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处处将象山心性之学看待为异端，比附为禅学，足以证明朱子不能透彻孟子心性之学，于内圣之道始终不能相契相应。禅宗与象山虽然皆提倡直指人心，见性为止，皆提倡言语道断，不拘泥于文辞章句，皆提倡平常、简易、轻松、活泼的学风，皆提倡学者贵在识其头脑、辨其大端而不拘小节，皆提倡学者贵在默识心通、自得于心等等，然这些外表上的偶然相似之处，并不是辨示一门学问之准绳。需知学问之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心学与禅学之别，究其根本，殊异于儒佛两家对心体、性体之体证不同，大体而言，佛自消极面体认心性，依此开出出世之教，为空无而奋斗，归于觉化人生；儒自积极面体认心性，依此开出入世之学，为实有而努力，归于德化人生。
佛法东渐传入我国后，受儒家思想很大的影响，相比于印度之佛教，中国佛教明显增加了不少入世和现实的成分。禅宗就是中国化佛教的一个典型宗派。但佛教中国化，或佛教儒学化，这只是佛教进入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氛围里，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不得不进行一些必要的改善和适应。在佛家看来，这种必要的改善和适应，只不过是一些“方便法门”而已，用现代的话语表述，这只是佛教在面对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时，不得已而进行的策略性妥协。包括禅宗在内的中国八大佛教宗派，就其本质而言，无一不是正宗之佛教，无一不是从某个侧面和维度，忠实地体现佛教之灵魂与真谛，无一不是按佛教核心学说和基本逻辑推进演化而来。至于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的某些片断思想和言行，似与儒家相类，若仅仅抓住这些浮光掠影而大作文章，除了证明此学者学力不透、辨示不清外，于世于学皆无甚补益。儒家一直自觉地传承三代之学，当之无悔地以华夏学术正统自居。
然自汉末以来，天下大乱，学统失守，道统旁落于老庄，此为中华学术方向第一次转变。老庄之学勃兴不久，西来佛法渐夺其席而代之，此为中华学术方向之再变。自魏晋以后，佛法大兴于中华，天下学子，皆以谈佛法研佛经引为时尚。降至李唐，韩愈出世，力排佛、老，以恢复华夏学术正统——儒学为志。宋初五子，承继其后，讲学著述，倾力以赴，唯求扭转千年来中华学术之歧出，挽救孔孟之道于危亡之际。自此，儒家道德之教、心性之学，复灿明于天下，华夏正统复归其位。
宋明儒学复兴，标志着中华民族对逾千年之久的学术方向之歧出的成功纠正，标志着中国人对自己学术传统的一次全面反思与觉醒，标志着华夏民族之文化生命经过了千年之久的离其自己之后，再次发现自己，肯定自己和回归自己。
虽然宋儒是在力排佛、老中崛起，他们于阐述和反思自家学术，用力有余，但于佛、老之学，用力不足，见识并不通透，基本停于浮泛与恍惚之间，带着浓厚的先入之见和书生意气，以至于有朱子之错会象山为禅。需知象山言心言性，始终紧扣着孔子之仁与孟子之良知本心而来，是对韩愈仰天之叹“孟子没，其道不传”的强烈回应，是深得于孟子心传后的发扬。如象山心学是禅宗，那孟子也必为禅宗耶？再上溯，“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皆为禅宗耶？如此悖谬之论，竟然出自以儒家正统自诩的朱子之口，实属不该。此不该之因，实是朱熹始终不能真切契悟相应于孟子，不能真切契悟相应于儒者心性之学之故也。殊不知，佛言心性，儒也言心性，道也言心性，各心所心，各性所性，并不容丝毫相混。天降一滴雨，偏于南坡一点，则向南流去，偏于北坡一点，则向北流去，此中差之毫厘，相去千里。
《大学》致知之论，孟子本之以成良知之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之“知”即孟子所阐明之“良知”。阳明承之而成“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四句诗精确地概括了阳明先生“致良知”之精义。《年谱》载，阳明先生于五十岁时正式提出“致良知”之学：“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因朱熹误会象山为禅宗，斥责象山心学为禅学，有偏离中华正统之嫌，有悖逆孔孟圣道而成异端之疑，又因阳明承继象山之学而发扬之，也一并为世人所忌惮。陆王心学本为孔孟之正宗、心性之大本，在遭逢世人如此误会与忌惮中，终不得更好之传继与正视，一直为朱子光辉所遮盖。复因朱子之学很快被提升为官学，成为天下学人士子晋身与科考必读之书，奉为标准，陆王之学遂渐成荒途。致知（致良知）之教，也逐步隐没，明亡后至于今，致知之学，几成绝响。回望历史，后世学者果然“负此‘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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