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的统一

钟阳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学是指对世界本质的研究，即研究一切存在者，一切现象（尤其指抽象概念）的原因及本源。称其为“第一哲学”、“第一科学”。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除了黑格尔），指的都是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之上”，其主要是指本体论。但不能用形而上学来等同于哲学，因为哲学包括的方面更广，例如哲学史上，宗教学、心理学、伦理学也属于哲学的范畴。形而上学只是哲学中最根本的。

17世纪开始，西方学习中国三教文化，尤其是理学、道家思想之后，开始构建自己的哲学学体系。同时将原始形而上学定义定义为对在无法用经验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对世界本质的猜测。于是他们建立逻辑分析为特点的近现代形而上学，因为近现代学者缺乏修证，一心外求，于是走向逻辑推理之路。后来从形而上学哲学中引申出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方法论，被西方人认为与辩证法那种联系的、运动的、全面的方法论相对立。哲学界认为，形而上学方法论多与唯心主义相联系。辩证法更多的是与科学和唯物主义相联系。

西方近代主流形而上学是彻底的理性主义和温和的经验主义，从未出现完全合乎正理的流派，都是有或多或少地建立于理性之上，这使他们自相矛盾处很多，后人的学说总是推翻前人的学说，导致近世反形而上学的潮流越来越激烈。古代形而上学蔑视物质，以灵魂、上帝、道为研究对象，但是近代西方采用的是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为主去进行形而上学研究，去探求宇宙的普遍规律和本体，这是有问题的，因为本体只能通过修证达到，而演绎也好，归纳也好，都是后天的识神分别判断，是不可能得出合理结论的，这样就为近代的反形上学潮流提供了内因。加上近代科学得势，所以出现了反形上学的潮流。反形上学的人不仅仅反掉了它的方法，连对象和内容也反掉了，最后走向表面化、碎片化。东正教尚能从修证入手，几近彻底的经验派，而天主教则与理性结盟，缺乏修证，导致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的衰落。中国传统的形而上学建立于修证基础之上，是彻底的经验主义，是心物合一、能所双忘境界下的思想。

从传统上讲，中国形而上学具有重体轻用的特点，近代中国尚空谈心性，轻经世致用，而西方近代以唯物为主要特点的哲学走向了轻体重用乃至毁体狂用之路。科学想通过逻辑推理寻找宇宙背后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都是人的分别判断和假设，根本经不起检验，总是被后人推翻。唯物主义于现见之五尘现象外推求其背后之本体，认为这个本体也是物质，这与现象学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唯物主义也属形而上学。只是传统形而上学注重于从精神和内在角度理解本体，而唯物主义是从物质和外在角度进行理解，其实是从逻辑推理进行的，这是不够的，还得修证。现象学则注重当下现象，认为现象即是本质，这与禅宗的“当下即是，立处皆真”有相似处，但禅宗是从心上取法，以心为本，面对一切内心和外在现象，都归于心源，一切现象都为空。而现象学是心外取法，以外为真，并执于外在。今天的世界以权力名利为导向即在于西学的毁体狂用忘失本心，失去了对古老智慧的传承。

根据太极图，形上学分级，或详为五级，或略为三级，或并为二级，或悬想，或实见，都认为于当下境界之外之上还有另外的存在状态。现象学则认为现处境界即为一切，此外皆不存在。分级的形上学皆能于现象有所统摄，只有一级的现象学则于现象无所统摄，必流于彻底的垃圾化碎片化。所以既使唯物的科学教亦尚能安立政教框架，虽然甚为痛苦，然尚能维系基本的社会秩序。若由现象学后现代主义做主，则必是政教皆无，社会失序。唯物主义虽然在形而上学中最差的，但比现象学还是更好。（《佛学与西学》孟晓路）

由于唯物主义和科学注重于能所与心物的对待和分判。形而上学方法论研究对象在于太极图的第一二三四级（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八），辩证法重在第五级（八卦）。形而上学是一种偏向性境型学说，而辩证法则是偏向语言型学说。辩证法是随着科学和唯物主义发展而得到大发展的。

但从中国易学思想来说，形而上学与辩证法是统一的，而非象西方那样对立的。形而上学偏向于明体，辩证法偏向于达用。明体是基础，达用是目标，两者互不矛盾。而西方二元对立和偏激思想，导致了近代形而上学的衰落和辩证法的兴起，其实，没有形而上学，哪有辩证法的发展。这好比没有圆心的立定，那有圆周的圆满。西方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大力反对形而上学，最终的结果必定是辩证法也难以为继，因为任何人都可能以辩证法攻击他人，变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终是莫衷一是。西方人贯于批判之后还是批判，否定之后还是否定，最后是把自己也否定掉了，文明成果得不到积累，表现于治国理政上就是否决机制。所以，一个好的辩证法，必须建立于形而上学基础之上，形而上学则必须有辩证法为调和，逻辑必须与修证相配合协调。逻辑在于诠释世俗谛，修证在于通达胜义谛。如此才能弘风导俗，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