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军中，只有团级以上的军官才有资格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而这些优秀的毕业生都在未来的百万红军中成长为战功赫赫的优秀将领。

20年代国共合作时，这个学校曾经开设了中国班。

1924年1月，民国新三民主义提出，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式打开了中苏合作的局面。1925年，该校开始接收中国学员，共有4个名额，左权、陈启科、李拔夫和萧赞育最早被选派学习。

由于学院不设中文翻译，4人抵达苏联后需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年的俄语。没想到一年后，即1926年，4人的资格被取消，改为贺衷寒、杜从戎、陆瑞荣和王懋功。在此情形下，李拔夫选择改入基辅军校学习，左权等3人则坚持自己的正式身份，并在经过争取后，于1927年和第2批派遣的刘云、屈武、黄第洪等人，一起进入中国班学习。

1927年11月，刘伯承前往苏联，后来也来到中国班。这样一来中国班一共达到12人。国共各六人，其中左权，刘伯承，陈启科，刘云，屈武，黄第洪为中共党员。

在这里的三、四年时间，他们学习了基础战术，协同战术，战略学，军事学术和军制学等课程。

这个中国班12名学员，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其中我军选派的6人如下：

左权，1930年6月回到上海，担任新12军军长。1942年牺牲。

刘伯承，1930年回国，任中央军委委员，红军总参谋长等职，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我军元帅。

陈启科，1930年回国，翻译了苏联的军事著作《全民军事化》。去江西苏区任红三军团参谋长途经武汉时，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1930年10月5日在武昌东门外英勇就义。

刘云，1930年6月回国后，被任命为中共长江局红军总参谋长，同年9月2日，在武汉因叛徒出卖被捕。蒋介石闻讯后从南京飞抵武汉劝降，遭到严词拒绝，9月6日，英勇就义。

屈武，1930年4月，即将毕业时，被联共当局以“违犯军纪的罪名，发配到北冰洋岸边的一座小城服苦役。抗战后，他的岳父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通过中国驻苏大使馆向苏方提出交涉，1938年秋回到重庆。在周恩来领导下，以党外人士身份工作。1944年屈武将上述报告和讲演内容汇集成册，编成《论苏德战争》一书，公开出版发行。

1945年10月，随同张治中前往新疆，后任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屈武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黄第洪，返回上海后，黄第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丧失革命理想，秘密向国民政府自首，给蒋介石写信，企图出卖周恩来。蒋介石得信后十分重视，指令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经办。最终，这个叛徒被中央特科处死。

国军选派6人：

贺衷寒，1931年2月回国，主要负责国民党宣传培训工作。他在原有高级政工干部中挑选130人，办起了“星子训练所”（即军校特训班前身）。后来担任社会部政务次长，长期负责培训工作。

杜从戎，1927年后被苏方遣返回国，任南京中央军校教务部少将主任。

陆瑞荣，毕业后赴德国考察军事，回国任国民党第二师中将师长，改任国民党中央军委高级参谋。

王懋功，1930年回国，任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40年4月授陆军中将。

萧赞育，曾任武汉行营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南京市党部主任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扫荡报》及《和平日报》总社长等职。

李拔夫，回国后担任老上级程潜的党政人员，1943年11月任第十预备师代理师长，率全师参加了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1949年8月，随程潜起义。

除了上述这个中国班，我军陆续还派了一些学员前往学习。抗战期间，我军又选派了一批将领到伏龙芝深造。建国前我军所有学员名单如下：

刘伯承元帅、林彪元帅、刘亚楼上将、李天佑上将、杨致成上将、钟赤兵中将、谭家述中将、陈中明少将、赵华清少将、梁中玉少将、屈武（民革主席）。

刘云烈士、陈启科烈士、刘伯坚烈士、刘畴西烈士、王如痴烈士、卢冬生烈士、龙树林烈士。

20多年后，刘伯承退出了军事指挥工作，专心致力于建设我军的军事学院，成为我军军事学院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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