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头，弄点文史的人若说自己没读过陈寅恪，或许不免会“口将言而嗫嚅”，仿佛是件很没面子的事。

然而，就是那些自认在研究“陈寅恪的学说”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算读过陈寅恪呢？

陈氏作品中，有人觉得《元白诗笺证稿》是比较容易懂的，“以诗证史”更是成了所谓“范式”。至于陈先生曾经“证”出了什么，恐怕至今都是一笔糊涂账吧。

下面仅就此书“第一章长恨歌”略作笺记，权当尝鼎一脔。

其中抄袭《中国小说史略》的内容，我在《陈寅恪不愿提鲁迅的缘由》一文中列举过，这里不再重复。还有关于杨贵妃是否处女入宫的问题，因为陈先生的文字太长，也暂不涉及。

引录时不免会有省略，原文具在，我无意曲解陈先生的意思。

一、陈先生原文（《元白诗笺证稿》页3，三联书店，2015年）：

芒洛冢墓遗文肆编叁安师墓志云：

君讳师，字文则，河南洛阳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乃以仰为并州刺史，因家洛阳焉。

又康达墓志云：

君讳达，自（字？）文则，河南伊阙人也。

囗以囗

因家河囗焉。

今观两志文因袭雷同公式化之可笑，一至若此，则知非大事创革不可。

察按一：

陈先生引用的《芒洛冢墓遗文四编》（罗振玉辑）共有唐代墓志206篇（卷二70篇、卷三79篇、卷五37篇、卷六20篇），陈先生挑出两篇，其中有几十个字“因袭雷同”，能代表在韩愈之前唐文的“公式化”吗？

这里不妨把《康达墓志》陈先生省略了的部分补出来：

君讳达，自文则，河南伊阙人也。十六代祖西华国君，东汉永平中，遣子仰入侍，求为属国，囗以囗为并州刺史，因家河囗焉。（《历代碑志丛书》第14册页603，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另《安师墓志》见同书页593）

两个人有同一个始祖，墓志上当然会有“因袭雷同”的部分（前后文其实大不一样）。陈先生通过省略让读者看不到“因袭雷同”的原因，这是为了讨论问题吗？

唐代的文章作手，年辈在韩愈之前比如钱基博先生《中国文学史》所举的，有唐太宗、魏征、王绩，有王杨卢骆，有沈宋，有陈子昂、刘知几，有苏张、李杜、王孟、高岑、萧李等等，这些人岂能被“因袭雷同公式化之可笑”代表？

假如要以墓志作为例证，那陈先生所标举的韩愈“大事创革”，成绩就接近于零，证据恰恰就是《芒洛冢墓遗文》中的墓志，在韩愈之前与之后，根本就没什么两样，一直是那么多姿多彩，当然也一直有“因袭雷同”。正如我们现在搜索“陈师曾”与“陈寅恪”，一定也会发现“因袭雷同”的部分，然而，有什么“可笑”的？

比如有人要论证今日文章的衰敝，那当然是可以的，可是偶然找两份介绍信或者悼词为证，那叫乱扯。

至于陈先生引用的书，他自己是否有耐心浏览一遍，那从来就是个问题。

二、陈先生原文（《元白诗笺证稿》页6）：

而李氏之莺莺歌，其诗最后数语亦为：

    诗中报郎含隐语。郎知暗到花深处。三五明月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语。（语字从董解元西厢本，他本作路。）

察按二：

这个例子关系到陈先生的一种法术，颇似孙悟空拔一根猴毛说声“变”，于是“学问”就出来了。

陈先生说：“‘语’字从《董解元西厢》本，他本作‘路’。”仿佛他还擅长校勘，其实这话包含着多重常识性的错误。

世传李绅的《莺莺歌》（《全唐诗》卷四百八十三）看起来像个残篇，只有八句，如下：

伯劳飞迟燕飞疾，垂杨绽金花笑日。绿窗娇女字莺莺，金雀娅鬟年十七。黄姑上天阿母在，寂寞霜姿素莲质。门掩重关萧寺中，芳草花时不曾出。

大约过了400多年，到了《董解元西厢记》中，这诗忽然多出了几段，《全唐诗续补遗》卷六称之为“《莺莺歌》逸句”，便是从《董解元西厢记》中辑出的。所以严格说来，这几段诗并无“他本”。至于这是李绅的原作还是董解元的续补，已经无从判断。

见于《董解元西厢记》卷四的那四句是：

诗中报郎含隐语，郎知暗到花深处。三五明月当户时，与郎相见花间路。（凌景埏校注本《董解元西厢记》页91，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最末一个字本来就是“路”（凌先生取校的版本是比较多的，此字无作“语”者）。我相信，任何一个值得一读的版本，都不可能是陈先生所“从”的“语”字。

道理很简单，仅仅就用字而言，前面刚写了“诗中报郎含隐语”，怎么会接着又“与郎相见花间语”？——而且这句子根本就不通。以诗相约，“三五明月当户时”说时间，“与郎相见花间路”说地点。

歌行一体在格律上虽然比较自由，句尾同字相犯却是大忌。王维的《横吹曲辞·出塞》句尾两用“马”字，明人王世贞评论说：

“居庸城外猎天骄”一首，佳甚，非两“马”字犯，当足压卷。然两字俱贵难易。或稍可改者，“暮云”句“马”字耳。（《艺苑卮言》卷四）

我们替李绅或者董解元想一想，“与郎相见花间语”算什么佳句，倒会吝于一改吗？

好好四句诗，陈先生要节外生枝制造出一点“学问”，仿佛可以吓唬一下外行，却见出自己未必是内行。

另举类似的例子印证一下。陈先生在《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一文中，提到“文津阁本及坊刊本汉译蒙古源流”后说：

“又此二本持字俱作特，乃误字，而先后校此书者，皆未改正。”（《金明馆丛稿二编》页115）

陈先生提到的“持松垒”的“持”字，“文津阁本”（卷二页6）不误。——他说的“先后校此书者”，当时所涉及是王国维先生，而王先生用的底本正是“文津阁本”，当然也不误。

陈先生所谓的“坊刊本”原就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天下的“坊”那么多，既然你要批评别人的错误，总得指明是哪一“坊”刊的吧？

比如爪哇国有一个刊本，“校此书”的王先生没见过或者觉得用不着，又怎么会去“改正”？

陈先生一边抄袭王国维先生遗稿，一边凭空给王先生制造“错误”，最后，当然是由陈先生亲自来“改正”。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陈先生既然批评了这个所谓“坊刊本”，可他引《蒙古源流》偏又要用这“坊刊本”，而且不作任何说明。（《金明馆丛稿二编》页110）

假如一个人放着较好的版本不用，故意选择或者凭空臆造一个坏本子来“勘校”，进而还要鄙薄他人未能“改正”，那不是透着无聊吗？

《陈集》中类似的例子尽多，不妨再补充一个简单点的。

《旧唐书·白居易传》：“（大和元年）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土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

陈先生的批语是：“白集有此文，然则本是宿构也。”（《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一集》页265）

《白居易集》我说不上熟，可是找了不下三遍，“与僧惟澄、道土赵常盈”论难的“此文”，却实在找不到。

退一步说，即令白集确有“此文”，又何从判断其“本是宿构”呢？难不成《盐铁论》中的文字是贤良、文学、大夫们事先都写好了，到会议上再各自背出来？

频繁显摆这种无中生有的“学问”，而不自知其荒唐可笑，陈先生是不是让一帮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惯坏了？

三、陈先生原文（《元白诗笺证稿》页6～7）：

如昌黎集贰壹石鼎联句序及诗，即当时流行具备众体之小说文也。

……复次，洪氏韩公年谱云：

或谓轩辕寓公姓，弥明寓公名，盖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刘侯虽皆公门人，然不应讥诮若是之甚。且言弥明行貌声音之陋，亦岂公自词耶？而列仙传又有弥明传，要必有是人矣。

朱子考异云：

今按此诗句法全类韩公。而或者所谓寓公姓名者。盖轩辕反切韩字，……若列仙传，则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为据矣。

寅恪案：朱子说甚谛，其深识当时文章体裁，殊非一般治唐文者所及。故不嫌骈赘，并附于此，以资参校。

察按三：

    陈先生要夸大韩愈对唐代小说的影响，无奈韩愈又没有写过小说，所以只好举《石鼎联句诗并序》，说是“小说文”。至于两段相辩驳的引文，“朱子说甚谛”与否，都说明不了韩愈写的就是“小说”或者“小说文”（这到底是个什么品种？）。

陈先生说的“昌黎集贰壹”（《昌黎集》卷二十一），仿佛他一直用的是宋刻本，其实未必。

韩愈的诗文，代有注家。清人方世举和马其昶的注本是陈先生最易得的。

下面录《石鼎联句诗》马其昶注：

《年谱》云：或谓轩辕寓公姓，弥明寓公名，盖以文滑稽耳。是不然，刘侯虽皆公门人，然不应讥诮若是之甚。且言弥明行貌声音之陋，亦岂公自谓耶？而《列仙传》又有《弥明传》，要必有是人矣。今按此诗句法全类韩公。而或者所谓“寓公姓名”者。盖“轩辕”反切“韩”字，……若《列仙传》，则又好事者，因此序而附著之，尤不足以为据矣。（《韩昌黎文集校注》上册页33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参看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下册页440，中华书局，2012年）

“学问”前人已经为陈先生预备好了，抄下来就是。——查一下旧注，这是急时抱佛脚就可以办到的事。

陈先生谈事情之所以老是会跑题，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抄起来没有节制。这样的“旁征博引”，我认为越少越好。

四、陈先生原文（《元白诗笺证稿》页21～22）

歌云：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兹止论赐浴华清池事。按唐六典壹玖温汤监一人正七品下注略云：

……

又丞一人从八品下注云：

……

寅恪案：温泉之浴，其旨在治疗疾病，除寒祛风，非若今世习俗，以为消夏逭暑之用也。此旨即玄宗亦尝自言之，如……

皆可为例证也。中唐以后以至宋代之文人，似已不了解斯义。故有荔枝香曲名起原故事之创造，及七夕长生殿私誓等物语之増饰。今不得不略为辨正。盖汉代宫中即有温室，如汉书孔光传所谓，“不言温室树。”者是也。

察按四：

这段文字与陈先生的下文联系紧密，这里先只说所谓“不言温室树”。

陈先生的“渊博”，表现在可以把书证弄得密密麻麻，当然就会有人一边惊佩一边头皮发麻。

有一个问题是，陈先生引书，为何从来不打书名线（现在是用书名号）呢？

比如吕思勉先生、陈垣先生的引证，不是让人看得清清楚楚吗？

我不想猜测陈寅恪先生对此是否有深谋远虑，但让人看清楚，对陈先生肯定是大大不利的。

比如我曾提到过陈先生不知道“鸱鸮”、“金縢”是《诗》《书》中的篇名，即如上面例三中的“朱子考异”，是“朱子《考异》”？还是“《朱子考异》”？陈先生没有闲工夫去核对，当然是“朱子考异”最稳妥。

再比如陈先生下文提到的“庾信王褒为温汤作碑文事”（页23）等等，只要临时去翻一下类书就可以凑一大堆（参看《初学记》卷七地部下“骊山汤第三”、《艺文类聚》卷九水部下“泉”字门），陈先生不过是故意分开抄成了一条条而已。

旧注、类书、工具书，是陈先生书证的主要来源。陈先生在抄录的时候不但很少复核原书（抄得多嘛），有时甚至连正在抄的书，上下文也没耐心去看明白，若是打书名线，岂不是给自己出难题？

现在来看“温室”。

《汉书·翼奉传》载翼奉上疏说：“（其时）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皇、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曲台、渐台、宣室、温室、承明耳。” 又《汉书·京房传》：“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京房）会议温室。”（颜注：“温室，殿名也。”）

可见“温室”（殿名也）是汉初未央宫最早的六殿之一，是“公卿朝臣”议事的地方。——与“温泉之浴”以及陈先生下文说的“沐浴之所”完全挨不上。

《汉书·孔光传》说：

（孔光）凡典枢机十余年，守法度，修故事。……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

这就是“不言温室树”的典故，意思是孔光不私下谈朝廷政事，连温室殿中有什么树都不泄露。

假如陈先生读过《汉书》，或者仅仅读过《孔光传》，又怎会在谈“温泉之浴”时扯出这个典故？

陈先生自认“不能读三代两汉之书”，可是唐朝的事是津津乐道的，他不是正在讲唐诗吗？

《旧唐书》卷六十二《杨恭仁传附杨师道传》云：

恭仁少弟师道，……性周慎谨密，未尝漏泄内事，亲友或问禁中之言，乃更对以他语。尝曰：“吾少窥汉史，至孔光不言温室之树，每钦其余风，所庶几也。”

这事又见于《白孔六帖》卷二十九“谨”字门“孔性周谨”条：

杨师道性周谨，未尝语禁省事，尝曰：“吾读《孔光传》，想其余风，或庶几云。”（《白孔六帖》卷二十九页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四库全书本）

又同卷“慎”字门有“不言温树”（页13）条即略述孔光事，其上两条则分别是“君不密则失臣”、“慎以避祸”。

因为唐朝开国之际事多机密，所以参预枢机者必须守口如瓶且不杂私心，这也是太宗用人的标准之一。

比如房玄龄一度被遣归，长孙皇后临终时提醒太宗：“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旧唐书》卷五十一《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传》）后来房玄龄复得大用。

即以杨师道为例，后来也曾因为挟私获谴降职，前引《旧唐书》其本传云：“（贞观）十三年，转中书令。太子承乾逆谋事泄，与长孙无忌、房玄龄同按其狱。师道妻前夫之子赵节与承乾通谋，师道微讽太宗，冀活之，由是获谴，罢知机密。”

由此可见，陈先生把“不言温室树”这个典故用得牛头不对马嘴，不单疏于《汉书》，就是对唐太宗一朝的史事怕也未必有多么熟吧。

不妨再补充后面的一个例子，陈先生谈到元稹的出身时说：

如康骈剧谈录（参唐语林陆补遗。）略云：

元和中李贺善为歌篇，为韩愈所知，重于缙绅。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亦工篇什，尝交结于贺，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答，遽入，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看李贺？稹惭恨而退。（《元白诗笺证稿》页87）

陈先生“略云”的“略”，有时是大略，有时是省略。陈先生的引文向来是不嫌冗赘的，一旦他愿意“略”，一般就是原文对他来说不大好懂或者不容易点断的时候，所以一般也就会把原文“略”得面目全非。

与陈先生的“略云”对应的康骈原文是：

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相国稹年老，以明经擢第，亦攻篇什，常愿交结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令仆者谓曰：“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相国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剧谈录》卷下页31“元相国谒李贺”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山海经（外二十六种）》本）

对照一下，是不是容易点错的地方都被陈先生改过了？然而又添加了改出来的错。是李贺“遽令仆者”，陈先生改为元稹“遽入”。李贺不接纳，元稹居然会强行闯入，未免太不斯文。

原文是元稹“年老”，陈先生改成了“年少”。而元稹“以明经擢第”正在15岁（实岁14，两《唐书》所记的照例是虚岁）。假如元稹（778～831年）在这个年纪（古人过此就不能算“年少”了）去拜谒李贺，小他十二三岁的李贺（791～817年）学没学会走路？

读过一点唐诗的人总会大致有一个印象，李贺于韩愈是明明白白的晚辈，而韩柳、元白却接近平辈。陈先生正在谈“古文运动”、“笺证”元白诗，改编出一段故事，居然连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的年辈都不甚了了，还凭什么批评别人“未必真见第一等材料而详考之也”？

五、陈先生原文（《元白诗笺证稿》页22～23）

倭名抄佛塔具之部云：

温室，内典有温室经。今按温室，即浴室也。俗名由夜。温泉一名汤泉。百病久病人入此水多愈矣。

寅恪案：今存内典中有北周惠远撰《温室经义记》一卷，（《大正藏》壹柒玖叁号。）又近岁发见敦煌石室写本中亦有唐惠净撰《温室经义记》一卷，（伦敦博物院藏斯坦因号贰肆玖柒。）此经为东汉中亚佛教徒安世高所译。（即使出自依托，亦必六朝旧本。）其书托之天竺神医耆域，广张温汤疗疾之功用，乃中亚所传天竺之医方明也。颇疑中亚温汤疗疾之理论及方法，尚有更早于世高之时者，而今不可详知矣。

察按五：

这段与上段文字是紧接着的。

陈先生研究佛典，那是1923年在《与妹书》中就广告过的。这一段文字可以算陈先生提供的一个样品。

陈先生提到了《温室经义记》和《温室经疏》，这不过是目录学上的一点小窍门，所谓“其书托之天竺神医耆域，广张温汤疗疾之功用，乃中亚所传天竺之医方明也。”正好可以证明陈先生是没读过在那里信口开河。——所以“此经”本经叫什么陈先生反而不提。

明末高僧智旭所撰《阅藏知津》卷三十一著录有《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有小字注云：三纸欠，南莫北短，后汉安息国沙门安世高译。其下的简介是：

耆域请佛及僧洗浴，佛言当用七物，除去七病，得七福报。（《阅藏知津》下册页687，中华书局，2015年）

这经书不到3页纸，我手边没有，在网上查到《大乘单译经》（第383部）本，其中所记耆域发言的部分是：

耆域长跪，白佛言：“虽得生世，为人疏野，随俗众流，未曾为福。今欲请佛及诸众僧菩萨大士入温室澡浴。愿令众生长夜清净，秽垢消除，不遭众患。唯佛圣旨，不忽所愿。”

就只这么几句话，哪里有什么“广张温汤疗疾之功用”的“天竺之医方”？

其实即令不读原文，也可以知道陈先生的话不着边际。因为，一、既然是“佛说”的经，怎么可能“其书托之天竺神医耆域”？二、佛是佛经中唯一的主讲（例外的恐怕只有《维摩诘所说经》），哪能由得外道的“神医”夸夸其谈？难道全知全能的佛还需要向别人学医吗？

陈先生老早就闹着要买“西藏文正续藏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金明馆丛稿二编》页355），及至二三十年过去，一神侃起来，连一点佛学常识都远走高飞了，陈先生莫不是要用《正续大藏经》搞装修？

至于陈先生下文硬要把汉之“温室”、唐之“浴堂殿”与“温汤疗疾之胡风”扯到一起，其实，就算是“温室洗浴”，岂不闻早就有所谓“汤沐之邑”（《礼记·王制》）？——这“汤沐”原本就是温水泡澡的意思。

中国到处有温泉，倘若泡个澡还要先等“天竺之医方”到来，窃恐秦皇汉武无此耐心也。（《汉武故事》：“骊山汤，初始皇砌石起宇，至汉武又加修饰焉。”）

六、陈先生原文（《元白诗笺证稿》页24）：

总而言之，温汤为疗疾之用之主旨既明，然后玄宗之临幸华清池，必在冬季或春初寒冷之时节，始可无疑。而长生殿七夕私誓之为后来增饰之物语，并非当时真确之事实一点，亦易证明矣。

察按六：

这一段需要谈陈先生的“证明”。

证明，《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用可靠的材料来表明或断定人或事物的真实性。”

陈先生“证明”了什么？

东扯西拉、条理混乱地抄了一些自己也未必熟悉的材料，忽然就“温汤为疗疾之用之主旨既明”了，这是“证明”吗？

即使“温汤为疗疾之用之主旨既明”，陈先生想进一步证明“长生殿七夕私誓之为后来增饰之物语，并非当时真确之事实”也是不可能的。

比如只需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使陈先生的“无疑”变为可疑，泡温泉固然可以疗疾，那么不为疗疾就不能去泡吗？

何况就算是疗疾，就一定得在“冬季或春初”吗？

至于什么典章制度，什么“温汤为疗疾之用之主旨”，管得住唐明皇那天要去会杨贵妃吗？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诗句是否对应着“真确之事实”，不是陈先生的“史料”可以证明的，因为推导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错。

一个历史学的从业人员，如果老是要去证明一些不可证明的东西，那本身就意味着知识缺陷。

比如白居易写一句“江州司马青衫湿”，陈先生的案语是“此句为世人习诵，已为一口头语矣。然一考唐代文献，则不免致疑”。

“致疑”之后，“考”（照例是要抄类书的）出来的结果却是，原来白居易当时就应该着青衫：“乐天此时止为州佐，固唯应以将仕郎之阶品著青衫也。”（《元白诗笺证稿》页60～63）

这是哪门子的“考”？

青衫可以是便服，是个读书人就可以穿。即使白居易按官阶可以着绯，难道还能写“江州司马绯衣湿”？“浔阳江头夜送客”，“移船相近邀相见”听商人妇弹琵琶，穿一身官服做什么？申请麻烦吗？

既然陈先生要这么“考”，是不是先得“证明”白居易当时一定要穿官服？

还有更妙的是陈先生对元稹的批评：

姑不必论其始乱终弃之非多情者所为，即于韦丛（察按：元稹亡妻名。），其三遣悲怀之叁云：

唯将终夜常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所谓“常开眼”者，自比鳏鱼，即自誓终鳏之义。其后娶继配裴淑，已违一时情感之语……（《元白诗笺证稿》页91～92）

一个人思念亡妻，“终夜常开眼”，跟“鳏鱼”有什么相干？你不闭眼，鳏鱼也不闭眼，所以你是要做鳏鱼，这逻辑相声中经常有。“自比鳏鱼”犹嫌不足，陈先生还要进一步解读为元稹发誓不再娶，“即自誓终鳏之义”。

这哪里是“以诗证史”，这是在给马三立先生写本子。

不觉打到了早该打住的长度，忽然瞥见《陈寅恪集》封面印着十个字，感到这真是很好的创意，因为每一个容易忘记的读者都可以就此复习三遍：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好了，这下大家可以读《陈寅恪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