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不可多得的生命哲学开山名著（一）

——品读石声汉先生遗著《生命新观》

牛宏泰

1960年，著名古史学家、考古学家和甲骨学大家董作宾先生在台湾撰文向读者推荐石声汉先生的《生命新观》，并在台湾《大陆杂志》第21期第9卷刊出《生物学的人生观》作特别推荐：

这是十五年以前的事了。我在四川南溪县李庄镇板栗坳住的时候，收到了石声汉先生的一本书，是《海王丛书》第一种，名叫《生命新观》。以前，石先生把这书中各篇，连续登在《海王》刊物上，自三十三年三月起，至十一月止，我都读过。我是一个专门研究人文科学考古学中甲骨学的人，看见自然科学中的生物学者，能用中国文字写出这种伟大的著作来，而且石先生的国学功底深厚，能以浅近的语言，说明生物科学的专门学问，很是难得。看过了《海王》刊出的零星论文，又见了这本书，在一个自然科学常识缺乏的我，真是视同瑰宝，一直深深地藏在行箧，舍不得遗失。到台湾后，我曾把这本书拿出来随时请朋友欣赏。最近又交与我的儿子董敏看。今年他在台中农学院森林系毕业了，受过军训。他在马公服务，就仔细地读了一遍。据他说，现在台湾的生物界，也没有见过这种书。我现在打算在《大陆杂志》附载出来，以供各个研究人文科学的同仁们，作为参考的常识。

在去世的前一年（1962年），董作宾先生又将此书推荐给台北世界书局，并将其列入世界青年丛书，亲自提供底本使他们能重排出版，引起社会很大反响。

可惜在这篇名著的产地——中国大陆，能够拜读的人却非常有限。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在《海王》杂志连载后，受众范围较小，1944年武汉大学文化印书馆出版的单行本，已成绝版。据说有人曾读到过当时几位大家诸如傅斯年、朱家骅、戴季陶等在当时的刊物上发表的对该著的评论文章。可惜笔者虽经多方寻找，却已无从拜读了。

2017年，西北农业大学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前副校长张波教授有感于此，曾托其学生、同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颜玉怀设法遍求全国各藏书机构，才从武汉大学图书馆找到1944年武汉大学文化印书馆出版的单行本，并得到一册复印件。惜字迹模糊，难以卒读，且缺了一部分，不够完整。后从石声汉女儿石定枎口中得知石声汉先生在齐哈尔大学化工学院教书的孙子石克炘多年来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搜集有关爷爷的一切，他曾根据1944—1945年《海王》杂志的连载制作了《生命新观》的繁体字电子版。与他联系后，石克炘欣然发来该书的电子版，这才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刘卫科社长等筹计出版《石声汉逸书两种》，从而使这部十分难得的大著得以在中国大陆重新面世，也使得大陆能有更多人看到这部七十多年前问世几被湮灭的名著。

《生命新观》的确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这是第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生物学人生观”——从生物学角度讲述生命与人生的意义，是科学与哲学乃至文学艺术交融的作品的一个早期“例证”之一。也是至今中国科技界认为“科普读物稀缺”并一直倡导、动员更多包括两院院士在内的所有科学家、教育家、作家等多多撰写出版科普读物的一个很好的学习借鉴材料。当时正值战乱，中国大地上到处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石声汉先生从1943年开始准备素材，于1944年6月至1945年5月间在著名爱国实业家范旭东先生创办的刊物《海王》杂志上陆续连载出来。其时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之时。这部大著篇幅虽然不长，但却包含着整个“大千世界”，动物、植物、微生物，上至天空，下至陆地和海洋乃至地下、水底甚至外星球，涉猎生物、生命范围极其广泛。它是科学与哲学以及文学艺术结合的产物，资料丰富，描写生动细微，分析透彻，出神入化，是石先生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之作，印证出石声汉先生阅读之勤，见闻之广，记忆之强，观察事物之细致，思考问题之深刻。这本书的主题是“生命是根据过去，利用现在，创造未来”。这种生命哲理也体现了他的人生观，且深入浅出，取精用宏，解析透辟，因果辩证，语言精美，哲理精警，文采朴茂，文风独特，亦庄亦谐，妙趣横生，文字流畅干净，行其所当行，至其所当至，不多写或少写一句话、一个字。至今读来，仍觉意义非凡，启示多多。

推物及人 体大思精

《生命新观》体大思精，推物及人，把生命科学与人生哲学巧妙地融合为一体，成为一本不可多得的生命哲学绝好读本。全书近17万字，由生之执着、生之发展、生之意义三篇构成，并以之为“经”，处处渗透全文贯穿“生命是根据过去，利用现在，创造未来”这个主题，又以“我们的所谓‘执着’”“‘生’之保全”“生之延续”“反执着”“发展的趋势”“个体的发展”“种族”“由个体到群体”“生命 时间 空间”“我们自己”作“纬”。涉及生物的“防御”“逃避”“寓守于攻，寓兵于食”“警戒色与拟态”“自刑”“老境”“逆境”“扩大的延续”“人可以选择死”“自杀”“向死挑战”“食”“住”“寿命”“繁殖”“配偶至上”“儿童本位”“种族的扩大”“群”“连续”“变化”“和谐”“生物的相处”“根据过去利用现在”“根据现在创造未来”，全书这样经纬交织，构架极严谨而完整，真可谓体大思精，取精用宏，驭繁为简，博观约取之作。

石声汉先生在《生命新观》的序言中记述了这部作品写作的缘起与经过：

“三十二年（1943年）五月，在新塘沽第一次见到范旭东先生。范先生觉得应当有一本中文书，写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生物学的人生观’来，而且提示说我应当尽这一点责任。范先生的话，上半我绝对赞成：这本书的确很需要。下半，我无从反对：这本书现在却并没有。有一句自谦之词，道是‘抛砖引玉’；目前真正的生物学者，既然还没有拿出玉来，像我这样一个从事生物科学的人，走出来抛一两块碎砖头，既无损于学术的尊严，也无身份受伤之虑，正是‘义不容辞’。所困难的，我虽在从事生物科学，寻常也尽有着一些偏见，但自己尚无一点够得上称为‘人生观’的见识，因此，总想抛砖，也苦于无砖在手。结果回答范先生：‘回学校去努力尝试尝试，不敢说定能否交卷。’……”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石声汉先生确定了该书的主题，在参考资料极端缺乏的条件下，凭借自己的博闻强记，仅用了9个月的零星时间，就写成了洋洋洒洒17万言的《生命新观》。他从一个生物学家的视角引导人们认识大千世界中各种生命现象，把人生看作生命一角。他反复告诫人们：人类在利用大自然、向大自然索取时必须敬畏大自然，与环境和谐相处才能使生命连续不断地发展。如果人类太任性、贪婪，随意违背大自然的规律，对其毫无节制地索取，无情破坏，必然自食其果，遭到大自然的严厉惩罚，被环境淘汰！七十多年过去了，今天重温这一警示，依然振聋发聩。

在范旭东先生提示与鼓励下，石声汉先生写成的《生命新观》1944年6月—1945年5月陆续在黄海化学工业社的《《海王》杂志连载；1944年11月武汉大学文化印书馆出版发行了单行本；1960年经董作宾先生推荐在台湾《大陆杂志》刊出，1962年再经董作宾先生推荐，于是年12月由台北世界书局重新出版；2019年7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又以《石声汉逸书两种》为书名，将《生命新观》与石声汉先生1928年在中山大学瑶山考察采集期间写的《国立中山大学广西大瑶山采集日程》合集出版。

《生命新观》出版后，深受学人赞赏。号称“四堂”之一的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读了《生命新观》后，用甲骨文书写了一副对联送给石声汉先生。石声汉先生的挚友，同为第一届中英庚款留学生的数学家吴大任先生（抗日战争时与石声汉先生同为武汉大学教授，后任南开大学教授、副校长等）说：

“深感这本篇幅不大的书包含一个‘大千世界’。它是科学和哲理的结合，而这种哲理则体现着声汉的人生观。书中材料丰富，描写生动细致，分析详尽，充分表现了作者阅读之勤，见闻之广，记忆力之强，观察事物之深刻。作者把深沉的思想感情融合于对事物的刻画之中，使读者不能不感到书中处处蕴涵着某种寓言。此外，这本书文笔畅达，辞藻丰富，亦庄亦谐，足以代表声汉的文风。”

《生命新观》既然写的是“生命”，写的是对于生命的“新观”，那就不仅仅只写动物、植物、微生物，同时也须关照动物中的人这万物之“灵长”，而且时时处处将人对生命的观察、认识、思考渗透在字里行间，在“推物及人”的同时又常常“推人及物”，两厢对照，而哲理尽见。石声汉先生曾先后在武昌高师(武汉大学前身)、广州中山大学学习生物学并辅修化学，后成为第一届中英庚款留学生赴伦敦帝国理工大学，专攻植物生理学之学，具有现代生物科学、生命科学、化学的丰厚学养，兼擅中国古文、诗词、书法、篆刻、绘画等，有深厚的国学及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因而其大作《生命新观》才会写得如此地不同寻常，如此地耐人寻味，寻常处令人如坐春风，精彩处常令人击节叹赏，精警处又常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石声汉先生虽然在这部大著的序言中谦逊地说：“有人批评我这几篇东西‘不科学’，我绝对接受。但我有一句辩护，就是我本来并没有准备把它们写成‘科学读本’。我既只以一般人的态度来捉摸生命，一般人正无须太科学。”“这书的题名——《生命新观》是阎幼甫先生和同门萧寅秋兄的提议。‘新观’虽然未敢自信，但是既不能从记忆中，把他人的定见和自己的偏见，逐一分离，这凑合的局面，倒是新的，所以欣然从命。”

深入浅出 取精用宏

生命和生物的世界何其庞大，其情形又何其浩繁、多样、精细、巧妙，甚至妙不可言。如何归类、如何选取典型并与人生哲理结合，从生命科学中获取人生观等哲理养料，“上穷碧落下黄泉”，表现其精微，写出其精彩，且时时处处让读者感到言之有理、有根有据，确实不是一般的难。《生命新观》用极为大众的、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博观而约取地、取精用宏地、驭繁为简地讲述生命科学的哲理，无疑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典范。

如《生命新观》第一篇第四节《反执着》，石先生是这样写的：

上面所举的这些例证，大概已经足够让我们相信，一切生物，对于目前有着的生命，都能以最大的努力，执着下来，在危难时求保全，保全了以后，还要求它延续。这是“现象”；这“现象”底原因，我们不知道，也不愿做任何假定的解释。我们更无从决定，在“执着”着自己生命的那些“生物”，是否自己意识到是在“执着”。但是根据人类自身底经验，我们似乎更愿意相信执着中的生物，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执着”。就是人类本身，通常也并无“自觉”。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底一个例。同时从人类自身底经验里看来，我们感觉“生之执着”一事，是生物共同的基本现象之一；人类在这一件事上的表现，和其他生物相比时，虽然尽可有点精粗“程度”的差异，但根本上却“并无二致”。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人在表现“生之执着”时，只是一个比较高等一点的“兽”；——引用一句生物学上的话：“人是动物界底一种，属于‘灵长类’。”

然而，事实却也不止这么简单：直到现在，关于人以外一切生物底情形，我们所知道的，总是极力抓住“生”，逃避“死”。人以外一切生物底“死”，虽则有冻死，饿死，热死，干死，淹死，窒息死，伤重死，被吃死，病死，以至于老死，形形色色，种种死法；但是这些死，都是“被动”的死亡。凡有可能，无不极力避免。个体生命进程中，只有执着着的“死里求生”，没有“生中求死”。真正根据“自由意志”的选择，向“死”“挑战”，或者“求死”的“反执着”的现象，在人以外的生物，几乎可以说是绝对没有。虽然在“生之发展”中，我们可以看见种种“侥幸”的“行为”，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求生之发展，那些行为，仍是出自对于生之留恋与执着。到了人类，可就发生了一种特殊现象。人类中的一部分，凭自己底“主观”意识、思考、估价与推理后，往往因为服从自己“自由意志”底选择，不但不“执着生”，反而会放弃“生”——漠视生，向死挑战，或者直接就自己取得“生”之结束，实行自杀。这就是说，人类根据“自由意志的选择”时，对于“生”，能有“反执着”。

由于写这部大著的时间，是70多年前的1944-1945年，所以文字风格，仍留下了浓重的“五四”烙印，个别文字如“底”（目前通用为“的”），和现在通行的用法很是不同，但并不影响现代人的阅读与理解，非常通俗易懂，又十分的深入浅出，把生物的“执着”与“反执着”写得生动而深刻。没有高深的取精用宏功夫，没有过硬的驭繁为简的能力，是绝难说得清楚的。

而在整部大著中，这种写法又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而且可以说是“头头是道”。这也就难怪有那么多赞赏之词和董作宾、吴大任等诸多大家的好评与极力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