实业生涯，成为远近闻名的“陶朱公”。他所传承的老子道家思想也随着他在实业上的成功而在齐国传播，并最终发展成为道家学派的重要学派——黄老之学。由此我们就可以解释《国语·越语下》同《黄帝四经》《管子》等战国黄老作品为什么有那么密切的思想联系，也就可以清楚地勾画出一条从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原始道家到战国的北方黄老之学之间流传演变的清晰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