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教育不均衡，从北京中考到曾经的南北榜
(2023-09-05 20:55:32) 前两天看到几篇关于北京中考的文章，其中一篇列出了650分以上（总分660）考生的分布情况，各区高分人数差异极大，作者由此做出“北京的教育不均衡已经到了无法描述的程度”的结论。实际情况如何？先来看看数据：
北京2023年中考650以上考生人数
上表中数据比较惊人，东西城，朝阳海淀的高分人数较多，其他各区则少得可怜，除了丰台勉强过10，其他的都是个位数甚至是0。海淀和房山的差异近30倍，的确算得上“触目惊心”。
不过，单看高分段的绝对人数并不合理，还要看各区中考人数。一万考生有一百个高分，和一百考生有一个高分，其实是一样的。上网搜了一下2023年北京中考考生的数据，重新制个表：
北京2023年中考650以上考生人数及比例
东西城、海淀朝阳的比例依然高于其他区县，但相差没那么巨大，还以海淀房山为例，高分率相差6.8倍。
上表数据还有个问题，总分660的情况下，650相当于平均98分，属于顶尖学生，如果以630（均分95）统计，差异性进一步降低，海淀和房山比例变为3.8倍：
北京2023年中考630以上考生人数及比例
以上数据并不能完全体现各区的教学水平。比如不少高中会提前点招，其中一些学生在中考中并未发挥应有水平，所以各区高分比例应该更高一些。不过，不管怎么统计，教育不均衡的确是事实：以630分为标准，东西城和海淀朝阳有1/4以上的学生高于此限，丰台和石景山勉强超过1/10，其他区则低于1/10，有的连1/20都不到。
照例的，提时事是为了引出故纸堆里的旧文字：教育不均衡古已有之，也有相应对策，基本原则依然影响着如今的我们。
在科举年代，教育不均衡体现在南北之争。
隋唐时期，科举肇始，进士只是政治暴发户，忙着和门阀争，还来不及地域斗。时至北宋，进士一统政坛，渐有南北之争。赵宋以北统南，开朝六十年间首相皆为北人，甚至有“南人不得为相”的说法，好不容易出了王钦若、丁谓两位南人首相，还被划为奸相。司马光也开过地图炮；“闽人狡险，楚人轻易”，分别指吕惠卿和王安石，熙宁变法中司马光的政敌。
然而，青山遮不住，南人终究崛起了，唐宋八大家中北宋有六位，皆为南人。晏殊、范仲淹、周敦颐、朱熹等等也是南人。当然，朱熹是南宋的，自南宋开始，文坛政坛就是南人占优了。
科举以科举士，只看考生个人成绩，不看家世门楣。范仲淹等南人崛起于考场官场，根源在于教育。科举中渐渐出现的南北差异，就是教育不均衡的体现，究其原因，是南北社会经济不均衡，南方的崛起，可以从人与自然两方面着手。
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本在中原，北强南弱。北人因各种原因南迁，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带到南方，尤以魏晋之后衣冠南渡为甚。南方不断提升，而北方则多兵事战乱，经济人口屡被荼毒，此消彼长，强弱之势逐渐变化。
更严重的是，离开北方的不仅仅是人才和技术，还有适宜农业的气候。
著名的竺可桢线
全球气温变化，实线为挪威雪线，虚线为中国气温
魏晋以前的北方比现在更湿润温暖。秦国修建郑国渠，当时水资源丰富；河南简称为“豫”，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其中的“象”字；《洛阳珈蓝记》记载，北魏时洛阳昭仪尼寺“堂前有酒树麪木”，酒树、麪木（面木）是椰树类、桄榔类树木，现在只生长在热带地区。那时中原气候大概和现在南方类似。
秦汉以来，气温降低，东南季风带逐步南移，降雨减少。这对北方打击很大，干冷气候使粮食减产，严重时导致皇朝内乱。雪上加霜的是，严寒驱使游牧民族南下侵掠，首当其冲的还是中原。
南方正好相反，远古过高的气温并不宜居，过多的降雨则更麻烦，内涝沼泽泛滥，过高的地下水使土质粘重，不适农耕。以苏州为例，《汉书·地理志》评价此地为“厥土涂泥，田下下”。趋于干冷的气候利好南方，加上诸如排水、圩田等农业技术的进步，大量农田被开辟，粮食产量提升。
隋代时长安已缺粮，隋炀帝修建通济渠，方便将南方粮食运往洛阳。洛阳以西地势增高，运河无法开通，运粮艰难，因为陆路运输无法昼夜兼任行，人马本身还要消耗粮草，速度和效率远不如水运。于是隋炀帝又营造洛阳为东都，粮食还是重要原因。
修建运河和东都的隋炀帝因此亡国，后继的唐朝坐享其成，运河源源不断地将粮食和物资运往洛阳。自宋代开始，国都要么建在南方，要么在运河边上。元代修京杭大运河还是为了获得南方粮食，明清漕运是国家大事，北方再也无力支持首都庞大的人口。
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物资是粮食，粮食产生靠光合作用，需要阳光，水和二氧化碳。南方有更多的光照，适合的降雨和气温，粮食产量更高；兼之物产丰富，水网纵横，商业发达。粮多钱多，更多南人脱离生产，从事教育学习。东晋南宋两次大规模南渡，充实南方人才。天时地利人和，强弱之势逆转，经济不均衡导致教育不均衡，科举考场上，南方自然占优。
南宋无所谓南北之争，元代没有科举。明代重开科举，进士中南人比例越来越高，高峰出现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春闱会试取进士52人，皆为南人。北方举子不服，朱元璋过问，主考官维持原榜不变，朱元璋大怒，先把主考官处理了，再重新考试，亲自阅卷，取进士61人皆为北人，史称“南北榜之争”或“春夏榜之争”。
朱元璋这种翻大饼式的处理无法解决问题，现实中的不均衡并不以帝王意志而转移。在马太效应的加持下，完全放开的自由竞争会让落后地区越来越没机会。科举这块大饼该怎么分，的确是个麻烦。朱元璋不久去世，没给出个章程，之后的永乐帝朱棣，铁马金戈挥斥方遒，大事干了不少，科举的南北之争就没什么关注，麻烦交给后人解决。
南北榜案二十八年后的洪熙元年（1425年），明仁宗着手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命杨士奇拟定取士之额：卷分南北，“南人十六，北人十四”，南取60%，北取40%。到了宣德、正统年间，增加中卷，南、北、中为55%、35%、10%。后来虽有调整反复，大体维持这个比例。
南、北、中卷份额，摄于国子监
简单聊聊明仁宗朱高炽，他在位仅一年，解决了不少历史遗留难题，死后庙号“仁宗”，开启“仁宣之治”。在介绍宋仁宗时曾经提过，儒家非常重视“仁”字，中国历史有六位仁宗，汉家皇帝只有宋仁宗和明仁宗两位，而且当之无愧。明仁宗还计划将国都迁回南京，一大原因还是因为南方富庶，“呜呼，南北供亿之劳，军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属南京”，只是去世过早不了了之。马伯庸有本《两京十五日》，讲的就是明仁宗死后其子朱瞻基登基期间的事，虽是虚构悬疑小说，不过也反映了当时迁都和漕运等情况。
前些年去国子监，曾经看到同治七年殿试榜单，拍了一甲3人和二甲19人的名单，其中：江苏5人、浙江2人、湖南3人、湖北、福建、安徽、江西各1人，南人共14人；山西、山东各2人、顺天、山西、蒙古、满族各1人，北人共计8人。恐怖的是，前十有3名吴县（今苏州）人。清代不少状元是吴县人，江苏省状元超过40%，这比北京中考高分分布更加触目惊心。
同治七年殿试榜单
写到这段时，正好看到《为什么古代苏州一度成为“天下粮仓”》一文，对南方农业如何超越北方的论述更详细更完备，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搜搜这篇文章。“苏湖熟，天下足”，这和吴县人在科举考场上的亮眼表现，是有关系的。
确保落后地区的名额，只是授之以鱼。要想改变教育不均衡，根子上要改变社会经济不均衡，而这不是教育系统能解决的。如果只在师资力量、录取名额、选拔方式等方面做文章，往往治标不治本，可以缓解症状，但根子依旧。
以北京中考为例，只要海淀还富集高校院所，科技企业，那么一般措施很难撼动其教育优势，除非像朱元璋那样玩狠招，比如撤销海淀所有中小校，让学生们分散到其他区县就读——这当然是玩笑话。如果吸引更多的高技术企业或研究单位，提高本区学生家庭的教育程度，那倒可能提高整体教育水平，毕竟教育是学校和家庭合力的结果。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些无趣的大道理往往指明问题症结，教育不均衡是社会经济不均衡的体现。目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大家热议的学生内卷其实也是这一矛盾在教育方面的体现，如果不能提供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靠减负、抑制补习、均摊教育资源等等，很难根除内卷现象。不均衡和内卷的根源并不只在于教育本身，正如君之病在肌肤肠胃而非腠理，仅仅靠汤熨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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