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辛十祀征夷方与商王巡狩史实 李 凯

《帝辛十祀征夷方与商王巡狩史实》告诉了我们商王的真实情况：帝辛十祀征夷方不仅是一次远征，也是帝辛以经营东土为目的的巡狩活动。此次巡狩发生在鲁西南、鲁西北直到潍坊一带。屡次征夷方似与帝辛的征服欲有关，东夷文化的顽固性，使他们与商人制度格格不入，帝辛试图以武力使之融入到商文化圈中。

自殷墟甲骨文发现以来，学者们对征夷方（一释人方）卜辞进行了大量深入系统的研究，使之成为甲骨学研究中成绩斐然的例子。其中，帝辛十祀征夷方历时200余日，行程2000里，可谓旷日持久。帝辛在途中各地点都有长短不等的停留，其行程并不是到夷方最近的路线，征伐夷方也不是此次活动的惟一内容。把征夷方看作商王的巡狩活动，应在情理之中。而帝辛十祀征夷方卜辞提供了数量众多、连续性强的商王巡狩的详细资料，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夷方的位置与帝辛征伐的路线，有西方说、南方说、东方说的不同说法，各家把卜辞地名与文献记载相比附，古代地名重名者甚多，故各家皆有所据，莫衷一是。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丰富，学者们尝试着将考古遗迹与卜辞地名相联系，逐渐认识到东方说越发可信，从而使得这一问题大有推进。主张东方说的李学勤、王恩田、方辉先生所考定的伐夷方路线，最为详实。本文在三家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商王巡狩的史实。

一、征夷方路线再析

通过学者们对帝辛十祀伐夷方的研究，有两点是明确的。首先，陈梦家先生指出，帝辛十祀征人方卜辞中，“‘正人方’是说去伐人方，指其往程；‘来正人方’是说来于正人方，指其归程。”学者们以此把错乱的卜辞重新排谱，分成清晰的往返两部分。王恩田先生指出，帝辛正是“正月癸卯在攸侯喜鄙永”（《缀》189）之后才始书“来正人方”的。这也即帝辛回到“攸”旋即班师奏凯之时，足见此论正确。第二，伐夷方所至的“淮”，经学者们长期研究，可以确定夷方在今天的山东中东部，其都邑在淄、潍之间的鲁北地区。这一点现在已有比较充分的考古资料支持。

参考王恩田等先生的研究，本文重新考察整个征夷方的行程（图一、表一）：

1、自“大邑商”至“雇”。按专家们的研究，此次征伐夷方始于帝辛十祀九月甲午（《合集》36482），历经30天，于九月癸亥到达“雇”地。“大邑商”一般认为就是殷都安阳。雇”，郭沫若先生认为地在今山东范县东南50里的顾城。王恩田先生云，安阳至范县顾城约280里，30日始达，平均日行不足10里，盖由于中途有若干地点的停留。

2.自“雇”至“乐”。在“雇”地逗留时间不清，经“”“香”“噩”地于十月乙丑到达“乐”地。王恩田先生认为“乐”通“泺”，源头在今济南城内趵突泉；自范县顾城至济南约300里，历时26天，日行12里。

3.自“乐”至“商”。在“乐”地逗留时间不清，于十月辛卯到“”地，逗留6天之后，于十一月辛丑“[步]于商”。王恩田先生认为这里的“商”在泰安；自济南到泰安道朗140里，在地逗留6天，行程6天，日行20里。

4.自“商”至“攸”。在“商”地逗留3天，于十一月己酉到达地逗留3天之后于十一月癸丑到“亳”地。帝辛在“亳”逗留2天，经、鸿、桑、、危等地，于十一月癸酉到达“攸”地。

5.自“攸”至“淮”。在“攸”地逗留时间不清，经等地，于十二月丙戌到“淮”。“淮”即潍水。李学勤先生认为当读为“沭”，《水经·沭水注》：“沭水……水北出大岘山”，山在临朐东南、沂水东北，即著名的穆陵关所在。自邹平到潍水250里，历时13天，日行20里。

6.自“淮”返“攸”。十二月丙戌在淮，即潍水，4天后庚寅到“瀰”，展开了与“林方”的战斗。在“瀰”逗留5天，于己亥到“春”地，接下来四日内经“某”三地于正月癸卯到达“永”地。二日后乙巳到“”，丙午到“攸”地，把夷方首领“毚”擒获，把“白（伯）”焚尸（依李学勤先生说）。自潍水到邹平250里，历时20天，除在“瀰”逗留的4天，历时16天，日行16里。

7.自“攸”至“杞”。从正月丙午到二月癸酉，在“攸”地逗留28天，说明“攸”地是商王经营东土的重要根据地。之后开始班师，连续经过“”、危”、、“桑”、“香”等地，于二月壬辰到“杞”。清代晚期新泰就曾出土杞伯每亡器群。自邹平到新泰230里，历时19天，日行12里。

8.自“杞”至“”。二月壬辰在“杞”地，步于“诇”地，次日癸巳在“诇”地，甲午在“诇”地步于“”地。何时到“”地，卜辞不详。王恩田先生根据李学勤先生《殷代地理简论》用过的祖庚、祖甲时代一组与帝辛十祀征夷方行程相同的卜辞（《后上》13.1、《粹》1570、《南明》359），说明从“杞”至“”历时5天，应于二月丁酉到“”。1973年，山东兖州李宫村出土铜器，有铭文“”。王恩田先生云，从新泰到兖州200里，历时5天，日行40里。

9.自“”至“商”。自“”经“”于三月乙巳至“商”。历时8天，自兖州至泰安约150里，日行近20里。

10.自“商”至“乐”。三月丙午在“商”（泰安），乙酉在“乐”（济南）。王恩田先生云，历时3天，行140里，日行40余里。

11.自“乐”至“河”。三月己酉在“乐”，经“桑”、“香”、“”，于四月癸酉抵达“云”、“奠”、“河邑”。“河”即旧黄河，此路与往程有别，何时抵达殷都以及中途其他环节不清。自济南至旧黄河约350里，历时24天，日行14里。

二、从帝辛十祀征人方看商代巡狩

古人认为“三十里为一舍”，即军队30里一宿营，“一舍”约合今25里。在上文所说帝辛每天行程平均里数中，绝大部分是在25里以下，合于实际情况。仔细考察征人方这一过程，不难发现，与其说这只是一场征伐夷方的战争，倒不如说是帝辛发动的以武力征伐为支撑的、经营东国的巡狩活动。首先，就伐帝辛十祀征夷方所用时间、速度、路线等情况看，与单一的战争有很大区别。表现在：第一、此次征夷方往程所用时间大于归程时间。往程从帝辛十祀九月甲午自“大邑商”出发到十一祀正月丙午到“攸”地，历时127天，行程1420里；归程从正月丙午在“攸”地逗留开始，到四月癸酉抵达“云”、“奠”、“河邑”，历时89天，行程1070里（包括“攸”地逗留的28天时间）。即便从往程中扣除自“攸”至“淮”、自“淮”返“攸”29天的前线作战时间，往程剩下98天，也大于89天的归程。往程大于归程不符合常理，如果说战事紧急，帝辛十万火急奔赴前线，会想方设法节约时间，就不会有这10天的差距。第二、此次征夷方往程平均速度为每日11里，归程平均速度为每日12里，都远远低于“一舍”为25里的常规速度。自“杞”至“”、自“商”至“乐”的两处每日40里的急行军也发生在归程，并不是往程中。可见此次伐夷方时间相当宽松。第三，此次征夷方的行程，并不是直线，而是几经波折的折线。往程的波折程度要小于归程的

波折程度。这说明迎战之前，帝辛明显出于战争需要奔赴各个东国要地与军事据点；战争胜利后，帝辛对这些地点进行了更多目的性很强的视察活动。第四，帝辛还在“”、“商”、“瀰”、“诇”等许多地点有或长或短的逗留，这绝不仅仅为了休整军队，也是出于战略与经营东国的需求进行的巡视。

其次，整个征夷方的过程中，反映商人与夷方正面战斗的卜辞并不多，这说明200多天里，非战斗的活动还是主要的。陈梦家先生《殷墟卜辞综述》中只举出《哲庵》315一辞。李学勤先生指出，一些无名组晚期卜辞的下限可至帝辛十祀征夷方，不乏有具体战况的描述，如“王族其敦尸方邑，右、左其。弜，其，于之若。右旅[弜]雉众”(《屯南》2064)、“王其以众合右旅[左]旅于，，吉。在”(《屯南》2350)等等。可能无名组卜辞的贞人与黄组卜辞的贞人存在分工之别。即便如此，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时代，遇到战事是不能不占卜的。可以推知，商军大规模进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就俘获了夷方的首领；无名组这些反映前线战斗的卜辞，在数量众多的帝辛十祀伐夷方卜辞中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大部分卜辞卜问的还是王在某地，是否有灾祸的内容。

再次，众多考古遗迹表明，商王在东国的势力非常大，商王朝以及归化商王朝的部族创造了海岱地区的商代文化，覆盖了鲁西南、鲁西北直到潍坊一带的广大区域；巡狩正是商王对这些在其掌控之中，但又距离殷都较远的东国诸侯的有效控制方式。“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孟子·梁惠王下》），商王虽比不了后代帝王的威严，但说商王以“诸侯之长”的身份实现了对东国的有效掌控，当无大碍。李学勤先生引《合集》36182+《殷墟甲骨辑佚》690与《辑佚》689，知帝辛曾通告东国诸侯讨伐夷方：“禺（遇）尸方率伐东国，东东侯，尸方，妥余一[人，余]其比多侯”、“[禺（遇）尸方率伐东]国，东东侯，[尸方，余其比多侯]甾戋（践）尸方”，“从多侯”即联合归服商王朝的东方部族剿灭夷方。此次伐夷方卜辞中，考古资料可知的东方古国就有：

1.“商”

“商”是殷人在东方的旧都。据王恩田先生披露，1960年山东泰安道朗龙门口水库出土春秋早中期的《商丘叔簠》，铭文云“商丘叔作其旅簠，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此器时间虽为春秋，但反映了泰安曾为商人都城的史实。这可追溯到相土时代，《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周成王命卫康叔“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王国维先生《观堂集林》中《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就考证“相土之东都”当在泰山下。古代往往地名随部族迁徙而带走，泰山不仅是上古东方的文化中心，又是殷人的故地，把泰山称为“商”也是合理的。商人对自己先祖的都邑应非常重视，一定有重要的贵族经营；帝辛十祀伐夷方时把这里当作要地，故往程与归程都路经此地。

2.“攸”

“攸”是商人与夷方作战的大本营，位于东夷文化与商文化最典型的交融区域内。《汉书·周勃传》与《水经注》等文献显示“條”（攸）在山东邹平。邹平丁公遗址的发掘也与这一点吻合。丁公遗址第一次发掘，发现了若干遗存，与安阳殷墟二期相当，也有接近于从殷末到西周早期的遗迹。第二、三次发掘，遗存可以分为前后两段，前段出土分裆较高、实足尖内勾的绳纹鬲、甗等，特征与殷墟文化中晚期相近，时代应与之大体同时；后段多见低裆无实足根的绳纹鬲、甗和沿面较宽的三角划纹簋等，该段遗存明显具有商末的作风，下限可能已入周初。在整个鲁北地区，商末周初遗存发现较少，出现如此明显的中晚商遗存，把它和“攸”地联系起来，是合乎情理的。邹平的“攸”地与益都苏埠屯的“亚醜”距离不远，而且关系密切。“……其大出，吉。醜其（驿）至于攸，若。王占曰：大吉。其迟于之，若。”（《前编》5.30.1）王恩田先生指出，这条卜辞卜问夷方大出时醜族驿传到达“攸”地的吉凶，可知醜族驿传的目的不是“攸”，而是安阳的大邑商，甚是。“攸”是位于益都苏埠屯醜族前往大邑商的必经之地，邹平正在益都之东与益都相邻，与此卜辞正相合。

3.益都苏埠屯

青州一带存在商人极其重要的都邑，地位应仅次于殷墟。早在1931年,苏埠屯村就曾出土两批铜器，第一批8件，第二批7件。其中觯的圆足内发现有“亚醜”铭文。《山东金文集存》辑录苏埠屯出土的6件铜矛，也都有“亚醜”铭文。1965到1966年，考古工作者在益都苏埠屯村发掘了4座商代墓葬和1座商代车马坑，又出土“亚醜”铜器。其中1号墓规模之大，殉人之多，与河南殷墟西北岗王陵区相似。发掘者推断，墓主人的身份应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墓的形制是“亞”字形，并出土两把大型的铜钺。1986年又清理发掘了8座商代墓葬。由于苏埠屯村屡次出土“亚醜”青铜器，所以有学者设想这里可能是“亚醜”族的墓地。有卜辞云：“辛卯王[卜贞],小臣丑其作圉于东，对。王占曰:大[吉]”(《龟甲兽骨文字》2.25.10)，“作圉”，即建立疆界，该辞卜问小臣醜作疆封国于东土，是否可当其位。从《前编》5.30.1卜辞可知，醜在帝辛伐夷方之前就担任了重要的任务。

4.杞

清末新泰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共9件，都有铭文，各器铭文基本相同，均为杞伯每亡为其妻邾曹所作之器，时代属春秋早期。铭文中的邾曹，即嫁给杞伯每亡为妻的邾国之女。王恩田先生考证，除西周分封于河南杞县，后迁都于缘陵的周代杞国之外，还有一个商代时已经建立的杞国，其地正在山东新泰境内。

5.“”

1973年6月，在山东兖州李宫村发现一批青铜器，其中卣和爵上有铭文，分别是“册父癸”和“父癸”。公布者认为““””即《左传》定公四年分封给鲁国“殷民六族”中的“索氏”，王恩田、李学勤等众多先生从之。

综上，帝辛十祀伐夷方，包含了帝辛对东国的巡狩活动。此次巡狩的行程，大部分在鲁西南、鲁西北直到潍坊一带一马平川的区域，是帝辛为了经营东土有意为之的活动。

三、余论

方辉先生近年对鲁北平原地区所出盔形器进行调查，认为商末征夷方目的是为了控制该地区丰富的海盐和其他资源。这个论断很令人信服。但是除此以外，屡次征夷方似应还与帝辛的征服欲有关。“纣之百克，而卒无后”（《左传》宣公十二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都能说明帝辛的野心非常大，和历史上众多穷兵黩武的君主一样。这种征服欲是历史条件使然。在血缘部族林立的商代，巡狩往往表现为中原王朝对距离中原较远部族的省视。这些部族虽然在中原王朝的掌控之中，但对中原王朝若即若离、甚至时叛时服，于是王者为了扭转统治上力不从心的状态，采用了亲自远狩的方式维护政治秩序。所以这时的巡狩伴随着征伐。此时所谓征服，也不过是向商王朝交纳贡赋、在名物制度上与商文化靠近。虽然一个个血缘纽带仍没有打破，但这是氏族国家向领土国家迈出的重要一步。

考古资料显示周人在克商之前，先周文化也明显地受到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周原甲骨文中周部族首领成为“周方伯”，这说明周本是臣属于商的一个方国，受着商王的左右。周人在名物制度上有意向中原商文化靠拢。这样迎合了帝辛的征服欲。在周文王“戡黎”时，帝辛还不以为意，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帝辛认为周人已经成功纳入到商文化圈里了。

与周人对照，东夷文化显得极其保守稳固。近年来考古资料表明，承接岳石文化而来的、分布于鲁东潍河、瀰河与胶来河流域、以夹砂素面红褐陶为典型特征的珍珠门文化，正是东夷文化的代表。他们的土著色彩极其浓厚，在大汶口至商前期的鼎盛时期较多影响中原。东夷与夏商王朝的交往中，其礼制、礼器大量被夏商王朝所吸纳，但他们本身吸纳的中原文化因素却少之又少。直到晚商以降，东夷文化走向衰落后，还较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独有特征。东夷文化的顽固性，使得他们与商人的制度格格不入。帝辛的征服与巡狩，目的也不只在于让夷方给自己贡纳，而是试图以武力

使之融入到商文化圈中。但屡次的巡狩与征伐是空前耗费国力的，帝辛的敲骨吸髓，也为了支撑巡狩活动与战事，这在生产力落后的商末无疑超出了社会的最大承受力。国内空虚还给周人以可乘之机。从这个角度看，商人败亡的悲剧，并不仅是商贵族腐化堕落的缘故，更大意义上是国策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