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河南地区石刻遗存极其丰富。除却遍布全区的石刻造像外，丰富多彩的汉画像石，尤其是诸体皆备的碑志经石，更是灿若繁星。

由于河南是佛教在中国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佛教寺院在河南境内建筑热潮经久不衰的结果，一方面使佛教造像特别是石刻造像遍布全省，另一方面，则遗存下了规模宏大的造像碑。 以洛阳龙门石窟为例，该石窟不仅拥有大小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而且其造像题记和其他碑刻更多达3600余通，是我国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

作为汉代建筑构件和棺椁浮雕或线刻画的汉画像石，始于西汉中期，兴于东汉早期，衰落于东汉晚期。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上自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下至官僚豪强、富商大贾，汉代的人们生前无不奢靡夸富，死后则竞相厚葬。他们除在墓冢前设置石人石兽外，其墓室多用石条来修建，并在其上大肆雕饰，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多彩多姿的汉画像艺术。

永城出土画像石

http://s1/mw690/006U2GcVzy7mhUfcGvC20&690苍龙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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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兽嬉戏2

http://s4/mw690/006U2GcVzy7mhUq9PML33&690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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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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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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驯兽

据不完全统计，现由河南省文物部门保存的汉画像石2000余品，其中，约3/4都在南阳地区。南阳汉画像石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无论是天上的星象神灵，山林的珍禽瑞兽，还是人间的众生百态，邈远的神话传说，史籍中的先贤圣哲，无不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可以不夸张地说，南阳汉画像石在向后人展现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大千世界的同时，也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我们知道,最初的碑刻并无文字。早年立于帝王宫中的碑，是为了测日影、定时刻的；立于帝王祠庙前的碑，是为了方便后人骑马乘车前来祭祀时栓牲口用的；而立于人们坟前的碑，是为了便于将棺椁放进墓圹里去的。后来，陵墓上的“木碑”不再被拔下来埋进墓穴，而是作为标志立在了墓旁。于是，便有人开始利用它，把死者的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等少量文字书写其上。再后来，人们又将“木碑”变成石碑，刻写其上的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石碑最终成为褒奖勋业、颂扬功德的工具。

汉代以后，碑的家族越来越大，名目也越来越多。比如，在祠庙碑和墓碑的基础上又繁衍派生出了功德碑、纪事碑等多种。这就是碑刻的演变史。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现存汉碑不下50通。其中，现存延津文管所的汉《刘熊碑》、现存荥阳的汉《韩仁铭碑》、现存鄢陵的汉《尹宙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汉碑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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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仁铭碑》实景 

随后的三国两晋及五胡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政局不稳，长期征战消耗了社会大部分资源，从客观上限制了碑刻的繁荣和发展；此外，统治者出于减少奢靡、维护统治、镇压世家大族势力的考虑（详见下文“碑刻与话语权”），多次出台抑制碑刻 的条文政策，禁碑运动从曹魏一直绵延下来，南朝也依旧承袭东晋遗风，碑刻未能产生新的发展。此时反观由少数民族控制的北方，碑刻却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状态。现存临颖的《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与《受禅表碑》、现存偃师的《临辟雍碑》及现存洛阳的《王基墓碑》等,就是这一时期河南碑刻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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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禅表碑》拓片（局部）

隋唐时期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时期，碑刻文化也相当繁荣。不仅碑刻数量成倍增加,而且涌现出大量制作精良、文辞华美的御碑。如现存登封的《大周封祀坛碑》、现存登封少林寺的《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龙潜教书碑》《大唐天后御制诗书碑》、现存登封嵩阳书院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现存偃师的《升仙太子碑》及《二帝圣教序碑》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萧条期之后，宋代的墓碑碑刻艺术略有复苏，但是由于大多数时间偏安一隅，国家始终处于北方少数民族侵略的压力之下，赵宋一朝的碑刻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始终无法和唐朝媲美，只是传承和沿袭了以有的传统。刻立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现存安阳的《昼锦堂记碑》及现存偃师商城博物馆的《大观圣作之碑》等，则是河南宋碑中的佼佼者。

墓志萌于汉末，兴于两晋，传至明清而不衰。墓志不仅记载有死者的生平事迹，而且多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和当时的风土人情。说起墓志，就不得不提历史上的禁碑运动。最早的禁碑运动当发生在东汉末期汉献帝建安十年（206）。其时，朝政由曹操主持。睿智的曹操发现，由于经过争战，天下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遂以劳民伤财为由，下令人死后不得厚葬，更不能立碑。此后经曹魏至晋武帝时期亦然。晋武帝还特别诏告天下曰：“碑表私美，兴长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由于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于是人们变立碑为埋铭，将竖立在墓前的碑刻稍作改易，随棺椁一同埋入墓中，这就是墓志的前身。目前河南现存墓志约有5000方，数量上以洛阳地区为最。其中，仅新安县一地就收藏有上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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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唐志斋实景（局部）

刻经作为用石刻保存经文的另一种形式，始于东汉。如刻于东汉熹平年间的《熹平石经》和刻于曹魏时期的《正始石经》，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石经，一般都要用几十块碑石连续刻出，其工程量及艰难程度，实为今人所难以想象。再如北宋嘉祐六年（1061）刻成的儒学经本，因系用篆、楷两种书体刻写，故又称“二体石经”。书写者为当时的书家名手赵克继、杨仲南、章友直等。该石经刻成后，先是立于东京(今开封)太学内，后经历代战争变乱，黄河水淹，致使散失和破坏严重。现仅搜得残石六块，即《周易》三块、《尚书》《礼记》《孝经》各一块，分藏于河南博物院、开封博物馆等处。另外，现存于孟州市博物馆的《淳化阁帖》刻石、洛宁县文化馆的《琅华馆帖》刻石、汝州市博物馆的《汝帖》刻石、孟津王铎故里的《拟山园帖》刻石、沁阳博物馆的《延香馆帖刻石》等，在传承中华书艺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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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始石经》拓片（局部）

说起河南碑刻，首先有两个概念要分清：其一是曾在河南境内存身过的碑刻；其二是河南境内现有的已知碑刻。

从古至今，河南境内究竟先后有过多少碑刻存身？因时光的推移，世道的沧桑，恐怕已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道得明了。但河南境内现在还存有多少已出土碑刻？它们又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搞清楚这些，对于今人而言，决非难事！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现存地面碑刻不下万通。在这上万通碑刻中，较有价值的当在2000通左右，比较著名的有500通左右。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在330通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