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宣教战略下的圣经编造

钟阳

明朝末年至清朝初年，西欧天主教传教士重入中国，在长达130年传教之际，并未见有圣经中文译本出版，只是在他们的中文著作中和供信徒诵读的问答中引用了一部分经文。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到19世纪初年才开始着手将圣经翻译成中文，最早的中文译本在1822年出现，译者为在印度传教的英国传教士马士曼。这是为什么？当时中文是世界语，传教士基本懂中文，澳门也被葡萄牙所租用，既然来传教，当然要把翻译耶经当头等大事。其实，明末传教士已基本把耶经翻译成了中文，只是当时耶经极其单薄、简陋，甚至粗鄙的，缺乏逻辑，不成体系，难以为中国人接受。所以他们谎称耶经不只这些东西。当然，其中一些预言等内容也是本有的，确实很有价值。

在明清时基督教不敢称其经典叫圣经，只敢叫耶经。但经过几百年时间孜孜孜不倦地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把新造的耶经内容传到欧洲，尤其是巴黎与梵蒂冈，由西方继续打造，耶经终于脱胎换骨。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和西方中心论的兴起，于是把耶经改叫为圣经，最后由罗马教廷批准出版。与此同时西方还打造出庞大的基督教神学体系，而其中最大的秘诀是以理学、心学乃至易经、老子、佛经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为底色，加上西方人向外执取的精神——执器忘道而形成的。基督教在近代日趋世俗化，这是受理学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影响。文行先生研究指出，与其说“基督教远征中国”，不如说中华文化改造、渗透、丰富基督教，乃至“现代基督教”诞生在中国，圣经诞生于1787年以后。准确说圣经内容直到19世纪初才大致固定下来，直到现在还在利用中国文化进行修改编造。

以佛宣教是从景教到1594年的天主教中基本策略。他们的寺院、服饰、剔发与佛僧无异。景教僧人也吃素。早期基督徒更是佛僧形象。利玛窦1583年到肇庆传教，1689年到韶州传教，直到1594年7月，才改穿儒服，并蓄须，此前一直与佛僧无异。

南昌是十六世纪末开始的儒式基督教的发祥地，在世界基督教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595年利玛窦来到南昌，更完全是一个儒者形象，他与当地士大夫交往，不再从宗教层面灌输，而是从文化方面进行交流，利玛窦逐渐从传教士变成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耶经于中国的编造始于利玛窦在南昌以儒宣教战略，从这个意义上讲，白鹿洞理学是耶经修成圣经的秘诀。而安义县又是南昌基督教最兴盛地，安义意为地安人义，与基督教崇尚“义人”的精神可谓因缘契合，有似于马祖禅向西山发展。在近代耶经的重新打造过程中，南昌和整个江西具有至关重要地位。基督教多次被禁教，每次禁教时很多传教士来到江西避难并推动了江西基督教的发展，同时也利用江西的人文充实耶经内容。与回教历史上对理学进行吸收而儒化一样，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天主教传教士身穿儒服，会通耶儒，并都在中国朝廷为官，清代时甚至掌握了关乎国家命运的国家天文机构钦天监。由于西方把基督教作为其治国和教化百姓的精神力量，并以其为工具进行文化扩张，所以，吸收具有成熟义理和治世经验的理学是必然的。

现在的《圣经》既浸淫着中华文化思想，同时也保留着西方原始狭隘暴虐的精神。文行先生指出。“耶和华”在1660年之前不存在，直到1787年美国宪法中，上帝指的是耶稣，而非耶和华，耶稣成为上帝之子大约为19世纪；基于此，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经院哲学”此前也不存在。

《清初传教士满文档案译本》中审理传布天主教事件里提到如下：

讯许之渐：据尔作序言称，该教于汉唐传入中国者，载于何史？

供称：小的仅照《天学传概》作序而已，并不知载于何史。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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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李祖白：据尔所著《天学传概》载称，上帝乃天地之主，故曰天主，实我至要真学，渊源悠久，云云。此言出自何史？

供称，中国史乘不载，小的仅依据天主学西洋传教士所传而编著。等语

讯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李祖白供称，仅依据传教士所传而编著，云云。尔等所谓上帝为天主，实我至要真学，渊源悠久，何以见得？

供称：天主二字，乃利玛窦来中国之后所命名者矣，而我西洋人谓之为斗司。斗司二字，即有万物之根本之意。上帝乃万物之根本，故名天主，天主与上帝无异。而至要真学者则为敬天者矣。自开天辟地以来，莫不有敬天者，故曰渊源悠久。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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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李祖白：据尔所著该书载称，考之史册，推之历年，在中国为伏羲氏，乃中国之初人，实如德亚之苗裔。自西徂东，天学固其所怀来也。生长子孙，家传户习，此时此学之在中夏，必倍昌明于今之世矣，云云。尔依照中国何史册而谓伏羲为如德亚之苗裔？尔何以言此学在中国必倍昌明于今世矣？

供称：中国史册不载伏羲为如德亚国之苗裔，但就理而言，在天地之间既有最初人，中国亦有最初之人。天地间之最初人，必有居住之地，但在中国不见传。据西洋传教士言，最初人生于如德亚国，后因生齿日繁，遂分布之天下，云云。西洋初人所生日期，即为中国之伏羲时期，故言伏羲来自如德亚。天地间之初人，皆尊崇天主教，而中国之初人既来自如德亚国，亦必尊崇天主教。天主即为上帝，况“四书”“五经”中多有上帝之称谓，此乃中国初人之所传矣，汤若望、利类思亦如此而言，并非小的独撰。最古之人皆尊崇上帝，故而风尚淳朴，人心坦诚，此致世代相好，此乃倍加昌明者矣，殊异于秦汉。等语。

.......】

原本理应是中西双方面史料，但却只有单方面的中国史料，因为西方无信史。如果传教士来中国以后，学习中国古代典籍，充实耶经内涵只是为了使耶经更有道德性、逻辑性，则应该予以肯定，说明其追求进步。问题是其还把中国文化编造填充为西方“史料”，和今天“西方中心论”如出一辙，“华夏文明西来说”就是传承明清传教士思想的延续！全违起初西方传教士也承认的伊甸园即神的国度——神州中国的历史真相，英国十一世纪的地图也是把中国当伊甸园。后来的西方给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换祖宗的作法其心可诛，中国教徒因利益和迷信盲从也参与其中，这是违背基督教根本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