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768年蒸汽机的成功制造到1840年电力技术的变革再到1950年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时至今日，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虚拟影像、AIGC等高新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席卷世界。可以说工业革命开启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大众社会正在以一种崭新的模式的出现，技术的进步虽加速了社会产业结构性变革，但从未让焦虑偃旗息鼓，反而更大程度上的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和异化。从某种程度而言，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但人们日益依赖信息与媒介而存在，而信息爆炸式的迸发也导致的信息泛滥，致使衍生出无处不在的信息焦虑和身份恐慌。

在疫情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铸造了“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尽管疫情已经消失,但心理疫情的余波仍未消散。人们在个体层面所萌生对疾病的恐惧、对身体健康的担忧催生了新的焦虑。当面临一项重要的考试、接受一项艰巨的工作任务或者身处一个陌生的人际环境时，焦虑感会悄然降临。可见，在充满变化和不确定因素的环境下，压力感和焦虑情绪如影随形。那么焦虑如何战胜呢?通过对《让此心光明》这本书的阅读，我总结为六个字，即“文养人、艺铸心”。

一、文养人——以文化提升修养

文是指文化，决定着人的价值方向。养是指教育、滋养、培养，是人之所以能称之为人的路径手段，也是引导实现‘成人’的能力。人则是文的终极目标和最终归宿。“人”应该是在一个健康和有活力的身体中，拥有一颗纯粹的心，有修养，能够承担所有正当的职责。这样“人”只有通过“文”的培养才能实现。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立国的根基”。文化又何尝不是立人的根本呢？

文化似乎是个很好理解但又不太好理解的名词。因为文化一直是一个动态性、 过程性的具有复杂历史内涵的概念。加之有太多人都曾对文化下过定义。《逸周书·谥法解》有云：“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易传》中说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个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威廉斯认为文化是指智力、精神和美学的一般过程;是在持续性丰富、重塑、沿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广泛共识，是特定的人群所拥有的、共同认可的各类体系总和。北大教授张岱年认为“文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著名作家梁晓声认为“文化”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欧洲传统人类学视野中有这样一个观点，认为欧洲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东方文明只不过是欧洲发展坐标上的一个节点，这就是典型的欧洲文化中心论。这种观点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制造文化焦虑，这种观点固然是荒谬的。我们承认斯巴达的农民起义，法国的巴黎公社，俄国的十月革命这些事件曾拓宽了历史的宏伟画卷。我们也赞赏希腊的维纳斯雕像和具有永恒美丽的神话，罗马的图拉真纪念柱和众多凯旋门。我们钦佩康德的古典哲学之桥、尼采的现代主义之山、维特根斯坦的现当代语言之河。但是，中华文化又何时弱于西方?从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到殷周的青铜饕餮，先秦的理性精神，楚汉的浪漫主义，魏晋的文人自觉，盛唐的燕乐之首，宋元的山水意境，明清的世俗文艺。我们且看：长康之洛神，神韵千古。望之富春，春华万里。春江花月中，一叶扁舟，几点渔火，月随水沉浮;清霜冷夜里，几处蜡梅，疏影弄月，香共寒轻渡。高山下，流水侧，伯牙操琴觅知音;乌江畔，楚歌起，霸王陌路别虞姬。嵇叔夜临刑抚琴，广陵之音响彻天地，辛稼轩老骥伏枥，慷慨之词壮绝古今。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史，任何民族的复兴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兴盛，任何国家的衰落无不意味着文化的沉沦，离开了文化这个“根”，民族复兴也就成为无本之木。而“成人”之根就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而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儒释道三家思想。

儒家的中和之美，孔子作为儒家美学思想的创始人，其美学思想博大精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谓《诗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又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再论及《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中和之美”重视情感表达的适度与节制，体现了以礼节情的道德理性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产物;它强调文质彬彬，文质并重，无论做事还是做人都应追求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也赋予了华夏民族含蓄不露、温柔敦厚的秉性。儒家所倡导的“礼”，实际上是规范社会伦理道德和人们生活行为的准则。儒家以仁爱、仪礼来协调人际关系，规范人的行为，以实现人的自我价值及道德完善。儒家重人伦，讲“仁爱”；重群体，讲“无我利生”。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己欲达而达人”，强调了人们应该拥有一颗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倡导博爱精神，有了这种仁慈博爱的精神，人们自然便会做到为善弃恶、无欲无我，从而达到利益众生的目的。

道家尚自然，主张返璞归真，回归本性。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说事物均有自己的本性，均有合乎自己本性的存在方式，就像鸟按其本性应飞翔在天空，鱼按其本性应遨游于水里。只要人不以自己的意志去改变它，它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存在。这样合乎本性的存在方式就是“道”所要求的存在方式。人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手段只有“无为”。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不妄作为。就是说老子主张的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对“为”进行了限制，他认为：“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可见他更加强调善为，“善为”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去适当的“为”。老子还提出：“涤除玄鉴，能如疵乎?”涤除玄鉴是要求人们排除主观欲念和主观成见，保持内心的虚静。老子认为，人心只有保持虚静状态，才能观照宇宙万物的变化及其本原。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因，若是执著于贪欲，便是远离了清净，无益于终生。

佛家以缘起性空和苦谛为世界观基础，主张出世和入世结合。入世是为了个人修行和普度众生。已经获得解脱的菩萨则为度众生而出入于出世和入世之间。悲智双运、止观并重的佛家修行方式将无为和有为结合在一起。以“慈悲为怀”的佛教，把“悲天悯人”作为道德的出发点，它告诫人们“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要求人们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佛教中的戒，就是一种道德修养，佛教要求将自己融入宇宙这个整体之中，放弃与天人合一相背的“执着”。此外，佛教还讲究“因果报应”和“轮回转生”之说，告诫人们应从善弃恶。佛教以“救世”为目的，以“利生”为要务。佛教大乘认为，没有众生的解脱，便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所以它提出了“救苦救难”“普渡众生”的口号，并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佛教其实是从人类的生死观出发，以“极乐世界”为精神寄托，融入道家道法自然的精髓，幻化出六界轮回与因果报应来使人摒除欲念，从而达到理想境界。

二、艺铸心——以艺术净化心灵

艺是指艺术，铸在本文中指的是强化、净化。心是指灵魂、情操。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能、情感和欲望有得到正当满足的权利，艺术应当使人得都快感，他说消遣是为了休息，休息当然是愉快的，因为它可以消除劳动工作时所产生的困倦。精神方面的享受是大家公认的不仅含有美的因素，而且含有愉快的因素，而幸福正在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人们在聚会时总要搞点音乐，因为它的确使人心旷神怡。先秦的音乐美学名著《乐记》也明确提出“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上述说明了艺术是对美的追求。但其实有时候丑也拓展了艺术美。比如伦勃朗喜欢画老朽人物，波德莱尔喜欢以《恶之花》为题，罗丹的雕塑《老妓》，委拉斯贵支的《侏儒》，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因为“非合目的性”的感受可以激荡人心，尽管让我们在耳朵、视觉上感到不快，但我们却可以从理性的高度把握作品的深层意蕴。当我们去看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几乎是用三角形、梯型、锥型所构成，变形异常夸张。当人体的柔韧、光泽感、有机体的生命感全无，就让我们产生了理性的思考——当神性的光环从现世消散，裸露出来的世界并不和谐，而是一个充满巨大矛盾的分裂体。我们不得不因此面对令人惊异和恐惧的事物，面对荒谬和虚无的现实。我们还可以看罗丹的雕塑《老妓》，里面的人物干瘪丑陋的身躯，琐碎扭曲的线条，绝望麻木的神色，处处彰显了生命力的枯竭。尽管我们有痛苦的内在替代性感受，但我们不是老妓本人，不会和老妓产生任何功利关系。所以我们才能如王国维所说的：“使吾人超出厉害之范围外而倘恍于飘渺宁静之域”这样一种无功利的心态去品味这部艺术作品，此时我们便能理智的看到下层女性生存的艰辛和韶光过往不复的哀伤。

著名的戏剧理论家狄德罗也说：“只有在戏院的池座里,好人和坏人的眼泪才融汇在一起。坏人会对自己所犯过的罪行表示愤慨，而当那个坏人走出来包厢，已比较不倾向于作恶了。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谈到“悲剧”时说，“净化指“宗教赎罪过程，即悲剧引起强烈的感情，又使感情强度减弱到适当的程度从而得到‘净化’，或指悲剧激起怜悯与恐惧仅为了使这种情感得到宣泄，把观众从日常压抑的情感之苦中解脱出来，故悲剧有医疗作用”。宣泄产生的病理或心理治疗效果，类似于医学上的“顺势疗法”：人们有观看痛苦场景和感受悲剧情感的喜好，也有抒发哀伤情感的欲望。观众借助于宣泄就可以减少或缓和怜悯与恐惧这两种有害情感的过多沉积，获得内心的平静。

文化培养人的德行，艺术净化人的心灵。如果一个人拥有良好的德行与纯洁的心灵，那么哪怕世界再动荡、再不安、再无法确定。我们都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焦虑，克服困难。才会有像守仁先生那份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天地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