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泾阳寻找农耕文明的源头

泾河一梦醉千年，郑国渠水泽秦国

2200多年前，在今天的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一条贯通泾河与洛河、全长300多里的人工引水沟渠开工，历时十余年建成，以水工郑国的名字命名为郑国渠，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跨流域引水的水利工程。

据史料记载，战国末期，在秦、齐、楚、燕、赵、魏、韩七国争霸中，秦国国力蒸蒸日上，虎视眈眈，欲有事于东方，首当其冲的便是韩国，但韩国国力衰弱，无力抗秦。公元前246年，韩桓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所谓的“疲秦”之计。他以水工郑国为间谍，派其入秦，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表面上说是可以发展秦国农业，真实目的是要耗竭秦国实力。

然而，郑国渠建成后，灌溉农田可达四万余顷，使秦国的大本营关中平原成为沃野良田，秦国实力大增，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疲秦”之计成了“强秦”之策。同样一项国策，秦国诱使山东诸国私铸盐铁的弱国之计，导致了山东诸多国力衰败，而韩国的“疲秦”之计却成就了秦国的千古帝业，由此引发我们无限的遐思。

从吴氏庄园游览结束后，我们一路驱车沿着在原郑国渠旧址上修建的泾惠渠逆流而上，去探寻那个曾经成就大秦帝国霸业的郑国渠源头。

在关中平原西北的地平线上，横亘了一座山脉，那就是仲山。仲山，是淳化泾阳两县的天然分界岭，其主峰钻天岭海拔1600米。北仲山就像一道屏障，横亘在泾河出峡谷而入关中平原的连接处。泾河，以其驻地泾源而得名，东出六盘山脉，越关山、跨高塬、穿丘陵、趟过冲积平原，抵高陵而入渭，延绵450公里，河谷狭窄而多险滩，雄伟峻峭。

根据史料，周先王十余代居于豳，勤耕于泾河之畔，遗下“重稼穑，殖五谷”之古训，对泾河流域农业影响深远，因此泾河流域算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摇篮。

秦始皇时期兴建郑国渠，十年始成，《史记·河渠书》载：“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于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其后，汉、唐、宋、元、明历朝历代挖堰修渠至到民国时期的泾惠渠，都是在原郑国渠的遗迹的基础上而修建。汉代白渠，宋代丰利渠，元代王御史渠，明代广惠渠、通济渠，清代龙洞渠，民国时期的泾惠渠，至今还惠泽于关中平原。到了民国十八年，陕西连遭三年大旱，饿死250万人，逃亡40多万人。1930年爱国将领杨虎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救民于水火，邀请同乡、近代水利科学家李仪祉从南京返陕，主持兴建泾惠渠，经过四年施工，于1934年渠成，灌地60万亩，成为中国当时现代水利工程的典范。为感念水工李仪祉的功绩，李仪址被尊称为当代大禹、近代关中水利之父，死后他的墓地选在泾惠渠畔分水闸后的张家山，并在泾阳为他修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李仪祉纪念馆。

泾河是渭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宁夏泾源县六盘山中，向东南缓缓地流着，流到陕西境内，进入长武、彬县的丘陵沟壑区域后，就有些躁动不安了。浑厚瓷实的黄土大塬被泾河经年地切割冲刷，河道开始变得幽深曲折，蜿蜒到达淳化县境内时，被一座巍峨石质大山—北仲山迎面挡住，于是，泾河在高山危岩面前积攒起亿万年的力量，硬是将北仲山从中划开，一劈两半，冲划切割出一条险峻的深谷，号称关中第一峡的泾河大峡谷，它位于仲山南麓，峡谷长14公里，宽80--120米，高近500米，悬崖峭壁、谷窄岸陡，曲流发育，水流喘急，气势壮观，是关中境内面积最大、流域最长、最为险峻的大峡谷。

泾河，作为郑国渠的水源地和源头，近年来借助郑国渠的影响，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优势，在泾河流域里开发出了一个重大旅游项目—泾河大峡谷，哪里也就成为了寻访千年古渠源头的圣地。

从景区门口乘坐摆渡车穿行在蜿蜒的盘山道上，穿过人工开凿的两个壁挂隧道，就进入山高谷深的泾河大峡谷，全长10余公里。

走进峡口，一道瀑布悬挂于绝壁之上，它雷霆万钧，烟雾弥漫，水沫飞溅。

站在半山腰的观景平台上仰视山间，俯瞰河谷，上古时期的造山运动使这里山势奇骏，峡谷里陡峭幽深，河床上怪石星罗棋布，粼粼河水环绕其间，若无现代技术凿山修道，却是一个人迹罕至的秘境。

我们沿着陡峭的台阶走下河床，但见飞流溅玉，河曲蜿蜒，壁立千仞，峡谷逼仄。

作为生活在陕南山区的我们，这样的高山峡谷，比比皆是，司空见惯，然而促使我来到这里的并不是这里险峻的自然风貌，而是心中那种探原寻踪的人文情怀，因此我们也就没有在深入其境，而是看完一两个景点就折返回去了。

郑国渠之于陕西，犹如都江堰之于四川一样，两千多年前，因它的修建，而成就了大秦帝国的霸业。郑国渠对于陕西和大秦帝国乃至于中国的历史意义，我们无论怎么去高估它的历史价值都不为过。

对于我们这个农耕民族来说，水，不仅仅是人类生命之源，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无论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还是用水灌溉农田的农耕民族，水都是不可或缺的最基本的自然生存要素。

我们一直把黄河流域称之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就像诞生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恒河流域的古印度、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等四大文明古国，这些文明古国都与一条河流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中国这个诞生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民族，也同样与河流息息相关。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孕育的黄河文明，的确是人类历史上一种非常早熟的文明。可能就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在这里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使得人们潜伏的创造才能被挑战刺激起来了，大约在八千年前，农耕文化就在黄河岸边、泾河流域里诞生了。在同恶劣气候、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洪水泛滥的斗争中，使得中国人的治水，历算，土地测量以及农业耕作，饲养家畜制陶冶炼等等技术，比西方早成熟至少一千年。

人类从四处狩猎到固定在某一片土地上，文明所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摆脱野蛮人的第一个代价，就是被牢牢地栓在土地上，这种被土地牢牢捆绑的命运就注定了它对水、气候等自然因素的高度依赖，因此在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其实就是与自然挑战的历史，中国农耕文明的历史进程，其实就是与自然挑战的历史，中国农耕文明的进化的历史，就是一段利用自然、治理水患，改造自然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也是一段因土地的争夺、干旱、水患等土地的争夺和自然灾害导致王朝更替的历史，就连历史上的秦王朝也是因为一场暴雨山洪这一诱因导致的暴动而引发的。

同时，对于一个农耕民族来说，人们对土地的依赖以至于对土地的占有欲，一直支配和左右着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的历史的走向。一个朝代因土地的开垦利用而兴，因为对土地的占有而引发的战乱而衰；王朝更迭也因土地分配占用不均而引发。

我们的祖先，从洞穴里走出来，从饮毛茹血的原始生活中，到渔猎狩耕，最终选择了耕种，并在长期的农耕中创造了辉煌的农耕文明，他们把自己牢牢地捆绑和固守在那片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和留恋，对土地的渴求与占有欲使他们甘愿为了土地而拼命流血，就是那些因商致富的商家巨富们，他们最终会把用血汗赚取的大部分财富或者买官鬻爵，或者被置换成一陇陇的田地。

从河伯、大禹治水的神话，到都江堰、灵渠的修建，从秦郑国渠、汉白渠，宋丰利渠，元王御史渠，明广惠渠、通济渠，清代龙洞渠，民国时期的泾惠渠的修建，以及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历经数千载，无不寄托着千百年中国老百姓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根除水患的愿望。而眼前这条深藏于仲山高山峡谷的泾河，因为一条人工开凿的水渠灌溉关中沃野良田而成就了秦王朝的帝业，也因为历朝历代在此基础上的一再开发利用，灌溉关中数万顷良田，也成就了关中“自古秦中帝王州”的美名，关中也因此成为自秦汉以来建都的首选之地，也成为了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成就了汉唐的辉煌。因此，当我站在这高山峡谷里，近距离的目睹那条曾经滋润和催生中国农耕文明的河流，还有泾河在高山溪谷里奔腾流淌的神韵，不由得心生无限的感慨，它虽然没有陕南汉江的灵韵和毓秀，甚至还有点苍凉，但它却带给我巨大的震撼和感动。

站在这条深藏于高山峡谷的河流近前，脚踏八百里秦川沃土，面对两千年前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宏伟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的源头，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从秦郑国修渠，到如今的的泾惠渠，如同关中民众为当代大禹近代关中水利之父李仪址修坟建馆一样，人们对那些惠泽千秋的历史功臣，心中岂是一个“感恩”二字能够概括？如今看到奔流的泾河河水和源源不断流淌千载的郑国渠，它让我有一种婴儿找到乳汁一样的感觉，心中那份发自内心的依恋和崇敬油然而生，因此也对于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对土地、对水源的依赖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受。

如果说水是生命之源的话，那么水和土地，同样也是滋养我们这农耕民族文明历史生生息息不竭的源头。而地处渭北的泾阳，因为有了自古帝王州的关中八百里秦川和古郑国渠的千载流淌和滋养，因而也就成为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祥和兴盛之地。

带着这样的感慨和感悟，结束了我的泾阳探寻中国农耕文明源头的寻访之旅。

（初稿于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