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威廉·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通常被认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开山之作，《抒情歌谣集》1800年版《序言》也通常被认为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序言书。而实际上，作为过渡时期的诗人，华兹华斯对18世纪英国诗坛流行的新古典主义诗歌和感伤主义诗歌都有一定程度的继承，这体现了文学史发展的延续性规律。

关键词：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浪漫主义

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1798年出版的《抒情歌谣集》通常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一次革命性事件，因为它标志着一种与新古典主义截然不同的、新的文学出现；而华兹华斯为1800年《抒情歌谣集》第2版所写的《序言》更是被奉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书。但对于这一几成定论的看法，英国批评家玛里琳·巴特勒却提出不同意见：“我们必须抛弃一种当今人很普遍的看法，即华兹华斯在1798年《抒情歌谣集》里的作品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诗歌。”^[1]玛里琳·巴特勒指出了一个常被人忽略的事实：华兹华斯的诗歌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英国18世纪的诗歌传统，而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只注意到华诗的革新性。18世纪上半期，英国诗坛新古典主义诗歌盛行；下半期则是感伤主义诗歌得势。作为过渡时期的诗人，华兹华斯对这两类诗歌都有一定程度的继承。

一、对新古典主义诗歌的继承

华兹华斯对新古典主义诗歌的继承首先体现为对新古典主义所推崇的“理性”的继承。雷纳·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说：“华兹华斯不能算作赤裸裸的情感主义的提倡者。”^[2]虽然华氏主张“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他的“情感说”是有条件的，而不是不经思索的尽情宣泄。他说：“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尽管这是正确的，可是任何有价值的诗，不论题材如何不同，都是由于作者具有超乎寻常的官能感受，而且又深思了很久。”^[3]华兹华斯肯定了诗歌是诗人深思的产物，强调了意识的参与，他并没有全盘抛弃新古典主义的理性特征，而是试图做到情与理并举。这里以《抒情歌谣集》的压卷之作《丁登寺》为例，华兹华斯第一次游访丁登寺是在1793年，当时他刚从法国回来，承受着与恋人分离的痛苦，心中充满对雅各宾派专制的仇恨。但他没有在当时就倾诉自己的激烈的情感，而是在1798年，重游丁登寺时，才在“平静的回忆中”对自己五年前的情感历程进行了再次审美。诗歌一开头就是一种明确的时间距离：

    五年过去了；五度炎夏还加上

       五个漫长的冬天！……^[4]

经过漫长的五年，诗人已经从当时的情感痛苦状态中调整过来，不再是当时处于分裂状态下的心境。他已经能够平静地沉思自我的心情，抒发的感情也就多了几分理性的控制。

在主题思想上，同样需要理性的思索。“这本集子里的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有价值的目的。”^[5]这并不是说他开始作诗的时候就有一个清楚的目的，而是“沉思”的习惯调整了情感，当他描写那些强烈地激起他的情感的东西的时候，作品本身也就带有一个目的。“诗的目的是在真理，这种真理不局限于个人与当地，而是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6]华兹华斯诗歌的内容虽然十分丰富，但主题思想却可以概括为对爱与善的诉求、对传统的美德的向往、对人和自然和谐的向往、对现代文明带来的罪恶的谴责等。他的诗歌的说教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华兹华斯对诗歌价值的强调，直接继承了新古典主义诗歌的道德理性。18世纪英国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是启蒙运动在文学领域的反映，它是非常重视道德教化作用的。英国著名新古典主义诗人蒲柏在《夺发记》里就讽刺了上流社会的庸俗、虚假、堕落等社会风气。他还著有《道德论》，专门讨论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玛里琳·巴特勒说：“华兹华斯在新的创作鼎盛期依然保持了新古典主义的特点：素朴、庄重、重人情和热心公益的精神。”^[7]“他像是启蒙运动真正的儿子，他使理性的思想、道德目的和社会用途超越心智中主观的和感情的一面，超越自我表现的要求。”^[8]

华兹华斯推崇情感的自然流露，但他从未离开过理性的控制。只有到了19世纪末期，浪漫主义诗歌的“情感论”才泛滥开来，导致诗歌风花雪月、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现代主义诗歌才揭竿而起，重提诗歌的理性。而处于由新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时期的华氏，虽然对新古典主义作了重大革新，但也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一些新古典主义的长处，还没有发展到滥情的程度。他的诗歌常常是情与理的交融。

华兹华斯对新古典主义诗歌的继承还表现在诗歌的语言上。在1800年的《抒情歌谣集》再版序言中，华兹华斯曾明确提出反对新古典主义诗歌的“诗意词藻”“抽象词汇”，主张用“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作诗”。^[9]华兹华斯提倡语言的情感性和自然性，与新古典主义那种“艺术的”“人工的”语言是对立的。在他的革新下，很多日常口语如thing, things, something等都被写进诗歌，很多诗歌是亲切的“人对人谈话”。

但华兹华斯是否完全抛弃了新古典主义的语言规则？他的诗歌语言是否完全是自然主义和原始主义的语言？他对“人们真正使用的语言”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无论在何处，只要是出于真正的趣味和情感，自身就形成一种最初远未想到的特点，使文章与日常生活的庸俗和鄙陋完全区分开来。”^[10]他赞赏用歌谣行节和民歌形式写作，但不欣赏不加选择地使用民间土语。“他决不摒弃书生气的拉丁诗传统……这跟他的古典文学修养和一向仰慕古罗马或许不无关系。”^[11]他终身奉为自己做人与做诗楷模的，第一是弥尔顿，第二位是斯宾塞。这两位在英国文学史上都是博学且带有书卷气的诗人。“华兹华斯在其‘自然’的观念上融合了斯宾塞、弥尔顿、乔叟和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分，而未将之转变为原始主义的东西。”^[12]虽然他十分推崇农民诗人彭斯，但是只有在后者的诗歌里，我们才能闻到真正的麦秸味。而他本人，这位读过剑桥大学的诗人，他的语言“终究指的还是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语言，即大诗人的满腔热情的语言。”^[13]可见，华兹华斯对新古典主义诗歌重视规范和拉丁传统的观念还是有一定继承。

二、对感伤主义诗歌的继承

玛里琳·巴特勒说“华兹华斯尝试用取自通俗诗歌的韵律来恰当地处理取自社会下层的题材，这实验是三十年来公众对这方面的内容和形式的兴趣促成的，为启蒙主义的文化所特有。”^[14]批评家罗伯特·梅奥在《〈抒情歌谣集〉的时代特征》一文中也说：“我们被灌输了太多《抒情歌谣集》的革命性特征。毫无疑问它们是革命性的，但不是在各个方面。除了它们比1798年出版的其它诗歌要精彩外，《抒情歌谣集》并不像某些作家所极力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个彻底的转换。它的新颖性被夸大了。实际上，《抒情歌谣集》有传统性的一面，只不过这方面被忽略了。……它们在很多方面所遵从的都是1798年的文学模式，反映的是当时普遍的趣味和态度。”^[15]通过与当时报刊杂志的诗歌的比照研究，可以看出《抒情歌谣集》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有趣的是，梅奥还考证出华兹华斯出版《抒情歌谣集》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因此，在第二版之中，诗人“愿意加入一些东西使这本书更适合当时的大众口味。”^[16]  笔者认为，罗伯特·梅奥主要意旨在于华兹华斯的诗歌从属于18世纪后半期的感伤主义潮流。

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发端，到六七十年代，已经席卷全国。圈地运动导致很多农村自耕农破产，城市里建立很多新工厂，贫富分化加剧。启蒙运动中的许多诗人和作家开始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他们一方面继续与封建势力相抗争，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他们认为文学不存在高尚和低下之分，一反新古典主义以上层社会为题材的传统，而是把目光投向农村，去描写劳动人民，同时要求语言的民主化。他们不满新古典主义对理性的强调，转而强调情感，竭力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和心理，调子凄婉、哀怨，从而形成了感伤主义的创作风气。他们继承了启蒙主义传统，仍然坚持“人本善”的信念，并确信人的道德是可以完善的。他们要用感情和仁爱作武器向社会作劝善教育。这些特点也为华兹华斯的诗歌所具有。

感伤主义的代表奥利弗·哥尔斯密斯的名作是《荒村》。诗人的用意是惋惜田园生活的消逝，用昔日的欢乐来比照“圈地运动”造成的凄惨。华兹华斯《毁了的村舍》（1797-1799）与之是极为相似的。《毁了的村舍》讲述的是一个乡下女子苦等她从军的丈夫而终未等着，郁郁死去了；而原是勤快庄稼汉的丈夫之所以从军，是为一两个荒年所逼。过去，两个旅人经过这里，村舍安静整洁，女主人热情好客，如今却屋毁人亡，情景全非。

另一位感伤主义诗人克莱普则写了《村庄》一诗，也是描写农村的凄惨状况，但是笔触更具体，口气更严厉，对于圈地运动的谴责也更为强烈。华兹华斯也有很多描写工业革命中破产农民的诗篇，与《村庄》一脉相承。

值得一提的还有格雷的《墓园挽歌》。诗人徘徊于乡村墓园，沉思着生与死的问题。诗歌突出表现了格雷对怀才不遇的平民的同情，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同时，作者用凄凉的声调，吟咏墓地周围的大自然，具有深厚的感伤主义情怀。华兹华斯也有很多关于墓地的感伤诗篇，例如著名的《露西》组诗就刻画了一个夭折的默默无闻的少女形象，表达了诗人对生命和死亡问题的思考。《墓园挽歌》也体现了一些新古典主义诗歌的特点。新古典主义崇尚理性的精神被格雷继承，表现为思想明晰、条理清楚的特点，诗中同时也保留了一定的说理性。诗歌语言优雅而不堆砌，流畅而不松散，与新古典主义诗歌重视语言规范的要求一致。这首诗可以说是感伤主义与新古典主义结合的典范。对比华兹华斯的很多诗歌，不难发现他的诗歌与格雷的诗歌存在很大相似之处。然而，当华兹华斯登上文坛时，却拿格雷开刀，用他的另一首诗为例，指出18世纪式的“诗意词藻”如何僵化、虚假。这一点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认为的那样：“在文学潮流的消长起伏里，常有一种现象，即后起者给予清除的，往往不是真正的敌人，而是表现出哪怕有细微不同的前驱者。”^[17]

罗伯特·梅奥说：“他们遵循当时的文学模式，并不是他们发现了对河流、山谷、树林、湖泊、山脉、花朵、正在萌芽的树木、变幻的四季、夕阳、清新的早晨和鸟叫声的兴趣。这种事实在当时是常见的事。然而，华兹华斯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华兹华斯被看作是描写野外的先驱，这是19世纪的观点，也是一些当代的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他们被《抒情歌谣集》的一些表面特点打动。他们也许是被1798年的宣传的含混性误导，那种宣传超过了实际。”^[18]的确，如果说，以提倡“情感”、“想象”、“田园生活”著称的华兹华斯对18世纪上半叶的新古典主义的革新大于继承，他对18世纪下半叶感伤主义则是继承大于革新。感伤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先驱，华兹华斯的诗歌正是在感伤主义的土壤中孕育而成的，而不是无本之木。

结语

英国诗人T. S. 艾略特说：“过去因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19]这句话包含着一种辩证的思想：历史的发展从来都是延续的。这是我国学界常常缺乏的一种思想。人们常常以二元对立的观点看待文学思潮的更替，只看到裂变，而忽略了延续性。正如蒋承勇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一旦作家作品被纳入到“××主义”的门内，并用“基本原则”的封条将其禁锢起来之后，文学研究就会产生片面性和误解。^[20]华兹华斯对英国18世纪诗歌传统的继承，恰好说明了文学史发展的延续性这一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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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 [12] [13] [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2）[M]．杨岂深，杨自伍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71，167，168，168.

[3] [5] [6] [9] [10] William Wordsworth. 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M]. Daniel G. Hoffman, Samuel Hynes. English Literary Criticism: Romanticism and Victorian [C]. New York: Meredi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3: 16, 16, 23, 21, 21.

[4] [英]华兹华斯．华兹华斯抒情诗选[M]．黄杲炘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76．

[15] [16] [18] Robert Mayo. The Contemporaneity of the Lyrical Ballads [A]. M. H. Abrams. Wordsworth: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C].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Inc. 1972: 67, 68, 72.

[17] 王佐良．英国诗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7：210．

[19] [英] T. S. 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M]．王恩衷 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3．

[20] 蒋承勇．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现代阐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