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行》与中国读书人

乔志明

读了《礼记》中的《儒行》篇，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扑面而来，字里行间仿佛映现出了国人熟悉的中国读书人的音容相貌、形影举止，不禁产生一种想要说点什么的冲动，但掩卷沉思，踌躇再三，又茫然无序，无从下笔，颇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感慨。

《礼记》的《儒行》篇是记述春秋时孔子回答鲁国国君鲁哀公所问，对儒者品行进行系统阐述的谈话录。全篇共二十节，孔子大致谈到了儒者在服装、自立、容貌、备豫（出仕前修为准备）、近人（待人接物）、特立、刚毅、仕（做官）、忧思、宽裕（宽容大度）、举贤援能、任举（举荐志同道合的朋友）、特立独行、规为（规范自己的行为）、交友、尊让（尊重谦让）等十七个方面的特征表现，其中对自立的论述出现了两次。

读了这篇文章，深感此文与中国读书人的关系非同小可，以下试图围绕这一关系，进行一些探讨，浮浅是确定无疑的。

一、儒者的“特立独行”

特立独行在今天往往是形容现代知识分子特质的一个常用词，甚至被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突出特征之一。我想可能是当年汉语翻译西方相关词语时选择采用了这个词，其出处原在于此。《儒行》篇中，论述与“特立独行”相关相近的用词共有四处：有两处为“自立”，一处为“特立”，一处为“特立独行”。用“自立”“特立”“特立独行”分别概括了儒者的几种品行。那么今天看来，《儒行》中所述的这些品行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有什么关系吗？

先看《儒行》，其中的两个“自立”，前一个是指儒者在未出道前所拥有的自立精神：“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早晚努力学习以等待官家询问，心怀忠信以等待有人举荐，尽力而行以等待朝廷录用，这种状态就如“席上之珍以待聘”，像置于坐席上的宝玉以等待诸侯行聘礼时使用。这一自立主要是指个人的学识储备与修养水平要能够使自己立得起来，而不须依赖世族显贵出身背景等其他非自身因素。

后一个“自立”是指儒者一生所要秉持的信念：“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把忠信作为盔甲，用礼义作为盾牌。头戴着仁而行动，怀抱着义而居处。即使国有暴政，也不改变自己所坚守的立场。这个自立是指遵循自身信念节操做人行事，不苟且于世，不受外力左右。

所谓的“特立”，是指儒者立身独特：“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把钱物交给他，用玩乐嗜好沉溺他，他不会见利而害义；利用人多势众来胁迫他，使用兵器来恐吓他，他不会怕死而改变操守；遭到猛禽野兽攻击，挺身与之搏斗，不度量自己的武勇如何；牵引重鼎尽力而为，不度量个人的体力如何；过去的机遇不追悔，到来的机遇不欢欣；说错的话不再说，听到流言不屑于刨根问底；不断地保持自己的威重，不研习权术谋略。这里的“特立”仍具有第二个“自立”严守信念做人做事的含义，只是更进一步地具体化。同时体现了儒者“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以及勇敢、正直、豁达、大度、磊落、率真的品格。

儒者的“特立独行”是指儒者“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沐浴身心于道德之中，陈述自己的建言而伏听君命，安静不躁而谨守正道。君上不理解就略加启发，又不操之过急。不站在深渊面前而自以为高，不凌驾功少的人之上而自以为功多。世道大治时与群贤共处而不自轻，世局混乱时坚守正道而不沮丧。不与政见相同的人结党营私；不对政见相异的人诽谤诋毁。这里的“特立独行”是对儒者在入仕后行为规范的描述。

以上就是《儒行》中对“自立”、“特立”与“特立独行”的全部表述。

综上可知，儒者的“自立”、“特立”与“特立独行”都是有特定含义的，这些含义既各有侧重，又相互联系，还有交叉重合，内涵很丰富，用一个词来概括难度很大。

《汉语大词典》对“特立独行”一词的解释为“志行高洁，不随波逐流。”以此衡量，不仅上述内容，就是《儒行》全篇所述儒者之品行，也与此定义没有多少冲突。

然而说到现代知识分子，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具有独立性（也有的同时强调社会关怀）的思想者与批评者。用“特立独行”来概括，本意应该主要是指其独立性。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儒行》中的“特立独行”，与现代知识分子所标榜的“特立独行”，在字面上相同，在含义上总体来看并非一回事，除《儒行》中第二个“自立”某些内容有所关联外，其余均不相及，有的甚至直接相悖。如上述“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还有如“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等行止更是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所格格不入的。《儒行》的“特立独行”虽然没能直接推衍出符合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但它却造就出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书人，这也许就是有人认为中国只有读书人，而没有知识分子的原由所在。不过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杜维明却有不同看法，认为“儒家学者在公众形象和自我定位上，兼具教士功能和哲学家作用，迫使我们认为他们不仅是文人，而且还是知识分子。”（孙兴杰：《儒家公知的使命与出路》）

还需要指出的是，《儒行》中也有不与统治者合作的描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不臣不仕。”有的儒者上不为臣于天子，下不侍奉于诸侯。不做臣子，不出来做官。这种“不合作”的品行不是归属在“特立独行”中，而是在“规为”中表述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一贯主张退隐、出世，不但不做官，连尧舜将天下禅让也不接受。儒行的“不合作”与道家的不接受，虽然均拒绝与当权者结为一体，具有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某些属性，但与现代知识分子相比，还是各为东西，不可同日而语也。

但《儒行》中那些与现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精神有联系的萌芽，却是十分珍贵的。这种萌芽的显现可能要比西方早许多年。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读书人的“特立独行”对于形成与“政统”相对的“道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需要肯定并给予重视的。

二、忠信仁德礼义是儒行的底蕴

在《儒行》中，孔子谈到忠、信、仁、德、礼、义，粗略统计达二十五处之多，在他所讲的十七个方面中涉及了八个方面，占了将近一半，可见这些内容在《儒行》中占比之大和地位之重。

《儒行》中谈到忠信仁德礼义的内容，除了前述已经引用的以外，还有如儒者“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把金玉看作是宝贝，而把忠信作为宝贝。不祈求土地，而把建立道义当作土地。这就是儒者的价值观，坚持这样的价值观，就不会做出见利忘义，因利害义的事情。还有“言必先信”，“非义不合”，讲话必以信用为先，不与违背道义的人合作。要做到言必信，行必义。还有“礼节者，仁之貌也。”遵循礼节，是仁的外貌。“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本着忠信的美德，以优游从容的态度对人。还有“澡身而沐德”，用道德来沐浴身心。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忠信仁德礼义形成了儒者品行的底蕴，是儒行的主体部分。这是由于，忠信仁德礼义是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儒者的所有品行，都会受到这些伦理道德的规约，而不会游离于这一规约之外。

三、温良恭俭谦让是儒行的本色

儒者以仁为核心，认为“温良者，仁之本也。”温良是仁的根本。“敬慎者，仁之地也。”恭敬谨慎是仁的基础。“逊接者，仁之能也。”谦逊待人接物是仁的本能。反映了儒者温良、恭敬、谦逊的品行。

儒者“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动作谨慎，遇到大利而辞让有如傲慢，遇到小利而谦让有如虚伪。做大事审慎如同有所畏惧。做小事恭谨如同心怀惭愧。他们难于躁进而易于谦退。柔弱谦卑的样子好像是无能。反映了儒者谨严、审慎、辞让、退让、谦让、谦恭、谦卑的品行。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易衣而出，并日而食。”有一亩地的宅院，住着周围一丈见方的房子，竹子编织的院门，从院墙上挖出的如圭形的旁门，更换衣服出门，两天只吃一天的食物。“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居处不奢淫，饮食不丰厚。体现了儒者生活节俭，不嗜奢靡，安于平淡，乐于俭朴的品行。

《儒行》中对上述内容的论述，使我们透过纷繁的言辞，看到了儒者品行的本色，那就是温良恭俭谦让。

四、中正和顺宽厚是儒行的秉性

《儒行》中指出，儒者“行必中正”，行为必定中正不偏。“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今世的行为可以作后世的楷模。反映了儒行坚持公道正直，不偏不倚的行事原则，所有的行为都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可以为后人树立榜样。“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仰慕贤能而又包容群众，有时可以放弃自己方正的棱角而与瓦器般的众人相融合。体现了既高贵又宽厚，既方正又和顺的特征。还指出“礼之以和为贵”，礼之实行以和为贵。强调了“和”与“礼”的内在联系。

认为“宽裕者，仁之作也。”宽裕，是仁的作为。“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砺廉隅。”谨慎安详而崇尚宽和，刚强坚毅而善与人交，广博学习而又知所服膺。接近礼乐法度，砥砺公方正直的品格。“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志趣相合，方向一致，营求道艺，路数相同。他们的行为本乎方正，建立于道义之上。与自己志向相同的，就进一步交往；志向不同的，就退避疏远。

《儒行》中的以上论述，表明了中正和顺宽厚是儒者品行的题中之义，是与生俱来的秉性。

五、儒行是君子之风的源泉

《儒行》篇中只有一处提到“君子”，是讲君子的学问要广博，并未专题论述君子品行。但通篇所论，与后世中国读书人所津津乐道的常被通称为“君子之风”的德行风范尽皆相合。

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知晓道义，小人知晓利益。“君子上达，小人下达。”（《论语·宪问》）上达指仁义，下达指财利。“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是君子的义利观。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能够普遍团结周围的人而不相互勾结，小人相互勾结而又与众人不和。“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君子庄矜而不争吵，合群而不结党。这是君子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

“君子尊贤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君子尊重贤人容纳群众，称赞为善而怜恤缺乏能力的人。这是君子宽厚包容的秉性。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君子不只凭一个人的言论来举荐人，也不因自己对一个人的不好的看法而一概否定他的言论。这是君子识人荐人的原则。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君子把义作为根本，对礼重在实行，以谦逊的态度说话，以诚信去做事。这是君子做人做事的原则。

“君子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孔子称赞卫国大夫蘧伯玉为君子！做到了邦国有道就出来做官，无道就卷铺盖隐退。这是君子出仕与退隐的原则。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有君子居住的地方，就不存在简陋。“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吃粗疏的饭食，喝白水，弯曲胳膊作为枕头，也乐在其中。这是君子俭朴生活和乐观人生态度的写照。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孔子对子产说：君子之道有四种：自己的行为庄重，侍奉上司恭敬，对民众实惠，支使民众遵循义的原则。这是君子从政四原则。

以上列举《论语》中论君子的一些观点，在《儒行》中都可以找到相应之处。《儒行》是孔子生前当面对鲁哀公所谈的记载，而且所谈比较系统和集中，这与在孔子死后由弟子编纂的《论语》相比，似可将《儒行》视为君子之风的源泉，也是君子之风所遵循的圭臬。

还有一些细微的儒者行为，如“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儒者在道路上不与人争难走易走的便利，冬天夏天不与人争暖和凉快的舒适。在现实中具有如此行为的人，真正读过《儒行》篇遵照执行者恐怕不多，而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潜意识行事，但这正是《儒行》对中国读书人甚至善良民风潜移默化影响的体现。这样的人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君子，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与景仰。而与此相反的那些人，虽然他们从不吃亏，处处都会占到便宜，但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与君子无缘。

再如“流言不极”，听到流言不屑于刨根问底。这里的“流言”，我以为并非指今天的“谣言”，而是指那些流传于坊间或政坛之中的流言蜚语，亦即常言所说的闲言碎语，俗称“闲话”“小话”，与如今的所谓“八卦”新闻相类似，捕风捉影，风传而不实，含有中伤攻击、挑拨离间成分。儒者对于流言的态度，一是不信，二是蔑视。秉持“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的理念，所以其态度就是不屑于刨根问底。这是一种大人与君子的态度。但有的人却不然，特别偏爱听“小话”，传“闲话”，一听就兴奋，一传就来劲，马上刨根问底，越问话越多。甚至会去主动询问、打听。因而往往被“小话”牵着鼻子走，结果搞得周围气氛复杂诡异，人人相互猜疑，互不信任，破坏团结，影响工作，得不偿失。这种现象，对于领导者尤其是大忌。

再如“上通而不困”，通达于上的时候而不失态困窘。一个人通达于上，往往都是其得势之时，常言道“得势便猖狂”，猖狂就不可避免会失态，而后出现转化，形成困窘，这是规律。但能够认识并把握这一规律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必是高手。这个高手在《儒行》中已有定位，即为一种品行。《儒行》的博大精深，由此可见一斑。

再如“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推荐贤能而进达于上，不祈望他们的报答。这种“不望报答”，体现的是一种君子胸怀，以天下为公，不徇私情，不谋私利，这是其思想与道德基础，“心底无私天地宽”，如是才能具有博大胸襟，否则是不可能做到的。

再如“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对于久不相见的朋友，听到对他们的流言，绝不相信。这是一种君子情感，与朋友相交，以诚信为本，因此友谊笃深，感情真挚，能够经得住时间与空间的考验，对朋友的相信具有坚定性。

儒行除了温和柔顺的一面，也有刚毅倔强的一面：“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儒者可以亲近但不可以劫持，可以接近而不可以强迫，可以杀掉而不可以侮辱。充分体现了儒者刚直不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贞品格。

六、“文人相轻”不是儒者的品行

常言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在中国无论民间还是文人之间都有此说法，而且不仅限于说法，甚至已成为难以治愈的“文人病”。但在《儒行》中，却全然寻觅不到“文人相轻”的痕迹。反而有如下这样两段截然相反的表述：

“儒皆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儒者之间听到善事就互相告知，见到善言就互相传示；有了爵位就互相推先，有了患难就互相效死；有的朋友久在下位，就等待他升迁，有的朋友在远方不得意，就设法招致他来入仕。儒者对待和举荐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这样的。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儒者之间有的志趣相合，方向一致，营求道艺，路数相同，并立于世就高兴，地位互有上下也不因此嫌弃。久不相见，听到有关对方的流言蜚语绝不相信。

这两段表述充分说明了儒者在处理相互关系方面并无文人相轻的陋习，而是和谐互助，彼此提携，情同手足，仁至义尽，根本看不出文人相轻的蛛丝马迹。因此可以说，文人相轻是违背《儒行》品性的劣迹，中国读书人应共同努力予以摈弃。

《儒行》所强调的儒者的品行中，与后世流传的儒家主张相比，没有被称为“五常”之一的“智”与被称为“百善之先”的“孝”的表述，这一点，有必要予以指出。

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的表现，给中国老百姓留下了“穷酸”“迂腐”“呆朽”“软弱”“倔强”的印象，许多读书人也确实存在这样的“怪脾”，而且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这些习气也成为了后来曾给知识分子冠以“臭”字的部分原因。在阅读《儒行》过程中，我曾努力寻找过中国读书人所具有的“酸”“迂”“朽”“软”“倔”等习性与“儒行”的联系，但没有找到这一方面的证据，与《儒行》似乎并无关系。

数千年来，《儒行》所表达的精神，对中国读书人产生的影响深刻而久远，可以说是为中国读书人设定了基因，其影响已经深入到了中国读书人的骨髓，融化到了血液之中，塑造了中国读书人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学识修为、品格节操、形象风范的基本特征，遑论旧派文人，即使在今天，仍能从中国读书人的行止作派中看到“儒行”的影子。这就是《儒行》与中国读书人的关系。

二〇二一年二月五日完成初稿

四月九日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