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陆王心学到大宇心学的思维逻辑

钟阳

陆九渊创立心学，并于应天山（后改名象山）创立象山书院，其思想实为沉潜于九渊（坤）之下，感应于九天（乾）之上。这正是其“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境界。王阳明提出“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只是偏于体上的感悟，其知行合一，则指向实践和明体达用，体主要还在于把“心”突出来，这是当时佛教融入中国文化的大势下的必然结果。王阳有说陆子心学太粗，其实他主要是对陆子“沉潜于九渊之下”境界的加深。九渊者，从内在来说为心，也代表坤卦，佛教来源于中国坤方印度。但是，王阳明心学并未就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有充分表达，虽然他也提出了“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这也是时代使然。17世纪开始欧洲启蒙运动之后，欧洲美成为世纪文明中心，西学东渐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西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形成新的中国儒学形态，相当于追过完成陆子心学“感应于九天之上”这一维度。九天者，从外在来说指物质，也代表乾卦，西学源于中国乾方欧美。也就是说，新心学要处理好与物质、上帝、欧美的关系。这就是我们的心学为什么要叫大宇心学的原因。大宇即源自法国作家、思想家雨果的诗句“比宇宙浩瀚的是人的心灵”。

当然，心从其恒常性角度，有乾德之象，乾为阳，主统一。物因其断灭性角度，又有坤德之象，坤为阴，主分裂。但从根本上说，心不超越于乾坤阴阳的，是不生不灭，又可随机显发道用的。物则是心对外界的反应，物随心转，心变则物变。西方则误以为物是恒常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可以是外在的物质，也可以是外在的上帝，以至认为物质即上帝，提出唯物主义有神论。新心学就是要破西学之我法二执，最终明心见性，明体达用。那么，心物合一，是否意味物也是永恒不变的？否，物是心之用的反映，是心的影尘。用是变动的，非不恒常，所以物也不是恒常的。心物合一，不是说，物合一心的本体，只是合于心的用。那么，浪花即是海水，体用不离，只是说浪花与海水、体与用是一体两面，不是说两者可相互代替。用、物，从不同角度看，也是坤性与乾性，但与心那种超越乾坤之上的特性是不一样的，只能说是或乾或坤，无法合一。心与体偏向于恒常，用与物偏向于断灭。未明心之前的用一定是有执的，明心之后的用，则无执。所以，明心之后再开发用可我命由我不由天，末明心则一定执物而落于轮回。

如果说，法国文化是西方文化之体，因其继承了中国的文化良知，那么，德国哲学则是西方文化之用，偏向逻辑理性。法国文化是比德国哲学更为根本的文化思想。东西文化的沟通首先必须立足于法国文化，然后才是欧美其它文化，相对而言，德俄英美的文化更偏向于用。

法国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人是东方的法国人，法国人是欧洲的中国人”。中法两国文化之间有着天然的亲近性。从地理上，中法都是综海陆之大国，从而使中法在历史上长期是各自地区最具文化辐射力的国家，这份文化自信构成了两国独立自主的理念基础。11世纪，法国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加冕为英王，法语即成为英国上层使用的语言，17、18世纪，整个欧洲都学习法国文化，法语对欧洲各国语言的形成和发展都有重要影响。法国在悠久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文明互动智慧，使其在面对像中国这样的政治道路和价值观念不同的文明大国崛起时，拥有更多理解、包容和尊重。从文化上，法国是启蒙运动中心，通过传教士带回的儒家典籍，伏尔泰发掘出“自由”的价值，用中国的信仰自由反对天主教会的思想禁锢；“欧洲孔夫子”魁奈品读出“平等”的价值，用中国科举制度的平等取士批判欧洲贵族的特权。启蒙运动的精神引领着全球近代社会运动。

启蒙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反过来又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1905年孙中山来到巴黎，在中国留学生中组织革命。中国同盟会将启蒙运动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中国革命的精神追求。1921年，孙中山推动下的里昂中法大学创立，是中国近代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大学类机构，1925年，定为国立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海外部。20世纪初的法国是世界无产阶级运动中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想观念竞相迸发。正是在法国勤工俭学，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对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有了深入直观的认识，逐渐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中华文化与法国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这种宏阔而深沉的历史情缘在中西方历史上是极为独特而奇妙的。其关键在于原点式影响。如果说儒学是启蒙哲人怀着谦逊和敬意探索中华文化的起点，那么，启蒙精神又是西方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性影响，随后才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