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治国大要
(2022-09-30 17:38:22)
秦代之前的国，皆为封建之国，即君主将有功有德之臣，赐予大小不等之封地，令其于此所封之地上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机构，行使统治权和管理权，且此权力多数为世袭制。迨及秦代，秦始皇废除封疆建国制度，改为由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此郡县之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或皇帝直接任免，且无世袭。汉代初年，其政治制度为封建与郡县双轨并行，以郡县制为主。但汉初的封建已与三代时大不相同，其独立性、自主性、世袭权等大为减弱，被中央政府和皇帝强有力地监管掌控着，很多封王和诸侯国，几乎形同虚设，有名无实。无论是先秦时期的诸侯国，还是自秦代开始的中央帝国，其为国者，则一也。
一国有没有治理，治理得好不好，在儒家，是有着清晰标准的。社会公平度高不高？物质财富累积的多不多？政治架构合不合理？人民的幸福感强不强？各级行政长官是否贤明勤俭？文化推广（即教育）得好不好和文明程度（即践行德化人生）如何？以上列举的最后一项，尤为重要。儒者之治国理想，是于各国之中推行德化教育，使上下君民自觉地践行仁义，通心性之理，明明德之道，彰显心性于事事物物、表里内外之中，落实道德于起心动念、人伦日常之间。儒者此等理想不可谓不深切正大，不可谓不透理至极，不可谓不是为人生和人类（含家、国和天下）指明一条终极归宿之道。问题出在，自古儒者持守此等理想太过谨严，终被此等理想所蔽所束而难自知。
1.一个国家的综合治理好不好，生产力与创造力有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解放，仅有一个理想是远远不够的，还需有具体的路径与方法，即需要实用性很强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方可望实现之。向来儒者于此一直没有清晰的认识，以至于常被诟病为“腐儒”“酸儒”。但其“内圣外王”之义理架构并没有错，至少在根本上没有问题。不重视经 问题出在由内圣转化为外王时，绝大多数时候是不能直接转出去的，中间还需要建设和补充很多曲折和环节。其曲折和环节就是补充上经验智慧、经验知识和建基于此发展出来的各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验智慧、经验知识，不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天下终不得平，国终不得治，家也终不得齐。
不仅儒家向来对经验智慧和经验知识重视不够，东方两大传统文明——中国和印度传统文化，对经验智慧和经验知识重视程度都不够，前文已详之。因为不能正视经验智慧和经验知识，致使包括儒家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终究没能发展出成熟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系统（如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等等），以成就“外王”之道。也就是说，外王之理想（即修齐治平）始终不能令人满意地实现出来。
经验智慧属于心性之离其自己阶段，属于形而下的知识，所发现之真理属于客体（客观）真理、形构（结构）真理、外延真理、相对真理、后天真理、材质真理；先验智慧属于心性之回归自己阶段，属于形而上的知识，所发现之真理属于主体真理、存在真理、内容真理、先天真理、生命真理。如若人们能在经验知识方面，有越来越深入的探索和累积，这对我们进一步领悟先验智慧、更好地实现对心性的回归，是有着绝大之助益的。故经验智慧与先验智慧为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任何一方皆不可缺失。
但经验智慧和先验智慧在价值标准上，是截然不同的。经验智慧是阶段性智慧，以佛语言之，是属于现象（无常）之智慧，故属于“末”，属于“后天”之范畴；先验智慧是永恒性智慧，以佛语言之，是属于法界（本体）之般若智慧，故属于“本”，属于“先天”之范畴。宗圣曾子通过《大学》教导我们：“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2.人类的各种需求，大略可分为三类：生理需求、心理需求和灵性需求。这与人具三性——兽性、人性和神性恰相对应。
兽性即生物性，因人有生物性之一面，故有生物性之需求，即生理需求是也，如饮食需求、睡眠需求、性需求（即繁育后代之需求。性冲动是生物保存其自己不致绝种之冲动）、尽享天年之需求等。因人有人性之一面，故有人性之需求，即心理需求是也，如感情需求（亲情、爱情、友情等）、艺术需求、社会需求（获得他人关怀、尊重等）、历史和社会价值的充分实现之需求等。因人有灵性（神性、佛性、德性）之一面，故有回归心性之需求，即圆满与解脱之需求，如充分实现真、善、美之需求，过德化（仁义）人生与美化（艺术）人生或真化（觉悟）人生之需求，终极关怀之需求，形而上之需求，安心之需求，主体（生命）化之需求，圆融化境之需求，无为自在之需求，价值与意义之需求等。
包括中印在内的整个东方传统文化，在灵性方面发挥得十分充分，但于前两方面（生物性和人性），始终重视度不够，始终不能充分地正视之，其于佛道两家尤为明显，几至极端之地步。儒家虽不若佛道两家为甚，但因其始终不能足够重视经验智慧和经验知识，于前两性之实现上，不愿过多地勤思着力，故少有补益与发明。直至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出世，方给予前两性之需求以充分地重视之，并持续地谋求如何合理地满足和实现这些需求。
人之“三性”需求的满足，通常次第是：第一为兽性（生物性），其次为人性（心理性），最后是灵性（神性、佛性、德性）。但这个先后次第更多时候只是理论性的。因为人是一个文化主体，拥有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意识，因而在具体实现中，受到文化传统、信念信仰、客观条件、榜样的示范等多方面影响，这个次第是可以随时变更的，并非不可移易。虽然人之“三性”之间的实现次第可以随时变更，但却不可相互取代，更不可只肯定其一，而长期地忽视其余，或压抑其余。我们一般习惯于称呼人的生物性需求与冲动为“本能”，称呼人性和灵性为“天性”。
“三性”之任何一项属性都是伴随终身的，都有被实现和被重视的需求与冲动，此需求和冲动都将持续一生，至死也未必方休。儒家是东方传统文化中，相对而言最能正视生物性需求和人性需求的学派（这主要是指先秦以“五圣”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迨到宋明理学兴起之时，越来越倾向于忽视、压制前两性之需求）。但历史地观之，整个东方传统思想，都对人之生物性需求和心理性需求重视程度严重不足，大有以灵性需求来取代、吞噬前两性需求之倾向，将灵性实现与前两性之实现（尤其是生物性的实现）尖锐地对立起来，形同水火之势。这是东方传统思想中，始终不够重视经验智慧，始终不够尊重经验知识，始终不能正视经验主义之价值在“三性”观上的反映。
需知，“三性”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深刻关系，如鼎之三足，缺失任何一足，另外两足也难以成立。“三性”中的任何一种属性，如若长期得不到合理的正视与满足，都将滋生相关问题：生物性得不到正视与满足，将会滋生种种生理上的疾病，出现各种生理紊乱现象；心理性得不到正视和满足，将会滋生各种心理上的疾病，出现各种非理性、贪婪、分裂、异化、失控等心理病态现象；灵性得不到正视和满足，则因不能实现生命的解脱和圆满，不能实现人生之终极关怀，而出现严重的不安感、空虚感、无价值感、无意义感、被抛弃感、缺失感、（莫名的）恐惧感、难以承受的生活之沉重感、黑暗感、无幸福感等等生命异化现象。
人的任何一种属性，一旦出现异化或病态现象，都将分散和消耗我们大量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到我们去更好地实现其他属性。能否对“三性”做到鼎足而观，同等正视，实在干系重大。这个问题若辨示不清，东西方文化各自之症结，终难知所在，终得不到令人满意的疏通解决，人类之文明和智慧也终将难臻圆满之境，个人之成长与历史之演进，也难以步入正道坦途。东方传统文明与现代西方文化之间，如何实现亲切相处、取长补短，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最大的文化问题。
若明“三性”之理，方有望扭转东西方文化之间，此消彼长、此存彼亡之态势，而成相得益彰、互生共荣之格局。若于“三性”获得理明而义达，于天下，则天下得以平；于国，则国得以治；于家，则家得以齐；于身，则身得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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