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的小地主

      （小说）

廖春波

   斗地主，看热闹，起源于解放初，持续至文革时。我们村里有两个地主，老地主在解放初斗死，据传是大雪天，斗完脱光衣服，关进他剥削雇工的自家粉条加工坊，夜晚无人值守，饥寒交迫而亡。文革时小地主在劫难逃，连推带搡批斗他是常事，为完成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大队和十个生产队轮流批斗，他成为全村最忙的坏人，有时还拉五类分子陪斗。

大队斗地主规模大，三千多位村民参加，几乎所有男女老幼，翻山越岭奔赴会场。村小坑坑洼洼的操场挤满群众，附近溜溜滑滑的田埂站人围观，树枝上也趴着孩童，像过年看演戏赶集。不同的是，气氛紧张，巡逻的基干民兵多，肩扛上刺刀的步QIANG，寒光闪闪，维持秩序。屋檐上的高音喇叭震耳欲聋，吓得雀鸟飞尽了，鸡犬不宁，野兔逃逸，许多人伸长脖子，不时朝庄严肃穆的主席台望，恍若呆立的鸭群，密密麻麻，形形色色。当然，也有个别少男少女暗生情愫，在人头攒动的间隙顾盼生辉。

主席台布置在简陋教室外，条桌搭台，公社和大队干部坐着训话，凶神恶煞。小地主戴纸高帽，胸前挂一方石板，上写打×的姓名，由武装民兵押着，低头站在课桌上，稍不顺眼，拳打脚踢。会议宣布开始，全场鸦雀无声。先传达伟大领袖重要指示，再讲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接着批斗身边的阶级敌人。贫下中农代表在一旁控诉，慷慨激昂，以致群情激奋，有人振臂一呼，众皆齐喊：

“坚决打倒反动地主张七娃！”

“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

末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上台，跳忠字舞，伴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北京的金山上》《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革命歌曲，还演活报剧《孔老二碰壁记》，载歌载舞，高潮迭起。这时，观众活跃，兴高采烈，无比激动，又呼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农忙时，大队集中开会少，但仍押送小地主，到各生产队批斗，像游街。在竹林院坝，在田间地头，处处是批斗现场。我和小伙伴们，跟着流动队伍，扑爬连天追撵，看稀奇，凑热闹。生产队也争先恐后，组织批斗会，倘若白天忙，就不误劳作，晚上开会。煤油灯下，忆苦思甜，触及伤心，咿咿呀呀哭泣，鼻涕眼泪直淌，老歌手还献唱：

“天上布满星

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

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

穷人的血泪恨

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

小地主一脸倦容，表情木然，像木偶人，任由摆布，似乎见惯不惊了。大家一会儿恨他，仿佛他就是旧社会，过去遭遇不幸，吃不饱穿不暖，全是因为他造成的；一会儿又怜悯他，觉得天天这样斗他，不准他取下胸前石，如负重耻辱碑，睡觉也不安生，太难为他，不通人性。而他呢，斗疲了，正所谓脸皮比城墙转拐还厚，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私底下，父母讲，真正罪大恶极的地主，黄世仁、周扒皮之类，在历次运动中“镇反”了。张七娃并非十恶不赦，从未犯什么滔天罪行。相反，他勤俭持家，精打细算，起早贪黑，还善待长工。譬如，一件好衣穿一辈子，除了走人户等场合，他轻易不穿出家门。平素粗茶淡饭，清汤寡水，罕见吃肉，一小块腊猪油，管半年，炒菜时，热锅上擦一下，冒香气，就行了。长工与他同桌吃饭，逢年过节打牙祭，他还给长工拈菜，自己却舍不得吃。抢收抢种，全家上阵，分不清谁是长工，谁是主人。

有一次批斗会，喊某长工上台，控诉所受欺压，实在讲不出啥，坦白一件趣闻。大年三十，他帮地主烧火煮饭，赏他丁点儿坨坨肉，粘带猪毛，颇为烫手，他没拿稳，滚掉灶膛前灰堆内，捡起来，沾满灰，他馋极了，毫不犹豫，塞入口中，反复咀嚼，才吞下肚，自言自语：“你毛我也毛！”顿时，台下的听众哄堂大笑，从此称长工为“毛三匠”。但猪毛未刮干净，小地主难脱干系，驻村工作队长点评，这是嫌待长工行为，也是立场路线问题。

解放前夕，精明能干的老财主，见势不对，纷纷抛售富余田地。他贪便宜，不识时务，顽固不化，用口积牙囤的钱财，购买大量劣质土地，雇佣佃户，置买牲口，壮大家业。结果土改，悉数没收，家庭成分划为地主，作茧自缚，吃哑巴亏。新建不久的房屋，也分给长工，他反倒寄人篱下。几乎家破人亡，两个儿子逃跑，地主婆也改嫁，只剩一个女儿，与他相依为命。他挨斗时，小女送饭，常受欺负。

彼时，二杆子普遍当民兵，押解他耀武扬威的。可背地里，对其娇女，嬉皮笑脸，动手动脚。她的同学，也歧视她，公开叫她地主崽，往她身上吐口水，扔泥丸等，百般羞辱。她靠近谁，谁便像躲瘟疫，拒之千里。后来，小学没毕业，她就辍学了，割草弄柴，料理家务。吃尽苦头，她想不通，痛哭着去寻找妈，妈却装着不认得，让新家人轰走她。两个哥哥下落不明，有的说在深山老林，有的说在城市流浪，妹妹是多么无助啊！

张七娃读过私塾，写得一手好隶书。批斗结束，集体派工，单独安排他写标语。地方由领导指定，在墙壁或山岩上。他提着一桶石灰水，拿着一把大毛刷，划出均匀的空格，刷子搅匀石灰水，齐刷刷落在字格上。旁人看见，暗中赞叹，夸他有几把刷子，即有一点儿本事。由于屡次挨耳光，他耳朵背，也不在意，只是一门心思写字，努力写好一笔一划，横平竖直，中规中矩。高处写字，还搭楼梯，歪歪斜斜，摇摇晃晃，无人照顾，三番五次，险些坠落。

在悬崖上，他写过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普及农业学大寨”“实现农业机械化”等巨幅标语，醒目提神。在大路边，也有他写的不同时期的标语，如“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还有诸多毛主席语录。我见过他写下的最后一幅标语，“深揭猛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在村小与大队部相邻石堡坎上。金秋十月，瓜果飘香，好消息接连不断，他欣然写此标语，沉稳有力，技法娴熟。随即，他被摘帽，正式允许称为人民公社社员，扬眉吐气。

不过，他的女儿已嫁给民兵连长了，还生养了一儿一女。当初，说不出是胁迫还是寻求庇护，反正生米煮成熟饭。民兵连长是二流子，满脸横肉，动辄打人，爱女饱受皮肉之苦，忍气吞声，无可奈何。后来，清理流毒，昔日的民兵连长，削职为民，不敢为非作歹了。随着儿女长大，夫妻关系好转，强扭的瓜变甜。张七娃仍独自居住毗邻队，靠给人代书诉状维持生计。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需平反冤假错案多，找他写状子的，也日渐增加了。讼棍想利用他，登门拜访劝说，干脆进城，摆个摊点，设在法院大门前，紧靠码头出入口。他遂答应，招牌一挂，开张大吉，门庭若市，各种诉求，层出不穷。他写申诉，心中有数，一挥而就，深谙套路，情理法兼具，堪比刀笔吏，文笔老辣，言简意赅，入木三分，切中要害。讼棍常在旁，暗示当事人，省上有熟人，收取代理费，可迎刃而解。法制不健全，确有人相信，打官司是打关系，于是胡乱委托，缴纳额外费用。但多蒙骗，案件久拖不决，总是推说复杂，不了了之。

没不透风的墙，有关部门接到投诉，严厉打击讼棍，张七娃的客源锐减，诉状越写越少。他只好重返农村，度过余生。尽管他有别于讼棍，代书费低，仍有人认为是一伙，狼狈为奸。所以，晚境不佳，七十多岁，孤苦伶仃，无疾而终。他离世时，唯有女儿在床前，草草安葬，邻居也绝少吊丧。很快，他就被当地人遗忘，仅寥寥无几的老者，忆及斗地主的场景，还谈起过他。他在山野写的一些标语，虽有残留，隐约可见，但年轻人不知是谁写的。

两个儿子落魄，正如传言，大儿落户山区，当泥瓦匠，耕种荒地瘠田，收获微薄；二儿进厂，不料患肺结核，提前病退，长期抱药罐罐，终生未娶。大儿是上门女婿，与羸弱之文盲妻，生育两子，守护老宅。我出差时，偶然碰见，去过他家，土坯茅屋，破烂不堪，风雨飘摇，无处栖身，矮墙和蚊帐烟熏火燎得黢黑，充饥靠红苕洋芋包谷“三大坨”，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又患肝癌，无钱医治，民政救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两弟兄和嫂子相继病逝，后人沿袭着贫困的生活，幸赖脱贫攻坚，勉强摆脱困境。

女儿倒还不错，其小女嫁城郊，长子在外打工，赚得一大笔钱，携带河南媳妇，回家翻修楼房，还竞选村主任，居然高票当选。现在，村委会也新建办公楼，配备标准篮球场，还安装健身器材，傍晚农民也跳坝坝舞，村上办果园，古红桔、玫瑰香橙等上网直播，尚挂树上即有城里人踊跃预订。公路也通达每家每户，快递便捷，他率领乡亲们致富了，振兴乡村。母亲身体好，父亲是老齁包，也可足不出户，在家吸氧了。

生前，小地主没料想，外孙有大出息。他在黄泉之下，有没有感受家乡的变化，村民不得而知。曾几何时，我向熟人打听他埋在何处，无不摇头。他是载入史册的公社社员，万州区档案馆查得到文件，何时摘掉地主帽子，怎么会不记得了呢，不如我聊表这往事。好事坏事，俱成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