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十四五”时期乃至未来更长时间，我国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不仅要服务于企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而且更要服务于整个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将更加看重促进国有资本更好实现其功能定位和使命要求的“做优目标”。

第一，调整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处于不断调整变化之中。从体量上看，国有经济的资产规模稳步提高，国有资本总量持续增长。国有资产总额已经由2008年的416219.2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2338667.2亿元，年均增长17%；国有资本总量由2008年134365.5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658777.7亿元，年均增长15.9%；2019年，国有企业户均资产为10.8亿元，是2008年的2.8倍。但是，国有企业盈利能力尚存不足。总体而言，国有经济调整较好地实现了“做大”目标，但还没有很好地实现“做优”目标。因此，“十四五”时期，国有经济首要目标是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创新力、竞争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第二，调整方向。

从产业结构来看，国有经济应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等。国有企业要通过构建重大自主创新的生态系统，发挥技术创新引导作用，实现对关键技术和先导技术突破，进而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引领作用。

从区域结构来看，国有经济要更好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十四五”时期，国有经济区域结构布局需要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与民生目标，在“一带一路”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地实施中发挥积极作用。一是国有经济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对国有经济海外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国有企业“走出去”应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重点布局，开展技术、资源和产能合作等。二是国有经济要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国有经济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推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加快绿色发展、培育一批先进的制造业集群，推进长江经济带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展。加大西部开放力度，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加强传统制造业技术改造，推动东北地区全面振兴；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加快“中部制造”向“中部智造”转变，推动中部地区崛起；积极发展海洋经济，支持东部率先发展。三是推进央地合作。中央企业作为国家经济的中坚力量，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经营理念及信用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央地合作，通过资金对接、产业对接、技术对接、智力对接，双方可以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从而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繁荣。“十四五”时期，国有经济央地合作要提升对接项目的精准性，采用合适的央地合作模式，进一步提高央地合作的效率和效果。同时各地也需要加大协同发展力度。例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建立了一体化联合工作机制，共同打造重大问题协调与重大项目对接等平台，探索国有经济跨区域合作。

从产业链结构来看，国有经济需要加快向产业链中高端跃进。“十四五”时期，国有经济要加快实现关键技术与核心技术突破，实现技术自主、自立，并以技术进步推动产品升级换代，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推动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跃升。一是引导国有资本加快从部分低端传统产业领域退出，转而投向先进技术领域，以整体提升国有企业的产业链技术水平，增强国有企业对产业链发展的影响力与控制力，更好筑牢国有企业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产业基础。二是引导国有企业继续去产能与优化资源配置，做好过剩产能与落后产能的淘汰工作。三是借助技术创新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借助管理创新强化效率优势，借助商业模式创新创造新体验、新价值，使那些具备强大竞争优势却仍处于传统产业领域的国有企业能够在全球产业链上占据领先地位。四是鼓励国有经济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迈进，实现在全球产业链中高端的跃升。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应继续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国有产权结构调整和布局结构优化。有必要重塑国有企业的产权模式，继续深化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电力、石化、通信、煤炭、钢铁等国有企业占比较高的行业，鼓励非公有制经济投资主体采用多种方式参与国有经济改制重组，进而优化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在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贡献占比较高的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科技型国有企业开展员工持股，支持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经营管理人员等骨干员工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