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修身》云：“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

“扁善之度”似乎比较费解，王先谦《荀子集解》引录了卢文弨、郝懿行、王念孙等人的说法，都不惬人意。后来杨树达先生有一个解释，现在倒好像颇有人接受。

在我看来，这四个字的关键在一个“度”字。只要把这个字读对了，问题其实不算复杂。

按“度”（读zhái，《集韵》“直格切”）字古文又作“㡯”，通“宅”。——如果读“法度”的“度”（dù），那是一开始就走上了岔路。

“度”、“宅”字通，累见于《诗》《书》。如《尚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郑玄注：“宅，居也。”王先谦云：“‘宅嵎夷’，古文也。今文作‘度嵎夷’。”（《尚书孔传参正》页22，中华书局，2011年）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郑玄注：“史迁‘宅’俱作‘度’。”即《史记·五帝本纪》作“五流有度，五度三居”。

最足启发的例子是《左传·文公十八年》：“不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

此处“度”即读为“宅”，故杜预注：“度，居也。”今言“宅心仁厚”，“宅心”就是“居心”。“不度（zhái）于善”就是“不居于善”，恰好可与《荀子》文比照。

“度（zhái）”字弄清楚了，剩下的就容易明白。

“扁”读为“偏”，“偏”是单单、唯独的意思。马王堆一号墓竹简261号：“佐者无扁职，有分守也。”“扁”即读为“偏”。（参看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页699，中华书局，2008年）

又《周易·同人》六二爻辞：“同人于宗，吝。”王弼注：“用心扁狭，鄙吝之道。”“扁狭”即“偏狭”。

“之”相当于“是”，用法同于“唯命是从”的“是”。这也很常见，例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愿大王毋吴王之（是）听。”（希望大王不要听吴王的）

“之”字的这种用法见于《荀子》中的，如《荣辱》：“牟牟然惟利饮食之（是）见，是狗彘之勇也。”《不苟》：“《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是）基。”《法行》：“曾子曰：无内人之（是）疏而外人之（是）亲。”

所以“扁（piān）善之度（zhái）”的意思其实就是“唯善是居”。

下文“后”是继的意思；“名”通“明”，是彰显的意思；“配”是匹配的意思。

串起来讲就是：唯善是居，以治气养生则继彭祖，以修身自显则配尧禹。

那么杨树达先生是怎么解释“扁善之度”的呢？其《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卷二《文中有标题例》说：

古书中有作者自标之题，其初本与正文分析者也，后经传写，遂致混淆，读者不之知，遂竟误认为正文矣。

此例《荀子》书中最多，有为前人所已言者，亦有为前人所未及言者：今详举之。《修身篇》云：“扁善之度，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扁善之度”四字，标题也。“以治气养生”云云，皆指以礼信而言。盖谓以礼信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礼信修身自名，则配尧、禹；以礼信既宜于时通，复利以处穷（杨自注：于、以互文；以，亦于也）。此其所以为扁善之度也。……又云：“士君子之所不能为。”王念孙云：“总冒下文之词。”——即标题也。……（《马氏文通刊误、古书句读释例、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页232～233）

杨先生说“扁善之度”是标题混入了正文，那么拿掉这四个字，文章就成了：“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宜于时通，利以处穷，礼信是也。”（这是杨先生的点法）

开头一个“以”字前无所承，作宾语的“礼信”远隔在后面，这是什么“高等国文法”？

借用王念孙的用语，“扁善之度（唯善是居）”也是“总冒下文之词”，“治气养生”、“修身自名”都要凭着（“以”）它，这才能够登遐寿（“继彭祖”）、传美名（“配尧禹”）。——“扁善之度”前置，“以”下省略“之”字。

杨先生的“盖谓以礼信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云云，以杂糅原文当解释，其实是讲不清楚在那里混。“以礼信治气养生”是个什么意思？

至于杨先生说“总冒下文之词”“即标题也”，那就更是不通。

既然是“总冒下文之词”（“冒”是覆盖的意思），那本来就是“正文”，怎么又成了“误认为正文”的“标题”呢？

比如韩愈《师说》开头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是“总冒下文之词”，同时也就是“正文”。

或许有人会想，就算你对“扁善之度”的理解是对的（还不一定呢），那错的也不是杨先生一人，何以单单要批评杨先生？

读古书，谁都难免犯错，但杨先生犯错的原因，往往是跟别人不同的。

无论是语义还是句法都不像，杨先生怎么会想到“扁善之度”是“标题”的呢？

我说过，如果要推举近代所谓“学界”的“抄袭第一人”，只有陈寅恪能与杨先生互争雄长，其余的人，只好算是重在参与了。

所以这两个人的文风也够雷同，有时连用的句型都接近一般无二。

例如杨先生批评郝懿行：“郝君享名甚盛，其于义由声生之故果了解至何等乎？”（《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页65）——这时杨先生在抄袭《说文通训定声》以及一大帮人。

陈先生批评“古今中外”的《长恨歌》读者：“古今中外之人读此诗者众矣，其了解之程度果何如？”（《元白诗笺证稿》页1）——这时陈先生在抄袭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

抄袭的同时大言炎炎把读者唬住，是这两个“第一人”的惯技。

杨先生“扁善之度”的“标题”说，代表了他抄袭的初级阶段，颇有“先遣小姑尝”的意味，远没有跟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同了事之后那么豪迈。

杨先生在前面说“此例《荀子》书中最多，有为前人所已言者”，后面又提到王念孙，给人的感觉仿佛王念孙就是他说的“前人”。

如果有人确切指出了他的抄袭，也可以有托词：不是说了“有为前人所已言者”吗？

然而，这个含含糊糊迷离惝恍的“前人”，其实不是王念孙，倒是一位“近人”，那便是蜀中的大学者刘咸炘。

刘先生论《荀子》时提到：

又是书段首每有题目之词，如《修身篇》“治气养心之术”，《儒效篇》“人伦之类”，皆不可连下文读。（《子疏定本·孔裔弟二》，《推十书》第一册页802，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本。早在1922年，刘先生的《子疏》讲义即已流布）

这就是杨先生文章的出处。

如刘先生所言，《荀子》中是有“题目之词”的，《修身篇》的“治气养心之术” 就是。

刘先生行文有时若不经意，实则最有法度，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荀子》书中的第一个“题目之词”。

杨先生的举例如果也从“治气养心之术”开始，那不是太容易让人“查重”了吗？

可是要到《荀子》的前文中去找例子，又实在找不到，于是他就瞧上了“扁善之度”。

反正这段话前人也没说清楚，混一下也就过去了，他需要的也只是把“文中有标题例”在刘先生的基础上重新发明一回。

而现在，这个“创获”果然就算在了杨先生头上。（参看王天海《荀子校释》页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至于“扁善之度”的解释，也就越说越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