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鲤鱼门的雾》的渡头

与《太阳下山了》的月亮

刊于香港《城市文艺》2019年6月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编《香港小说选——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时候，要从众多文学书刊中找出好作品，并不是易事。那时候，我们不想依靠评论（其实那时关于香港五六十年代小说的评论也不多），只是根据作品的水平来考量哪些作品应该入选。结果，我们选出的《鲤鱼门的雾》成了五十年代文学的经典。翻查「香港文学资料库」，早期评论舒巷城作品的，都以他的诗作为主，只是到了1979年大32开本的《香港文学》（不是今天为人熟知、八十年代中出版的那本杂志），出了舒巷城专辑，才算是有了对他作品比较完整的评论。之后1981年我在《新晚报．星海》的香港文学特辑中，也做了一个舒巷城的专题。当年王仁芸做的访问，已收入花千树版《太阳下山了》的附录中。《香港小说选——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虽然是比较早地选了《鲤鱼门的雾》，但是此书要到1985年才出版。从实际的编辑过程来说，它应是最早关注舒巷城作品的香港文学选本。

　　在香港，七十年代是左翼思潮兴起的阶段，文学新生代更加关注本土文学的发展。而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更推动了这群新生代发掘香港文学的本土性。当年香港的大学校园气氛，与今天是南辕北辙，一方面是认中关社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寻根意识的加强，一些香港现实主义作家如舒巷城，侣伦，海辛，何达等人的作品，都越来越受到关注。

　　事实上，舒巷城的《鲤鱼门的雾》早于六十年代已受到注目，但原因不是因为评论家的青睐，而是因为它曾经被抄袭过两次。即使被抄袭了，但因为舒巷城被视为左派作家，在事主的《中国学生周报》的版面上，除了道歉启事外，却没及时发表一篇适切的评论。到1968年，应该是吴平编文艺版的时候吧，周报要开一个「香港风情」的专题，编者写了一段宣传介绍文字，在大约一千六百余字的篇幅中，以西西的《东城故事》和舒巷城的《鲤鱼门的雾》为例，征集以本土为题材的作品。其中用了四百余字赞好《鲤鱼门的雾》：

香港究竟是怎样的世界？舒巷城的《鲤鱼门的雾》，在某个视点上绘下了一幅颇为真实的图像，在写实的笔触下，《鲤鱼门的雾》，雾里的埗头，埗头下「那原不是属于筲箕湾海面的仅有的几只外来的舢板，呆坐埗头的蛋民出身离港十五载的水手梁大贵，都膨胀着举手可触的实感。」（开头一段写雾，使人联想起沈从文那些水气霪霪的文字）。当那终身飘泊的海员，呆坐在捗头石级时，一个问路的老女人，把他迫进一个无可逃掉的迷惘的境地：

阿娘，我也不知道哩！我刚来的......

小说结束时：

「嗯，我是刚来的......他(梁大贵)迷惘地自己和自己说。他的咀唇微微的颤抖着......」

　　这样，从现实的基础出发，透过一个平凡的人物、一些每日都发生在你身边的琐事，《鲤鱼门的雾》是如此咄咄迫人的，把它的主题推达一个高度普遍的象征界限；「嗯，我是刚来的......」这从一个无智识的中年海员口中吐出的「微微颤抖着」的声音，不正是所有飘泊无根而陷身于一高速变化的现代城市的人的声音么！这便完全是我所要的「香港风情」了

。

　　到1971年，同样受到国际左倾潮流影响，由吴平任文艺版主编的《中国学生周报》，开辟了「香港作家踪影」的专版，第三期就是由舒明撰写的「舒巷城专辑」：＜看尽众生更情浓＞，集中讨论了《巴黎两岸》一书。当时的周报，甚至开始了有关社会写实主义的讨论，温健骝更在1972年「香港文学问题讨论」的辩论中,提出了「还是批判的写实主义的大旗」，这是一向右倾的中周作者公然在周报上提倡批判写实主义文艺了。（当时美国人已决定不资助友联出版社）。而这也应该是香港报刊中最早期的舒巷城专辑了。

从上面简单的描述，可以看到舒巷城作品的接受史，要到他创作二十多年之后，才被香港批评界所重视。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今天，有关舒巷城作品的评论，已不弱于一些具有颇高成就的香港作家。除了因为香港文学界越来越关注本土文学外，舒巷城作品的文学性日益受到重视也是原因之一。在众多讨论舒巷城的文章中，《鲤鱼门的雾》和《太阳下山了》应是较多人谈论的作品，主要是因为这短篇和长篇被认为是最能反映舒巷城的本土关怀，及其抒情现实主义的文学成就。然而，被视为左派作家的舒巷城——不是左翼，而是被归入了香港左派系统或左派团体的人，被描绘成与其他香港左派作家不同（例如阮朗和金依），因为他的作品没有左派所强调的阶级性，以及没有黑白分明的二元对立。

上述论点其实都不一定准确，因为舒巷城作品同样有强烈的阶级性，以及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阅读舒巷城作品，也许需要分析其不同时期的创作思想。例如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作品，阶级意识越来越明显，到七十年代，以《都市诗抄》为代表，更是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风格。为甚么会这样呢？作为香港左翼作家，舒巷城难免不受到内地文艺思潮的影响，加上其作品大都发表在香港左派报刊，其文艺思想也会在跟文友交流当中，受到一点影响，只是因为他的大部份作品「文学性」较强，才掩盖了作品的阶级性。（有论者就曾经批评过他在《都市诗抄》中过份强调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二元对立。）

　　对舒巷城这样一个自省力强，而又时刻关注被侮辱与被损者的作家来说，其作品后来强调阶级性，应是十分自然的事。由于我这篇短文不是文学评论，只是就舒巷城研究提出一些个人的见解，他日有机会再详细谈讨这个问题。

不少研究舒巷城作品的文章，都以《鲤鱼门的雾》为起点。因为这个短篇算是他的成名作。《鲤鱼门的雾》发表于1951年，据许定铭文章，小说原刊于1951年孟君编的《天底下》周刊，用的笔名是秦可。(《孟君的＜天底下＞周刊》，《文学研究》创刊号，2006年3月30日。)

上述的短篇和长篇都是描写鲤鱼门的生活，从发表先后来说，自是《鲤鱼门的雾》在先，《太阳下山了》在后。可是，从描述的时序来说，却是后者在先，而前者在后。写于1950年的《鲤鱼门的雾》，描述的是1950年间的西湾河情景，而《太阳下山了》写的是1947年的西湾河。1947年，《太阳下山了》的主角刘江「沿着海滨顺步走到码头去。那是一个名存实亡的破破烂烂的木码头，渡轮早已不从这儿开到红磡去了」。到1950年，《鲤鱼门的雾》写作期间，渡轮已恢复行走，但已分了楼上楼下，即头等与二等之分。

　　对于舒巷城来说，这两篇小说同样成了他的分界线。比较两篇小说，会发觉作者的写作风格其实是有所转变的。如果用写实主义的观点比较，读者会发现,《太阳下山了》,或者其后的一些小说，例如写于七十年代的《鞦韆》，阶级观念是越来越明显的。

　　舒巷城曾因香港沦陷而流离于内地，目睹了外敌入侵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因而他回香港后的创作观，是现实主义式地关注着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然而，五十年代初，他内心深处仍然是一个抒情诗人，他用抒情的笔调写下了《鲤鱼门的雾》。这篇小说，正如中国学生周报编者在「香港风情」征稿文中说的，使人联想起沈从文那些水气霪霪的文字。

　　四十年之后，黎海华同样看出小说与《边城》的关系：

没有昔日沈从文对湘西山城风土人情深情的凝视，就不会留下《边城》令人低回至今的抒情小说。舒巷城若不曾于无数晨昏，细细观察筲箕湾西湾河一带渔民的生活、鲤鱼门之雾的变幻多端，日后流浪返乡亦无法酝酿出《《鲤鱼门的雾》》这罈清酒。（黎海华，记忆——给凝视长街的深情少年，《城市文艺》2009年8月）

写于1950年的《鲤鱼门的雾》，其实是沈从文那种抒情现实主义，但由于舒巷城一向被视为左派系统作家，因而不少评论者都忽略了他诗情画意地描写他钟爱却慢慢消逝了的乡土情怀，其实本质上是与沈从文一脉相承的。

我们来看看沈从文是如何描他故乡茶峒的：

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水常有涨落，限于财力不能搭桥，就安排了一只方头渡船。这渡船一次连人带马，约可以载二十位搭客过河，人数多时则反覆来去。渡船头竖了一枝小小竹竿，挂着一个可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面牵了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船上人就引手攀缘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船将拢岸时，管理这渡船的，一面口中嚷着「慢点慢点」，自己霍的跃上了岸，拉着铁环，于是人货牛马全上了岸，翻过小山不见了。

再看看《鲤鱼门的雾》的西湾河码头：

这是一个二月尾的早晨。四周的鱼腥味没有十五年前（和梁大贵连结在一起的那些欢快或痛苦的往日）那样浓厚和可爱。那时候，埗头周年都热闹，四季都「热烘烘」来往着各种各样的人。那时候，埗头上的厚石板永远响着穿着木屐，穿着鞋的，更多是赤着脚的人底脚步声。那毫不单调也永不乏味的声音，混和着小轮行前的气笛叫鸣，混和着出海的鱼船上伙计们起锚扯（巾里）时的呼嚷，混和着埗头上扛夫们的＂吭唷＂或吆喝，冲击着，斗争着，——一任潮水涨，潮水落，——它，那份那份十五年前的埗头所不能缺少的声音，此起彼落，是永无休止的......

文字的抒情性，一向是舒巷城作品的特质。沈从文不是舒巷城公开说过他所崇拜的作家，也不能确定他是否读过沈从文，但他们对乡土情怀的文学表达和抒情性却是如此类似，实在令人好奇。也许，爱好美术的舒巷城和爱好古物的沈从文对中国绘画，尤其是山水画的共同爱好，才使他们的视角是如此相通。《边城》和《鲤鱼门的雾》长卷式的描述人情景物，又总令人想起清明上河图那种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对世情描画的传神。黎海华说的，「对湘西山城风土人情深情的凝视」，这里把湘西换上西湾河，也同样适用于舒巷城。

即使十年后舒巷城写《太阳下山了》，对现实主义的信念已深化为批判现实主义，其抒情性仍能给作品带来阅读的愉悦感。然而，《太阳下山了》的笔触虽然仍有着《鲤鱼门的雾》那种抒情笔调，面向的却是对小人物的关怀，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小说虽然没有正面描写资本家，但一个写侦探小说的作家朋友唐仲廉的出现，正正显示了舒巷城对资本主义反面人物的坚定立场。这个片段令人想起刘以鬯差不多写于同期，同样是连载小说的《酒徒》。小说中的作家为了要迎合商业社会而作出妥协，但因此而愤世嫉俗，感叹香港人不读伟大作品，只喜欢商业的消闲文字。而《太阳下山了》的作家却是决不媚俗，甚至在一个小孩面前说出一番大道理。这种从道德高地上对商业写作严厉的批判，在今天的香港看来，好像是有点过份，但在批判写实主义的文艺思潮下，却是义正词严的。

舒巷城后来在访问中提到，《太阳下山了》的语言是「尽量避免用成语、套语等等。我当时有意把写实的、抒情的、通俗的笔墨，熔于一炉。」但他没有解释为甚么用了《太阳下山了》作为书名。

他曾在访问中回忆：

到四八年底才回到香港来，那时我还很年青呢。这一段历程对我也有好处，不但丰富了个人的生活经历，而且使我有机会从美军中的图书馆读到不少外文书籍，包括海明威等人的小说，甚至一些电影文学剧本，诗集，等等。

　　我们再回到六十年代他写这个小说的时期看看，他当时正在翻译改写海明威的小说《穚边的老人》（1962年出版,改写时间应是1960-61年间，正是《太阳下山了》的创作时期。由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再加上在四十年代当美军翻译时期,他应该看了不少海明威的作品，当然也少不了其名作《太阳照样升起》，这部描写战后迷惘的一代的著名小说，对当时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舒巷城，应该是深有启发的。小说描绘了美国一战后的迷惘一代，因为经济萧条的生活压迫，以及战争所引发的对未来充满悲观与绝望的情绪。然而，这种启发不是照搬，而是透过对本身社会现状的反省，以及对这本小说作出一种不同面向的反思。小说取名「太阳下山了」，有可能正是对应于「太阳照常升起」，同埘时还说明了，他其实写的是：月亮照常升起。

月亮在《太阳下山了》中，其实是十分重要的意象。不少论述视之为舒巷城的抒情描写，也有认为是对本土的关怀。然而，如果把月亮与太阳对比，我们便可看出舒巷城的用心。下面摘录两段《太阳下山了》对月亮的描写；

「那个又大又圆的月亮此刻彷彿悄悄地对附近的星星和白云说，你们瞧瞧下边的阿江，一个人坐在大石上赏月，怪可怜的。星星着冷眼盯着月亮，好像回答说，今晚是你的大日子，你跑下去跟他做朋友吧，因为他欣赏你，不欣赏他们。而白云却移到月亮旁边，似乎亲切地说，你要不要下去跟那孩子做朋友？要下去，我载你下去。这一下，月亮似乎因为高兴把身转了转，变得更圆更大了。这当儿，仰着头的林江忽然看见白云静悄悄的离开了月亮往别的地方跑去。月亮望着林江似乎幽幽地说，天空不许我跑下去；你飞上来吧。林江幻想着自己变成一只鸟儿，飞呀飞的，飞到半空里，倦了。伏在白云身上，让白云载他到月亮那里去。......」

　　「林江注意到，夜空上的星星也不时向他眨着眼表示欣赏陈师傅的椰胡和李荣宽的歌喉。但那越来越多、越来越厚的乌云不知是由于嫉妒还是由于什么，忽然生起气来，向那些眨眼的星星吐了一口口的墨。星星看不见了，月亮看不见了。那越来越浓的墨好像要向地面泻下来了。

　　他是看到这样的一个个影像才睡去的：鲤鱼门的月亮，少林广的「大光灯」，张七皮，铁罐子，鱼丝，银光，陈师傅的椰胡，街灯和雨。梦里他看见阳光照着景阳岗，黑黑瘦瘦的张七皮在指挥武松打虎。

　　林江跑到外边，在海滨坐下来。鲤鱼门海峡上那个又圆又大像瓷盆似的月亮早已升起来了。」

　　原来，月亮是林江以及那些生活在底层的象征。一群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犹如不见阳光的月亮，但他们有着强韧的生命力，有着上升的愿望，而在《太阳下山了》中，月亮的的上升，也就是林江的上升(上进)——努力读书，成为一个作家。这使我想到，韩国导演李沧东的电影《密阳》里面，那个太阳照不到的角落。虽然寓意不同，但意象同样令人深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