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之学指自宋代以来研究儒家经书义理、探究宇宙和心性的本源以及万物之理的道德形而上学。亦即北宋至明清时期的理学。之所以谓之“义理之学”，一方面是相对于章句之学和考据学；另一方面，由于其侧重于讨论理气、心性等中心问题，故又称性命义理之学。

关于义理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先秦典籍。如《易·说卦》“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管子·心术上》“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礼记·丧服》“理者，义也”，又《礼记·礼器》“义理，礼之文也”，《孟子·告子上》“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荀子·议兵》“义者循理”等等。但先秦时期的义理观只是探讨义理的一般性问题，尚未形成义理之学。

到了汉代，儒家典籍被尊为“经”。汉儒治经虽然亦讲求经义，但大多囿于章句，着力于经书的训诂和考证，繁琐而保守，对经典义理有欠发掘，更少创新。到了宋代，宋儒敢于吸收道家和佛家思想与方法，打破章句师法，沉潜涵泳，证悟经典义理。北宋张载云：“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张载集·经学理窟·义理》)

这种探究道德形而上之道的义理之学，在哲学史上，贡献了不少富有特色的哲学范畴和命题。如张载的太虚、气化、参两、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等，程朱的天理、理一分殊、性即理、格物致知与即物穷理、天理与人欲等，陆王的心即理、吾心即是宇宙、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等。正是这些哲学范畴和命题，组建了较之先秦、两汉时期更为精深和完善的理学思想体系、影响深远。

但是，义理之学后期流于空谈性命义理而疏于章句考证，流弊甚大。实际上，义理、考证和章句三者密切相关，不可偏废，所以清代学者姚鼐指出“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