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了纪念故宫博物院开馆90周年，一经播出便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普通人民群众关心故宫珍宝的价值，文化学者和历史教授在意的是文物修复的现代化价值意义，影视工作者讨论的是该片的创意和拍摄技巧，本文则关注讨论的是专题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电影叙事结构、叙事策略以及叙事角度等，以期揭示和挖掘纪录片背后的叙事策略创新。

一、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概述

《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纪录片中是一匹黑马，刚开始播出时并没有引发轰动，后来却在了视频网站“b站”上一炮而红。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其中心思想是让大众关注那些从事文物修复工作的师傅们，试图通过拍摄他们严谨细致的工作过程来引发我们对社会精神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的关注。例如，片中着重拍摄了修表匠王津师傅和他徒弟亦师亦友的故事，这种新兴的师徒关系引发观众思考。

从历史角度来看，它能够反映强烈的人文情感，细腻的语言巧妙融于其中，并配以文物修复师认真努力、一丝不苟的修复过程画面。从拍摄科技层面来看，其在拍摄机器的使用上很普通，拍摄的手法手段也没有特别的可圈可点之处，但就是这种朴素而真诚的感觉赢得了大家的喜爱，尤其是大量的近景镜头和特写镜头，让人清楚明了地看到了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者的认真与勤劳。有别于其他专题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整体是一种“人物化”的叙事模式，全片紧扣人物，从每一个故宫文物修复专家的视角出发，更容易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观众在观看时有一种代入感，仿佛也进入了画面之中。《我在故宫修文物》第一部分主要讲的是修复青铜器、钟表、陶瓷器以及屏风，第二部分着重讲了师傅们对于木器、手工刺绣以及破损漆器的修理过程，第三部分通过古代名画《清明上河图》重见天日的过程来为我们讲解书画的修补艺术，这三个部分共同为我们讲述了文物修复工匠们的一生，给观众呈现出故宫文物和工匠们的个人历史纵深感。

二、专题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策略分析

《我在故宫修文物》所采用的视角是很微小的，并没有很宏大的叙事手法，整体风格走的是亲民路线，与过去的叙事方式不一样，该片更喜欢用小事物来讲大道理，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的叙事架构，整个片子采用一种“日记式”的叙述方式。接下来笔者将从专题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叙事结构、叙事指向以及叙述视角这三个方面来谈谈《我在故宫修文物》叙事策略的创新之处。

（一）叙事结构的创新

《我在故宫修文物》采用了重古代、轻当代的创新思想，譬如，纪录片导演把叙事的时空、角色、语言等众多元素在叙事架构上做出了改变，专门把古今人们的衣食住行进行了对比，这种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也是表达历史多元化的一种方式，将过去的事物反映在书本或历史文物上，让“活”起来，文物的价值被重新体现，文物的故事被历史化、故事化地讲述了出来。还罕见地讲述了木雕佛头像从古代到当代的修复过程，纪录片中，修复工匠边工作边口述了辽金两代的历史和宗教发展故事。文物与修复工匠们相得益彰，融为一体，互相诉说着彼此的历史，为纪录片增添了一份独特的历史沉淀感。此外，这部影片也关注传统文化遗产的手艺传承问题，为我们讲解了古往今来文物修复工作者“师徒”之间的故事，这些影视语言是时空穿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叙事指向分析

真正引发思考的“人”是这部纪录片的重点，从哲学的角度来看，叙事指向在这部片子中很重要，导演主要通过叙述“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来完成全片。“我”在整个影片中含有了双重指向——一个被看作单个具有自我精神的“我”，一个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我”。例如，个体的我是具有浓厚个人生活气息的，表现在修复一个个文物的过程中，不同个体的文物修复者对于每一件物件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感情，从这个方面来看，整个纪录片便有了人的味道，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也很有感情。带有浓厚集体主义色彩的“我”被裹挟于故宫文物修复工作者这个集体中前行，他们这一批人对于历史和艺术有着共同的理解和丰富的知识，共同的心理认知构成了这样带有集体主义色彩的“我”。从平常的微小生活之处着眼，纪录片展现了他们生活的另一面，他们不仅仅是静坐修复文物的工匠，同样具有自己的爱好和生活，这也是本片在叙事技巧上的一个突破。故宫文物工作者的修复过程就是使古物重新焕发光彩的过程，文物本身值得我们认真观赏，同时，这些耐心工作的普通手艺人们同样值得我们尊敬。

（三）叙述视角分析

纪录片《故宫》在片尾“永远的故宫”部分讲解了人们为能找到合适的乾隆高丽纸巾而花费了两年多的时间，说明了修复文物的不易，也表达了文物修复工作的严谨。当下，具有“日记化”视野的大型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用另一种方式展现在我们眼前。传统纪录片通常以第三人称为主，而《我在故宫文物修文物》则跳出刻板印象，使用第一人称，单单从片名就可以让观众感到亲切。在看这部电影之前，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专业的文物修复师的存在，也不知道文物修复师的具体工作是什么，更不知道在故宫博物院展览的珍奇文物背后有什么动人的修复过程、文物在展示前是什么样子。观众在接触这类片子时是陌生的，但导演不把这个角度当作悬念去展开，而是使用最常规的角度，循序渐进地让文物修复师带着观众渐入佳境，故宫文物修复是很有价值的，所以一定要有工匠精神，必须聚精会神，他们的作品也被称为“世界上最昂贵的作品”，但是看了电影就会知道，虽然他们修补的文物都价值连城，但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会哭会笑的普通人。例如，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陶瓷器修复师纪冬歌，她有时骑着自行车在太和殿广场溜达，时光流连，不禁回想清逊帝溥仪，在这种个性化的视角下，故宫已经不是那个高大肃穆的紫禁城了，文物修复工作者们也更加具有“人味”，影片好像一幅幅精美的画作，同时也是现代生活和历史传统的对话。这样的叙事策略将纪录片拍得贴切动人，呈现出了历史动态的韵味和美。

三、结语

《我在故宫修文物》以模块式的人物故事框架、平民的视角创造出了与众不同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文物修复师工作时的认真和不懈追求的品质，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文物修复者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揭示了文物修复行业的特殊性和意义。人物背后的故事也反映出纪录片创作者的专业责任、认知和思维能力和对于传统文物修复手艺遗产的思索。总之，《我在故宫修文物》赞美了文物修复工作者的工匠精神和坚定的工作态度，值得艺术文化工作者学习和肯定，对于我国文化艺术的传播和中国工匠精神的坚守和传承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