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何以伟大（下）

五情感最饱满

与《红楼梦》深刻密切联系的，是作品蕴含着极为饱满的情感因子，这也是作品开始明确提出的“大旨谈情”。对于这种“谈情”，有人从《红楼梦》的抒情传统角度（如周汝昌），有人从《红楼梦》的色、情、空辩证关系及文化精神角度（如孙逊），加以了总结。但是，从所谓的“礼出大家”角度，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与“情”的相生相克而显示的整体性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揭示。

“大旨谈情”给小说带来的总体上的情感饱满，其所谓的“情天情海”，有其更大背景的文化意义。明清之际，当沿袭甚久的儒家礼仪文化渐趋没落时，当维系人与人关系的礼仪变得日益脆弱或者虚伪时，当以理释礼的理学家努力并没有得到更多人信服时，提出“大旨谈情”的问题，就成为作者对维系人的良好关系可能性的重新思考，也是对人的情感状态的各种可能性的重新构想，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深入开掘。这样，小说呈现的人物多样化、情节特殊化和思想深刻等方面，都在情的渗透中，得到了重新建构和理解。

据脂批透露的信息，曹雪芹原打算在小说结尾，以一张“情榜”给出情感方面的评语来对各类女性人物进行分类概括。这样，人物的多样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对人的情感类型的细细划分，体现出作者对人的心灵世界在情感问题的深入认识。尽管我们并不知晓“情榜”中的所有人物评语，但即以脂批透露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评语来看，宝玉是“情不情”，黛 玉是“情情”，不少人认同脂评解释，认为前者指对不情之物也倾注情感，后者则以情感来对待有情之物，这样，前者侧重于情感的广度，而后者主要体现情感的深度。这种区别，在一定程度上是把传统社会的男女不同 的情感特质，予以了提示。我们还可以借助金陵十二钗册子的序列，来发现贾宝玉与周边女性交往的情感差异。如前所说，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前后序列是依据与贾宝玉的亲疏关系而展开的。有学者也曾经以亲情、爱情和友情等类别来归纳，这当然是一种思路。但如果进一步细分，重新思考不同女子依托的文化修养及其言行举止，那么，除开同胞姐妹外，就以贾宝玉身边最亲近的四位女子论，黛玉的热烈、宝钗的含蓄、湘云的自然、妙玉的做作，诸如此类，可以让我们惊讶地发现，男女之间的情感交流，在《红楼梦》中展开了如此多姿多彩的风貌。

同样，当饱满的情感充溢于情节时，传统小说侧重于故事、传奇的动作性冲突悄悄退后了，带来心灵震荡的情感之流裹挟着琐碎的细节，成为与故事性的情节分庭抗礼的另类叙事。于是，在这样的意义中，看似平淡无奇、毫无冲突可言的黛玉葬花举动，比如第二十七回的“飞燕泣残红”，因为情感的宣泄形成的高潮，就成了几乎可以与“宝玉挨打”这一相当重要的情节高潮分庭抗礼的又一个高潮。也是这个原因，戏剧改编的《红楼 梦》，把黛玉葬花内容移到宝玉挨打之后，让它成为人物命运发生逆转前的一个高潮。而在思想深刻方面，作者在直面家族衰败的真相、尊重女性、同情女性不幸的命运方面，也因情感的真诚和饱满获得了巨大的内驱力。凡此，限于篇幅不再展开。这里只想谈一点的是，《红楼梦》在表现女性的醋意或者说忌妒之情时，同样体现出作者独到的思考和丰富的想象。

传统的不合理的妻妾制度出于家庭内部稳定的需要，忌妒的女性成了历代被嘲笑的对象，不但有《妒记》一类的笔记小说，还有如《醒世姻缘传》那样把妒妇薛素姐塑造成恶魔般的可怕悍妇形象。但像俞正燮《癸巳类稿》中提出的“妒非女人恶德论”那样的话题，还是比较少见的。而《红楼梦》对女性的忌妒表现，给出了不少具体描写。虽然作者也描写了忌妒的男性如贾环等，但远不及描写忌妒的女性那样生动而多样，其蕴含的独特价值判断，也足以令人深思。

清代的《红楼梦》评点家蔡家琬（别号二知道人）曾把大观园视为一个醋海。他写道：

大观园，醋海也。醋中之尖刻者，黛玉也。醋中之浑含者，宝钗也。醋中之活泼者，湘云也。醋中之爽利者，晴雯也。醋中之乖觉者，袭人也。迎春、探春、惜春，醋之隐逸者也。至于王熙凤，诡谲以行其毒计，醋化鸩汤矣。曾几何时，死者长眠，生者适成短梦，亦徒播其酸风耳。噫！

其对各人的概括是否正确暂且不说，但分出的不同类别，可以提醒我们，小说在多样化刻画女性人物情感时，忌妒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子。曹雪芹的独特性在于，小说一方面沿袭了传统习惯，塑造了奇妒女子夏金桂，表现出对此类女子的厌恶。但与此相对照，小说还塑造了似乎大度无私、一心为丈夫张罗小妾的贾赦之妻邢夫人，同样令人反感。这样，究竟如何判断女性的忌妒或者大度，就不再像传统那样，基于男子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能够给出一个绝对的判断。因为，在作者笔下，女性的忌妒问题，既跟不合理的妻妾制度相关，也跟不合理的奴婢等级制度有关，当然，还跟男性自身用情不专一甚至淫欲无度有关。这样，忌妒成了女性巩固自己地位的武器。其既可能造成对其他女子的伤害（例如凤姐之于尤二姐，夏金桂之于香菱，袭人之于晴雯），也可以对男子用情不专一的行为进行校正（比如黛玉之于贾宝玉）。就这样，小说在充分展示这种复杂性时，使得仅仅是表现人物忌妒这一类情感时， 也显得相当丰富和辩证了。

有学者认为，邢夫人之所以貌似宽容大度，不同于凤姐的忌妒强悍，是因为邢夫人娘家已经败落，无法跟当时仍然显赫的王家相比。这种力图揭示人情背后的权势因素，也是在努力理解小说展示情感的一种辩证性，值得参考。

 

《红楼梦精读》 詹丹 编著

六文体最丰富

由于小说对生活的广阔和人物思想情感的丰富有着极为忠实的记录和富有想象力的刻画，使得相应的小说文体，呈现百科全书般的样态，真正实现了所谓的“文备众体”。

《红楼梦》虽是以散文化的白话文来叙事的，但根据情节设计和人物 刻画的需要，也穿插了诗词曲赋等各种文体，而就叙事的散文化白话文而言，因为基于人物身份、地位、修养的多样性和所处特殊语境的差异，人物对话呈现相当的丰富性。虽然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讨论《红楼梦》的文体，但这里主要从语 体来阐释其文体的丰富性。大致可以从韵与散、文与白、雅与俗这三方面的交错、交融来讨论。

首先，小说在散文化的叙事过程中，通过交织进的大量韵文，形成距离感和神秘性。

小说人物的日常交流主要是散文化的语言，莫里哀喜剧中把这样的对话幽默地称为散文，也不算太离谱。但当散文化的言语方式转换成韵文时，就有了一种间离效果，即人物可以从情景中出来，以客观的立场看待人物的言语交流，完成散文难以完成的某些功能。比如让一个人在日常言谈中发表自己理想的宏论略显可笑，但在小说中穿插诗词，遵循“诗言志”惯例，以曲折迂回的诗词艺术方式，便可使宏论变得可以接受了。这样，薛宝钗才会在她的《临江仙》中借咏叹柳絮，来抒写“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志趣。特别是坠入爱河之人当面表达爱意总有点羞涩，但把这种爱意放在韵文体中就不至于那么难堪。当诗歌承载情感时，诗歌也就成为双方的媒介，并从日常散文化语言中独立出来，人物也就不需要直接面对对方，这时，诗歌既是情感交流媒介，也是保护屏障。比如，林黛玉 在贾宝玉的旧帕上题下三首绝句，表达她对贾宝玉的深沉之爱，但林黛玉 很难当面用散文化语言表达，似乎只有用韵文的方式，才能恰到好处地承载这份情感。此外，韵文的表达对生活产生的间离效果，包括韵文常言辞简洁造成的含蓄，也带来的一种神秘意味。比如第五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中提到的金陵十二钗判词，就有对人物未来命运的暗示和神秘性理解。有人从结构功能角度解释这些韵文的作用，但笔者认为，不能忽视这些韵文所折射的谶纬式宿命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小说的社会价值批判。

其次，文白错位的对话，最能体现人物不同的情感态度。比如元妃省亲与亲人见面时，元妃谈吐基本是大白话，一则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 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再则见了宝玉说：“比先竟长了好些。” 而贾母开始应答元妃的话，是“无谕，外男不敢擅入”，就显得颇有文言腔，特别是贾政的回答，如“臣，草莽寒门，鸠群鸦属之中，岂意得征凤鸾之瑞。今贵人上锡天恩，下昭祖德，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奇、祖宗之远德钟于一人，幸及政夫妇”云云，更是一篇文言腔十足的启奏文字了。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亲人间，彼此的对白为何有如此大的不对称呢？其实，在这里，文白的差异是跟等级制度密切相关的，元春作为皇妃，可以用比较随意的白话来交流，能直接表达内心的感受，但对于贾政或贾 母来说，他们虽然都是元春的长辈，却不能随意应对，而是要用严谨恭肃的文言，来表示自己对君主的忠心，即使有亲人间的私情要表达，也要尽量克制，对长辈的孝必须让位于对君主的忠。而文言的拘谨和白话的放松，成为不同等级中人享受话语交流自由度差异的表征。

最后，雅与俗，既能够以对峙的方式呈现人物的差异，也可以在杂糅、混搭中体现人物本身趣味的不伦不类。前者像第三十七回，探春发起成立诗社而给宝玉发的帖与贾芸送海棠花给宝玉附上的一封信。两者对比，雅与俗之间的差异，有了鲜明对比。但这种差异，都表达了态度的诚恳。后者如薛蟠行酒令念的词句，当基本以动物来类比人的行为而显示其粗俗不堪时，比如，说了“女儿愁，绣房蹿出个大马猴”，又突然接上一句雅词，所谓“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是会让周边人大大惊讶的。但这种缺乏整体协调的插入，更深刻地说明，雅词对于薛蟠而言成了一种无法自洽的赘词，粗俗本身倒是更能反映抒情主人公的低俗趣味的。

需要指出的是，像这种大致的三组对比划分，其实是相当粗疏的，也没有把各种语体风格内部更细致的区别提示出来。比如，第六回写刘姥姥去凤姐那儿打秋风，彼此的对话，虽然都很通俗，但刘姥姥是俗而粗鄙，凤姐是俗得相当得体，尤其是最后用二十两银子打发刘姥姥的话，说得有礼有节，又跌宕起伏，让人不得不佩服她在言语交际方面那种极强的对话能力。

 

《重读<红楼梦>》 詹丹  著

七结语

《红楼梦》的伟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跟一百多年来，许多一流的大学者，如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鲁迅、俞平伯、顾颉刚、茅盾等参与到《红楼梦》研究中，红学队伍的不断壮大，小说本身丰富的内涵不断被揭示、被挖掘，有很大关系。用时下流行的话说，《红楼梦》何以伟大的问题既具有本质属性，也具有建构性。

我们当然可以说，因为《红楼梦》的伟大，它蕴含的无限宝藏，才造就了“红学”队伍如此壮观，而“红学”队伍，又借助《红楼梦》这一广阔平台，展开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对话，也让一些《红楼梦》爱好者，似乎产生幻觉，阅读《红楼梦》，既是跟曹雪芹对话，也是跟一百多年来的大师们对话。留存至今的《红楼梦》处在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状态，这似乎无意间给我们一个暗示，关于《红楼梦》的对话，也会以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状态，指向未来。

最后需要说明两点。其一，笔者此前出版了《重读〈红楼梦〉》一书，这本“精读”和“重读”是 什么关系？从写作体例说，“重读”是笔者对《红楼梦》重读过程中获得的点滴体会而撰写的专题小论文，各篇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整体上的一定联系，有着学术论著应该有的体系化追求，只是在此前提下，作了通俗化的处理。而“精读”则基本作为依附于原著的评析、点评，其鉴赏文字本身，并没有体系化的追求。只是在写作过程中，更强调对一些片段作深入讨论，对“重读”论及的专题，或者略而不谈，或者换一个角度思考，从而与 “重读”大致形成了互补、互文式的理解，当然也有个别篇目内容是重复的。

其二，作为一种选读本，也许并不符合整本书阅读的宗旨。但之所以还如此做，是因为一方面，考虑到《红楼梦》小说本身的特殊结构设计，即前五回序曲确立的整体观，为局部与整体建立联系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对《红楼梦》局部的精读深入，常常不得其门，甚至并不清楚哪些章节最能体现《红楼梦》特色，而古代传统的诗文“评点”中，圈点出阅读的关注部分，常常是与“评”紧密关联的，所以本书通过精选部分章回，相当于古代的“点”，再加以评析，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评点”的古意，至于选出的章回是否妥当，评析是否能给人启发，则希望大家不吝指正。

——《红楼梦精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