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读文天祥散文《<</span>指南录>后序》

   (2023-03-09 05:48:04)

《<</span>指南录>后序》/文天祥

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 “馆伴”，夜则以兵; 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

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 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至京口，得间奔真州，即具以北虚实告东西二阃，约以连兵大举。中兴机会，庶几在此。留二日，维扬帅下逐客之令。不得已，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日与北骑相出没于长淮间。穷饿无聊，追购又急，天高地迥，号呼靡及。已而得舟，避渚洲，出北海，然后渡扬子江，入苏州洋，展转四明、天台，以至于永嘉。

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 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刭死；经北舰十余里，为巡船所物色，几从鱼腹死；真州逐之城门外，几徬徨死；如扬州，过瓜洲扬子桥，竟使遇哨，无不死；扬州城下，进退不由，殆例送死；坐桂公塘土围中，骑数千过其门，几落贼手死；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夜趋高邮，迷失道，几陷死；质明，避哨竹林中，逻者数十骑，几无所逃死；至高邮，制府檄下，几以捕系死；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舟与哨相后先，几邂逅死；至海陵，如高沙，常恐无辜死; 道海安、如皋，凡三百里，北与寇往来其间，无日而非可死; 至通州，几以不纳死; 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 呜呼！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 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予在患难中，间以诗记所遭，今存其本，不忍废。道中手自抄录：使北营，留北关外，为一卷；发北关外，历吴门、毗陵，渡瓜洲，复还京口，为一卷；脱京口，趋真州、扬州、高邮、泰州、通州，为一卷；自海道至永嘉，来三山，为一卷。将藏之于家，使来者读之，悲予志焉。

呜呼！予之生也幸，而幸生也何所为？求乎为臣；主辱，臣死有余僇；所求乎为子，以父母之遗体行殆，而死有余责。将请罪于君，君不许；请罪于母，母不许；请罪于先人之墓，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义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修我戈矛，从王于师，以为前驱，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所谓“誓不与贼俱生”，所谓“鞠躬尽力，死而后已”，亦义也。嗟夫！若予者，将无往而不得死所矣！向也，使予委骨于草莽，予虽浩然无所愧怍，然微以自文于君亲，君亲其谓予何？诚不自意，返吾衣冠，重见日月，使旦夕得正丘首，复何憾哉！复何憾哉！

是年夏五，改元景炎。庐陵文天祥自序其诗，名曰 《指南录》。 

【读与评】

南宋末年，元世祖忽必烈起兵攻宋，而南宋宰相贾似道、陈宜中等，妥协求和，侵吞粮饷，以致无力御敌，元将伯颜兵迫临安。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天祥一方面亲见南宋面临危急存亡关头，中兴事业，十分艰难; 一方面为解除国家危急，坚信“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奉命出使北营。文天祥到了北营，被元将伯颜扣留。不久，文天祥被驱跟随祈请使贾余庆、吴坚等北上，于京口脱身，历经艰难困苦，回到了永嘉。文天祥用诗记录了这段经历，并编成集子《指南录》，共四卷。此诗集名字取自他的《扬子江》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足见其对南宋的忠心。另有《自序》和《后序》两篇序言，本篇就是其中的《后序》，表现了文天祥坚强不屈的斗争意志和生死不渝的爱国精神。

在思想深度上，文天祥的爱国精神始终贯穿全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国势危殆、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以国家利益为大局，毅然出使北营。他说：“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后又“隐忍以行”，以图“将以有为也”。由此可见，爱国精神是他抗争救国的精神支柱，其次是坚忍不屈、始终不渝的斗争精神。文天祥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一到北营，仍然“抗辞慷慨”，决不有辱国体，示弱于人。当料定不能脱出虎口时，他则“直前诟虏帅失信”，“诋大酋”，“骂逆贼”，“争曲直”，大义凛然。逃归永嘉途中，虽然九死一生，千辛万苦，但是仍未动摇其“雪九庙之耻，复高祖之业” 的意志。第三，爱国的生死观。文天祥认为生死都是为国，“生无以救国难，死犹为厉鬼以击贼”，“誓不与贼俱生”，“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表现了凛然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在写作手法上，以叙事为主，在叙事的基础上，饱含着强烈的抒情。比如，文章第一至三自然段着重叙事。第一自然段叙述文天祥出使北营的背景和动机。德祐二年，文天祥被任命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这时，元军“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致使南宋朝廷陷于十分危急之中，文武官员无计可施。文天祥见“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表现了他为国献身的英雄气概。而众人又把解除国患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文天祥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他出使北营的背景，其动机是 “北亦尚可以口舌动”，“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突现了他的爱国精神。第二自然段自叙出使北营的情况。文天祥初至北营，抗辞慷慨，外交斗争初见成效。可是“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第三自然段叙述他被驱北上、京口脱身、草行露宿、历尽穷饿的艰辛，辗转四明天台，回到永嘉的经过。文章第四自然段着重抒情。文天祥通过追忆自己九死一生的坎坷遭遇，抒发了为救国而忧愁痛苦的感情，表明他为中兴而求生的强烈愿望。段首一开始 “呜呼! 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 引出一大段追忆艰险遭遇的抒情文字，一泻而下。强烈的感情凝于笔端，连用十七个排比句，感情奔放，回肠荡气，感人肺腑。段尾又一叹“呜呼! 死生，昼夜事也，死而死矣; 而境界危恶，层见错出，非人世所堪。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仰而长叹，声声催泪，痛自己、痛国家，既说明形势的险恶，又表现文天祥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总之，叙事与抒情的巧妙结合，使所抒之情有所依托，所叙之事意更高深，有强烈的感染力。

在用词造句上，灵活多变，富有表现力。例如，第三自然段，选用相同、相近的动词“奔真州”、“留二日”、“变姓名”、“诡踪迹”、“草行露宿”、“出没于长淮间”、“避渚洲”、“出北海”、“渡扬子江”、“入苏州洋” 等，真实而准确地表现了他复杂的心理。其中“奔”、“留”两字，表现出他乘机出逃的速度之快，为国效劳的急切心情，决心在真州逗留二日，中兴有望;“变”字，既说明形势骤变，自己的行为不被边帅理解; “诡”、“行”、“宿”、“出没” 五字，表明自己不幸误会，被迫逃亡。以边帅职守为重，个人毁誉为轻，辗转流离;“避”、“出”、“渡”、“入”四字，写出了他者得舟后，一心向南，快速行动，历尽险阻，终于从海口返回目的地永嘉。这一连串的动词，真实而准确地表达了他当时的险境和喜、闷、忧、急的复杂感情。又如，第四自然段，“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相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 ……以小舟涉鲸波，出无可奈何，而死固付之度外矣！”十七个排比句与对偶句、散句交错运用，列举了种种艰难遭遇，使之具体而逼真，感情奔放而不可遏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