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桃园》是契诃夫晚年的一部力作。百年来，《樱桃园》始终活跃在俄罗斯的话剧舞台上。在对这部奇特的"四幕抒情喜剧"的百年舞台阐释中，剧本的意义空间不断得到拓展，不同时代的导演从各自角度与契诃夫进行着精神上的对话，对作家设置的"喜剧谜团"进行了颇有启发意义的思考，使《樱桃园》在舞台上永恒地具有了当代意义。

《樱桃园》在剧本情节方面，林兆华导演删去了两个人物，对原剧本内容进行了精简，使整部话剧情节更加紧凑。原本三个小时的剧本浓缩至一个半小时，使其能更高效的展现事件过程，更直接的突出原剧本想表达的主题。故事虽发生在十八世界的俄国，林导却要求主演都穿自己平日生活中的服装，并不刻意的去扮演那个时期的人物，以一种“跳出”的方式，使表演更加自然，人物更易表现，当然也另观众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舞美方面，全剧仅一个布景。超长纵深的舞台赋予观众深邃的遐想；干枯的枝条是樱桃树的树干；天花板被黄褐色的帷幔压得很低，那是遮蔽成荫的茂密枝叶；地面同样铺设黄褐色的沙幔，并被堆积成高低起伏的土地。满眼的黄褐色是否预示着樱桃园那即将走向终点的命运？灯光在我看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幕间不更换布景，则运用灯光来实现不同场景的切换。时而由天花正上方射出极强的光束，营造阳光穿过树阴照射在地面的斑驳光影；时而由天花两侧打出，月光下的树林又带着一丝凄凉；时而只有聚光，照射在主角身上，人物的那份孤单，那丝悲怆立刻得以彰显。

人物表现方面，由于删减了部分角色，林兆华版《樱桃园》则重点突出了三个人物。柳苞芙，樱桃园的主人，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她美丽又善良，无辜而无助，一直以来养成的贵族习气使其面对樱桃园即将被拍卖的现实束手无策，毫无行动力。罗伯兴，樱桃园奴隶的后代，对这里充满了复杂的感情。他从小在这里长大，也曾蒙受过美丽女主人的恩泽，这里有他的回忆。但祖辈的血泪辛酸历史又是他渴望去雪耻和改变的。通过种植罂粟而发家的他，最终买下了樱桃园，成为这里新的主人。彼嘉，一个永恒的大学生。这个人物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他是一个矛盾的个体。作为知识份子，他更容易对美丽的事物产生感情，留恋象征美好的樱桃园，同情美丽温柔的柳苞芙。但他同时也折服于商人强大的行动力，他接受过的教育让他明白时代的变化是必然的，他对工作和以工作换来回报的生活方式带着强大的认同感。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拥有强大行动力、奔向新生活的人，但又对象征精神文明生活得美好事物带着些许留恋。他是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另一种形象，象征着指引人们走向新生活的力量。

贵族阶级以加耶夫和郎涅夫斯卡雅兄妹作代表。他们极力维护庄园地主式的生活。郎涅夫斯卡雅说：“我是生在此地的，我的父母，我的祖父，当年也都住在此地；我爱这所房子，要是丢了樱桃园，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加耶夫说：“连安得列耶夫斯基的《百科全书》里，都提到了我们这座樱桃园呢。”然而这批贵族是些过时的人物，他们既不会创业，也不会守业。他们在寄生生活的环境里教养长大，只知道享受和玩乐，缺乏真正的生活理想和能力。遇事则瞠目结舌，束手无策。正如高尔基说的：这对兄妹“像小孩那样自私，像老人那样衰老，他们到了应该死的时候还没有死，他们悲叹着，对自己四周一切完全看不见，完全不了解，他们是一群不能再适应生活的寄生者”。

郎涅夫斯卡雅的生活极度奢华和挥霍，她挥金如土，弄得债台高筑。已面临破产境地了，她还摆阔气、装体面，上饭馆要点最名贵的菜，在家里开舞会、请乐队。从表面看来，她感情丰富，而且仁慈慷慨，没有一般贵族的傲慢；实际上她是一个很肤浅，意志薄弱的人。她从巴黎回到俄国时，曾不止一次地谈到她对祖国、乡土和亲人的眷恋。她说：“我爱我的祖国，我真爱得厉害呀。我一路上只要往窗子外边一看，就得哭。”她发誓再也不愿意离开祖国，再也不愿意看到那位在巴黎把她抛弃的“野蛮人”。可是，当那位“野蛮人”一再拍电报催她去巴黎时，她的决心又动摇了。她说：“我可又该怎么办呢？他病了，他寂寞，他不幸，有谁照料他呢？有谁可以拦住他别轻生呢？有谁按时候服侍他吃药呢？”于是她顾不得亲人和祖国了，拿着婶母一万五千卢布动身到巴黎去。她的灵魂是空虚的，过的是“一团糟”的生活。正如俄国作家柯罗连科说的，这是个“神经质的贵族女人，她什么也干不了，所以痛痛快快地去找她巴黎的外遇去了。”

契诃夫把未来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肯定了新生活是属于他们的。但《樱桃园》中年青一代存在着美丽的幻想与荏弱之间的矛盾。特洛费莫夫有着英雄的语言，并没有英雄的壮举。他习性散漫，朝气不足；从外貌上，他也是老气横秋，被人们称作“秃头老爷”。罗巴辛一针见血地指出特洛费莫夫的毛病是脱离实际。他说：“我们白站在这儿彼此吹嘘，实际生活可是一句也不理会我们的，它照旧像水一样的往前流啊！”郎涅夫斯卡雅则称他是“孤芳自赏”的“怪物”，“一个不成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