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灿若星河，唐诗、宋词、元曲这三种文学形式前后绵延，接续关联，共同构架起了传统文化的三座高峰。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唐朝是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它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将古典诗歌所特有的音律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唐朝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涌现出的诗人有两千多位，流传下来的作品近五万首。鲁迅曾高度称赞唐诗的成就：“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代已被做完。”

那么中国古典诗歌起源于什么？又是怎样不断发展的呢？说来话长，且听我慢慢道来。

大家知道，古典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收录了三百零五首诗歌，全部都体现着劳动者的集体创作的特点。“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这些诗歌几乎都富有极强的韵律感，不仅能被人吟唱出来，还可以配以形式多样的舞蹈。

那么诗歌如何从原始的、自然产生的艺术形式，向以人为塑造的形式转变呢？这个转变过程，也恰恰与劳动的细化分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过程相一致。

在诗歌理论的发展来说，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出现的“四声八病”说，成为五言诗格律化的里程碑。在“四声八病”说基础上形成的“永明体”便在宫廷之中流传开来，到了唐代，则变成了宫廷文人之间歌颂酬唱的体式，最具代表性的如“上官体”。然而，无论是“永明体”还是“上官体”，尽管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但却没有彻底解放诗歌发展的生命力。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创作范围局限在社会上层的小圈子里；其二，题材范围非常狭窄，局限于亭台楼阁、风花雪月的狭小邻域，且大都是应制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其三，在艺术上，以上官仪为代表的“上官体”，尚典丽、重骈偶，“以绮错婉媚为本”的宫体诗，实际上就是宫廷的、或以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严格地讲，宫体诗指的是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为中心的艳情诗。这期间没有出过一个第一流的诗人，这是一个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到诗的本身，则为人诟病的时期。其萎靡浮华之风只适合宫庭风尚，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更广泛的普及。

然而文化的发展并不会因为封建王朝的更替而中断。初唐经济迅速发展，势必要求上层建筑——精神文化与之相适应，但是初唐诗坛落后的局面显然不能适应经济的发展，这就提出了诗歌必须改革的时代任务，即与“上官体”为代表的浮艳诗风展开斗争，树立清新健康的新诗风。这个彻底解放和发展诗歌的重任，便落在了唐代诗人的肩上。

在唐高宗到武后初年，出现了“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他们都是初唐诗坛上很有才华的作家，“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

王勃（650-676），公认为四杰之首，是个才学兼优的诗人。因他英年早逝，今存的诗仅80多首，赋和序、表、碑、颂等文，今存90多篇。王勃的文集，较早的有20卷、30卷、28卷三种本子，皆未保存下来。在诗歌创作上，王勃擅长五律、五绝。虽存篇幅不多，但已形成独特的风格，境界开阔，语言质朴。其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将离别之情表现得乐观开朗，绝无哀伤缠绵之感。可是人们记住他，更因为他在滕王阁大显身手的故事是文坛上不可多得的一段佳话。上元二年（675年）秋，王勃前往交趾看望父亲，路过南昌时，正赶上都督阎伯屿新修滕王阁成，重阳日在滕王阁大宴宾客。王勃前往拜见。阎都督此次宴客，是为了向大家夸耀女婿孟学士的才学。让女婿事先准备好一篇序文，在席间当作即兴所作书写给大家看。宴会上，阎都督让人拿出纸笔，假意请诸人为这次盛会作序。大家知道他的用意，所以都推辞不写，而王勃以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晚辈，竟不推辞，接过纸笔，当众挥笔而书。阎都督老大不高兴，拂衣而起，转入帐后，教人去看王勃写些什么。听说王勃开首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都督便说：不过是老生常谈。又闻“星分翼轸，地接衡庐”，沉吟不语。等听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都督不得不叹服道：“此真天才，当垂不朽！”。《滕王阁序》这篇765字的骈文情景俱佳，声色并陈，并集中抒发了作者怀才不遇的悲凉感情和不甘失败的人生态度。那优美华瞻的文辞，雄健奔放的气势，起伏跌宕的节奏，的确令人叹为观止。成为文学史上千古传诵的名篇。

骆宾王（约619—约687年),他7岁能诗，有“神童”之称。据说咏鹅诗就是此时所作。诗曰：“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骆宾王的生活经历很丰富，曾从军，也曾担任低级军官，他年轻时就擅长诗文，在四杰中他的诗最多。骆宾王也擅长七言歌行，名作《帝京篇》在当时就已被称为绝唱。他的名作《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咏。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这一首工整的五律是在他入朝为侍御史，因武则天当政，他多次上书讽刺，得罪入狱时所作。这首诗以蝉的高洁自比，抒发了自己的悲愤沉痛之情。

而骆宾王之所以扬名天下，是因为他在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反武则天之时，为徐敬业起草了著名的《讨武氏檄》，这篇檄文，慷慨激昂，气吞山河。据说爱才的武则天叫人把这篇文章拿来读给她听。当她听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两句的时候，连连称赞写得好。后来听到“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两句，更加赞不绝口，问道：“这篇檄文出自何人之手？”有人回答说是骆宾王写的。武则天十分惋惜地说：“有这样的人才，让他流落民间，得不到重用，这是宰相的过错呀！”

杨炯(650～693年），659年，他九岁时就被举为神童，692年秋后迁盈川令，吏治以严酷著称，卒于官，世称杨盈川。在四杰中，他的诗数量最少，成就也较低。他负才自傲，对海内所称“王、杨、卢、骆”，杨炯自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自认为成就超过王勃。杨炯的诗作以边寨征战诗著名，今存诗33首，另存赋、序、表、碑、铭、志、状等50篇。所作如《从军行》、《出塞》、《战城南》、《紫骝马》等，表现了为国立功的战斗精神，气势轩昂,风格豪放。其代表作《从军行》，诗曰：“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的诗作具有复杂性，既带有宫廷诗的烙印，又与之抗衡，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

卢照邻（约637—约689年)，他在四杰中身世最苦，一生只做过几任小官，很不得意。后染风疾，居长安附近太白山，因服丹药中毒，手足残废。由于政治上的坎坷失意和长期病痛的折磨，终于自投颍水而死。卢照邻的作品多为悲苦之音，他自号幽忧子，很能说明他的心境。幽忧是他生活的象征，也是他作品的象征。其代表作《长安古意》，诗笔纵横奔放，富丽而不浮艳，为初唐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仍未摆脱六朝诗风影响。此诗很长，开头的八句为：“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这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已够人们如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了。诗中的一些名句如：“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比起宫廷诗中的病态的无耻：“相看气息望君怜，谁能含羞不肯前！”（简文帝《乌楼曲》），可以说是对宫廷诗的一种自续，有起死回生的力量。

“初唐四杰”的文学主张，在杨炯《王勃集序》、王勃《上吏部裴侍郎启》、卢照邻《南阳公集序》等文章中都有体现，概括起来就是主张赋予诗歌“风骨”和“刚健”的风格，来替代“上官体”绮错婉媚的风格特点，同时还要让诗歌从宫廷诗中走出来，回归最本真的社会功用，并以南北朝文风中的长处弥补诗歌创作中的短板，从而实现对诗歌题材的开拓。

如王勃的文学主张崇尚实用，认为“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家国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上吏部裴侍郎启》)。他的主张得到杨炯的支持。当时文坛盛行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风，“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他创作的诗文：“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杨炯《王勃集序》）。对转变风气起了很大作用。

在“初唐四杰”之后，陈子昂以更为坚决的姿态登上诗坛，对初唐诗风进行了更彻底的革新，尤其是他的《感遇》三十八首，更是他的这种革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

在文学主张上，陈子昂对南朝以来的诗歌风格提出了更为严厉的质疑和批评，认为是南朝以来过于看重华丽辞藻的风气让诗歌内容变得空虚，背离了《诗经》的“重视思想性传统”，所以提倡以“汉魏风骨”即汉末建安时代的诗风来改造和改变六朝以来的浮靡文风，重新营造出大气磅礴的时代感。这种文学主张，让他的诗歌尽管不乏苍凉、悲怆，但苍凉而不失宏阔、悲怆而不失激荡，因此在唐诗格调的转变过程中取得了远超“初唐四杰”的成就和作用。如他的代表作《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诗人登上幽州台，只能看见苍茫的宇宙而不见圣贤的识才之人，不觉悲从中来，寂寞怆然，诗人以慷慨悲凉的意境，表现出对失意境遇的极度不满，以及寂寞苦闷的内心世界。古人评赞陈子昂：“胸中自有万古，眼底更无一人。”

也正是由“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掀起的这场革新运动，让诗歌的题材发生了重大变化。格律方面的革新，沈佺期和宋之问等人对“永明体”以来的诗人在格律上的实践和探索进行了总结，并进行了最后的定型。也就是从此时开始，古代诗歌有了明显的分野——“古体诗”和“近体诗”。

注：永明是南朝齐武帝的年号，“永明体”亦称“新体诗”，这种诗体要求严格四声八病之说，强调声韵格律。这种诗体的出现，对于纠正晋宋以来文人诗的语言过于艰涩的弊病，使创作转向清新通畅起了一定的作用。对“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上官体”是唐代诗歌史上第一个以个人命名的诗歌风格称号。指唐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题材以奉和、应制、咏物为主，内容空泛，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旧唐书·上官仪传》：“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显贵，故当时多有学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四声八病”说：这一学说产生并形成于南朝齐永明年间，是由音韵学家周颙在《四声切韵》中提出的“平上去入”四声和沈约等人在四声基础上提出的“八病”两部分组成。所谓“八病”，也就是在五言诗创作过程中应注意避免的八种声韵上的毛病，具体说来就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正纽、旁纽八种。“八病”说的提出，能够让诗人在诗歌创作中更加注重诗歌的艺术美感，也为近体诗产生奠定了基础。但“四声八病”说在发挥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因为过于苛刻的声韵要求，给诗歌的发展带来一些弊端，因此成为“初同四杰”和陈子昂等人所主张从诗歌创作中去除的部分。

　　《感遇诗三十八首》是唐代文学家陈子昂的组诗作品。这组诗是作者有感于平生所遇之事而作，涵盖面极广，大都紧扣时事，针对性极强，富有现实意义。各篇所咏之事各异，创作时间也各不相同，应当是诗人在不断探索中有所体会遂加以纪录，积累而成的系列作品。它们继承了阮籍咏怀诗的余脉，反映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对自然社会规律的认识，抨击了武周王朝的腐败统治，同情广大的劳动人民的苦难，抒发自己身逢乱世、忧谗畏讥的恐惧不安，和壮志难酬、理想破灭的愤懑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