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宋以前只被列入子部儒家类，向来被看做是一部子书，地位较之经书相距甚远。《孟子》虽然直到宋代才被列“经”，但实际上它的地位的提升有一个渐变的过程。焦循《孟子正义》云：“按《礼记正义》引卢植云：‘汉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今《王制》篇中，制禄爵关市等文，多取诸《孟子》，则孝文时立《孟子》博士审矣。”早在汉代孝文帝之时，始置《孟子》传记博士，《孟子》就已由“子”书升为“传”。

然而直至唐初，孟子连配享孔庙的资格都还没有取得，唐初诸儒皆不提及孟子。代宗宝应二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建言以“《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虽然未得到皇帝批准，却开启了由“传”升“经”的大幕。尽管唐朝统治者未立《孟子》为“经”，但《孟子》凭借其理论优势在士人中颇受欢迎，柳宗元曾对当时士人读书情况有所揭示：“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但真正尊崇并致力于宣扬《孟子》的要数韩愈。

他提出著名的儒学“道统论”，且最先将孟子列在孔子之后，与“古圣贤王”相提并论，并在实践中把《孟子》当做“传道”经书来奉行，其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又在《读荀》中言：“以为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韩愈认定孟子是周孔之道的唯一传人，这无疑是对孟学思潮有力推动。韩愈尊崇《孟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韩愈自身深厚的儒学素养和“欲自振于一代”的经学抱负。韩愈三岁而孤，为其兄韩会抚养长大。柳宗元谓韩会“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先君石表阴先友记韩愈深受影响，自小有着学习儒学的良好家学氛围，此其一。韩会与李华、独孤及、萧颖士等一大批尚儒学的士人交往密切，韩愈亦曾追随独孤及和梁肃等学习古文，《旧唐书·韩愈传》云：“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师出名门，为韩愈的经学活动提供了学识基础，此其二。韩愈进士及第后踏入仕途，先后曾任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及国子祭酒等职务，奖掖后进，提携士子，与儒林交流甚多，在他周围聚集着众多同辈和士子，如孟郊、张籍、贾岛、李翱、皇甫湜、侯喜、李汉等人，形成了关注《孟子》的良好的学术氛围，此其三。这些条件，客观上为韩愈尊孟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韩愈认为《孟子》是“道统”正流，其可以为解决中唐社会积弊提供借鉴。一方面，儒家发展到后面分化严重，韩愈认为孟子深得孔子的精髓，复兴圣人之道必从学习《孟子》开始。《送王秀才序》云：“吾常以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故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后离散分处诸侯之国，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远而末益分。

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在《读荀》中批判同为孔子继承人的荀子“大醇而小疵”，在《原道》中亦评云“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可见其尊孟是经过了严谨的思考与反复取舍而定的。另一方面，韩愈认为《孟子》之义能解决中唐社会问题。孟子所处的时代亦是统治秩序崩坏，争王夺霸，道德混乱的局面，认为“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的原因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

《孟子》崇尚“君臣大义”与“人伦”，并尝试提出观点引导人们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如《孟子·公孙丑下》云：“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孟子·滕文公上》云：“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离娄上》云：“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同时还严厉批评杨朱与墨翟之学：“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可谓深矣。而在韩愈的时代，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外有藩镇割据，内存宦官弄权与朋党之争，成为唐王朝中央统治的三大威胁，此种情况与孟子时代诸国争霸的局面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因此，韩愈从维护唐王朝统治的大局出发，推尊《孟子》，从其中找到救治社会弊病的药方。其在《与孟尚书书》中云：“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夫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于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

第三，借宣扬《孟子》以排佛抑道。中唐时期一大社会风气就是崇尚佛教，佛教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魏晋时期得到发展，到唐代更是到达鼎盛，唐朝很多皇帝不同程度地崇佛，自然对佛教实行宽松政策，结果僧尼数量大增，寺院经济大大削弱了中央的实力。而道教在唐朝备受统治者重视，与皇权相结合成为独具特色的皇族宗教。唐代三教已成鼎立之势，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社会积弊太深，儒家的章句训诂之学不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经学衰微。韩愈自觉举起卫道大旗，在排佛抑道方面主要继承《孟子》性善论，他在《原性》篇中提出了自己的“心性说”：“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恶；扬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恶混。夫始善而进恶，与始恶而进善，与始也混而今也善恶，皆举其中而遗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但其学说不完全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