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生涯系列┃在上海的大学读书：我的学术生涯（下）
(2023-09-27 23:50:46)话分两头。幸运的是，我真的在复旦，尤其是前文提到的文图四楼，学会了怎么真正读书，研究性的读书，因而我才大言不惭地称之为“学术”。
学术这玩意儿，或者讲学术这个圈，听着很缥缈神秘，但至少经历了过后的我，会觉得不尽然。不可否认，当处在那个圈儿里时，我会经常听到师长们讲，既然是研究生，那么就要带着研究问题的目的去读书，换言之，要有问题意识。另外，听得多的，还包括，思维要有逻辑，要学会思辨，前人的肩膀固然要站，但更可贵的是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我当然还会认识与了解诸如像陈寅恪一样的历史学家和他们的著作，借用陈先生的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话说，陈寅恪先生也曾是我旦的学生。
老师们的方法与见解仅仅是把你引入学术的门，不过回想，现如今我还能自信地给人说我在复旦那几年搞的是学术，似乎更因为一些颇不起眼的小事。
比如，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回廊里，挂满的已经去世的，少说也是近五十年在历史研究各领域最有创建的，最权威的，都曾执掌过历史系讲坛的学者，周予同、周谷城、谭其骧、陈守时、胡厚宣、田汝康、杨宽、章巽……一个个，都如雷贯耳！
我也记得，凤凰卫视当年为复旦百年校庆拍的纪录片，讲历史系时，专门介绍了周予同、周谷城二位先生，他们并称“东周西周”，一时无两。这一切，分明是鼓动后人接踵先辈的脚步，在学术上做出点东西，搞出点名堂。所以，从此之后，每逢我旦校庆之时，我都会通过一些不那么高调的方式，如微信、微博，凑热闹庆贺遥祝一番。
也比如，从我的专业来讲，我算是周予同先生这根学脉的，学中国古代思想史。这个专业，换在哲学系，应该叫中国古代哲学史。而换成是科举时代，成天耳提面命的，如假包换则是科场上的四书五经，尤其是“经史子集”中的那个“经”。那么，我学的就是经学！在古代，经学之所以叫“经”学，就因为“经”这种东西是世界本源，于是经学成了传统中国一切学问的总纲。
很难想象一个从前学建筑的人来学这个，整天面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程朱王阳明等圣贤的思想和精神。但我骄傲的就是这一点！这种骄傲来自于我的太太师傅周予同先生讲的“中国经学已死，活着的是中国经学史”。是的，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读书人并没有因为不能成为“天子门生”而不能成为圣贤！
再比如，我的太师傅，大名鼎鼎的朱维铮先生，我选修他的“中国经学史研究”课，老爷子布置的期末作业很怪，名曰“读《四库提要·经部总叙》笔记”，规矩更怪，这篇课程论文，正文不得超过1500字，但注释可无限。要知道，四库的《经部总叙》虽只有大约300字，但经部的书籍少说也有1000部，要完成这个习作，那不就是摆明至少要把这些书的提要（简介），以及相互之间可能出现的时代上的、师承上的、逻辑上的各种联系都搞清楚吗！这预示着除了原著外，需要去读更多的，可能是几何数级的研究论著。
最后，我花了整整一个暑假，在复旦北区的宿舍里，顶着上海出梅时节那种使人难以忍受的酷热——我还是重庆人——我赤着上身，在滂沱的汗水和弥漫的香烟夹攻下，攻克了这道难关。下一学期我查成绩，朱先生给的等级是A-。我觉得，既然我可以合格地完成朱先生的论文，那么我就可以写任何论文！
又比如，我高山仰止的导师邓志峰先生。第一眼见他，感觉就像汉武帝时期办的国立大学的教授太学博士。稍稍了解了他的经历，本科在南京理工大学学工科的，这不就是同样半路出家的我踏破铁蹄的明师吗？自然，邓师让我敬佩的除了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外，或者不如说，除了那种重建道学——所谓“道学”，是思想史里面的一个概念，粗略解释，不妨把它看作是现代语言体系下的知识体系和文化体系——的“野心”外，让我震惊的还在于他在读书上下过的苦功夫。
不用说，在我旦读了硕士、博士、博士后，同样沾染过自由而无用学风的邓师不可能亲口给我们弟子辈讲这些，只是源于某次和系上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老师闲聊。后者知道我的师门后，一点都不夸张地说：“我和你们邓老师同一时期念博士，我算是读书很勤的了，但只要我在文图四楼，必定看见邓老师，你可以想象我不在的时候，他还读了多少书……”邓师也不教我们怎么具体去读书，除了那老三篇，就是读原典比读研究性著作更可靠，读古人书比读今人书更可靠，读一手史料比读二手三手尤其是剪刀加浆糊的论文更可靠等等……
甚至能和他在一起的有限日子里，我们也未必读书，邓师更在意比较随意的聊天，比较倾向于我们能向他提出一些有关最近读过的书的有价值的问题以求讨论，比较看似胡乱搭配着给我们讲讲他一直喜欢的，在《孟子》和《周易》这两本绝大多数人不太认为有直接关联的书，他的一些研究思路……
哦，顺便说一下，我一直认为邓师是我能知道的对《周易》研究最透的学者，即便这不是他的专业，但好像已融入他的生活——他的笔名“涣斋”就来自《周易》中的涣卦，他的公子取名“九婴”，其中这个“九”，则很难不和《周易》卦象的爻题搭上关系。至少从职分上看，邓师的专业还是王阳明研究，我尤其感激的是，因为遇见邓师，我在复旦三年，读了相当多的有关王阳明的书，并幸运地发现阳明的精神与气质，仿佛与自己契合。所以，时隔多年，如今我偶尔也向别人贩卖我对王阳明研究的心得，只是我内心清楚，这点雕虫小技，是不能入邓师法眼的！
还比如，我在复旦遇到的同窗们。同级的，同系的，同门的，他们通通至少在某些方面让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以至于可以说是心灵的震撼。和我一个房间的老范，浙江建德人，他老家离明朝海瑞当地方官的县衙不远，而他毕业的严州中学，浙江省重点中学，可能比复旦更牛，号称建校一千多年呢。老范作为老复旦人，第一天领着我参观校园，开口闭口就是“那栋白房子是我们苏校长的办公室”云云。我纳闷得很，这位“苏校长”是何许人！过了好久才领悟，原来是苏步青呀。大约那时起，我终于明白，成为复旦的学生，自然而然就是有底气的，天下闻名的数学家已经不是数学家，不过仅仅是我们的校长罢了。
南屏，上海松江人，他的中学也老牛逼了，松江二中，“上海市重点中学”这样的招牌都不足以显示其与众不同。当然，韩寒也是这所中学毕业的，南屏比他低一级，俩人课余经常一起踢球。后来没事我翻网上的照片，发现这所中学的大门竟直接是清朝建的松江城的一段城楼，我想这才是松江二中的底蕴所在。“南屏”这个名字，太容易让人想起西湖十景中的“南屏晚钟”，不过南屏让我最吃惊的绝对是他轻描淡写给我说的一句话，“年轻时，我看一本书，之后很长时间，肯定能记得哪个人说过的哪句话写在哪一页”，这不就是江湖中流传已久的过目不忘的神技吗！南屏说这话时大约是研二，后来，他相继读了博士、博士后，又留系任教，被我们一帮同学戏称“曹教授”，现在年龄也不过三十四五岁。
在上海的大学，我还有幸结识更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怪咖。譬如我一师妹，上海城里人，她可以把六万来字的论语背得滚瓜烂熟；更神乎其神的是，把这六万字打碎，你随便选其中一句，她可以瞬间把前一句和后一句背出来。对于我来讲，这又是一门江湖中失传多年的武器秘笈！后来我逐渐了解到，江浙某些地区，它们恐怕是现代中国仅有保存下来了，从小孩儿童蒙时期就坚持背诵四书五经这种童子功的文化风气——江浙文盛，绝非浪得虚名。OMG，我和这些人去比学习中国古代思想史，那不就是找死吗，纵使不死，你也得明了自己是一只井底之蛙！
就像在复旦我认识了很多江苏浙江的同学一样，其实上海本身不就给我开了眼吗。我曾经给重庆的朋友开玩笑，在上海，除了因为海拔太低地势太平加上完全没有山，我看不到每天落山的太阳之外，其他我想看的，在花花世界的上海都看过了，F1上海站、网球大师杯、女足世界杯决赛、上海书展，以及只要是亲朋好友来沪必陪着去的外滩和东方明珠塔……这些，我看作是在学校里读圣贤书，通过古代人写的故纸堆来做研究之外，生活上最大的调剂，最好的享受。况且，我怀疑我的同龄人，尤其是我的同乡人，考虑到重庆相对的自然地理闭塞和经济文化落后，他们未必有这样的机会。
对于没有经历过的人，哪怕你再费心思笔墨给他解释，上海有的，上海的大学有的东西，你那儿未必有，大概也没用。因此，我写这样一篇文章，不是要显摆装逼，或者更不是给上海，尤其给上海的大学，去歌功颂德，或次一点插科打诨——若比肩复旦中文系某师姐写过的那本小说，《复旦包法利夫人》，刘某人还欠点斤两。
很可能，我要见证的，是那几年我真正认认真真读过几本书，几本圣贤书，在无限靠近我曾经梦想的，也像是小时候看金庸武侠小说那般，时常会觊觎一项绝世神功一样的学者型学术生活，不管是肉体上的，精神上的，还是灵魂上的。
哪怕到了今天，在上海的大学的学术生涯，依然在一些时刻隐隐作祟，扣我心门。
刘浪，中学历史老师。职业虽是教师，却非师范毕业。专业虽是历史，又非科班出身。干过很多行业，待过不少城市，既谋稻粱，也养性情。现在年近不惑，发现终究对文字的兴趣未变，所以就放任自己继续读闲书、写闲文下去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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