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根据帖的内容可知《刘中使帖》书写于公元775年（唐大历十年）颜鲁公湖州刺史任上（772年至777年），时年六十七。为颜鲁公闻知河北藩镇叛乱之将吴希光已降、卢子期被擒获的捷报时，所写的尺牍，信中“足慰海隅之心”、“吁！足慰也”之句，可以感受到鲁公对传来的两件军事捷报甚感高兴欣慰，喜悦的心情流于作品字里行间，一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从杜诗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中可以观照此时颜鲁公的内心感受。所以《刘中使帖》系颜鲁公真迹之真性情书写学术界是没有疑义的。

学术界所疑义的是为什么《古诗四帖》就不可能是鲁公书写或成于鲁公之前甚至之后？他们怀疑的目的，无非有两个原因，一，《古诗四帖》没有署名，人人皆可否认张旭是《古诗四帖》的创作作者；二，他们同时又不能证明《古诗四帖》颜鲁公是作者；这种模棱两可的不甘心障碍了学术研究者的心智，笔者所想阐述的观点是：一，请问否认张旭是《古诗四帖》创作作者的学者们能否找出另一个似乎有证据且有权署名《古诗四帖》的古代书法人物代表来？前面笔者提到怀素，这位张旭的再传弟子，他曾在《藏真帖》所云“所恨不与张颠长史相识。近于洛下偶逢颜尚书真卿，自云颇传长史笔法，闻斯八法若有所得也。”这是一则很微妙的日志，可见怀素一生最崇拜的是张旭，他为平生没能与张旭相识而憾，但他却幸运地从张旭的门徒颜鲁公那里获得张旭的笔法而后有所得。而怀素的巅峰之作《自叙帖》，创作时间据考证正是在洛下论书后（大历十一年），故从怀素《自叙帖》中可以发现许多张旭的字形及用笔特点，而《自叙帖》也被公认为迄今为止草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那么当时可以同《自叙帖》相媲美的作品，现流传下来的也只有《古诗四帖》，所以某种意义上怀素《自叙帖》无疑也佐证了张旭是《古诗四帖》作者的可能性和不可取代性；二，颜鲁公《刘中使帖》的出现，则可以流露出《古诗四帖》这样单纯抄诗的狂草活动并非符合鲁公的真心境创作，如果大家觉得颜真卿高兴的时候写的行草《刘中使帖》还不能够说明此问题，可以继续看他悲伤时所作的《祭侄文稿》，如图2：悲喜交加时，往往以草书抒发心境是第一心理选择，可鲁公为什么都没有显现出类如《古诗四帖》的狂草现象，但却留下了《古诗四帖》狂草的遗韵，似乎只有一种答案可以解释，那就是《古诗四帖》系颜鲁公的恩师张旭所为，鲁公从师傅张旭那里所发扬的也只是对其精神的转化，那种对张旭狂草摹于形的浮浅传承岂能是鲁公这样高明的善手所制造！

         图2.颜真卿《刘中使帖》局部与张旭《古诗四帖》局部

在颜真卿行草书方面他的作品与张旭书风师承关系异常明显，如其《刘中使帖》局部与张旭《古诗四帖》局部，用笔恍如一人。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直到《祭侄文稿》最后收笔，方才显现出草书意味，这种草书景象与《古诗四帖》的草象距离始接近。

可见，鲁公的专长是行草，并非狂草，所以拟把颜鲁公定义为《古诗四帖》的作者，显然客观现象上说不过去。反之，《刘中使帖》和《自叙帖》一样却都可以上溯佐证《古诗四帖》系张旭所为，如果说师承关系是第一内在要素，那么创作纸张的色彩类似和笔法流露的吻合则是最有力的客观铁证，甚至到行为意境，如图3、图4：在《古诗四帖》中都可以看到。张旭早年为官时，不得志，故借酒力，常酩酊大醉作书，将心中的“喜怒、窘困、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以狂草发之。寓酒于书，无拘无束，放纵自由，是他对心灵的彻底解放。这种无所顾忌，有行为艺术的写照，那么笔者推测，这时的张旭会书写什么内容？肯定不是信札，也不可能是口号，口号容易涉及政治问题，张旭虽官职低微却也暗知官场之道，不可能随便乱写，那么他的创作书写内容就可能有两种，那就是写日记心情，如《肚痛帖》，张旭为人潇洒倜傥，卓尔不群，常与宾朋、名流雅士在太湖边喝酒，不知醉与醒，曾有人送雅号 “太湖精”。有时又一直喝到肚泻，经常喝大黄汤药，他在《肚痛帖》中写到“忽肚痛不可堪，不知是冷热所至，数服大黄汤，冷热俱有益”。

图3.《古诗四帖》局部

张旭说他是观公孙大娘舞剑而领悟草书的笔法和意境，因此，他的作品中潇洒的剑气与飘逸的舞蹈成分较多，这点在《古诗四帖》的前半部分表现的尤其明显，自“东明”二字开始至“访蔡家”段，仿佛就是一套标准的剑法图；自“北阙”段后剑法越舞越快，已经完全像舞蹈一样，人剑合一，以柔克刚。

图4.《古诗四帖》局部

在《古诗四帖》的局部，类如公主与担夫争道的意象画面时可寻见。如假定“青鸟”二字为身着轻罗雾縠的公主，“春泉、看、侯”等字为公主的随从，“霞、霤、帝、齐”四字为担夫。此时，足下是否感受到了这种担夫挡道，公主携随从于此争论不休，最终无奈作罢，避让而行的生活艺术气息？如书至“向、金”二字时显然受到强烈的排压，仿佛担夫无法及时避让致使公主受到委屈，只得绕道，至“华、汉”二字时，公主方才另辟大道，舒展筋骨，端庄华贵，神采奕奕。

还有一种书写载体就是诗歌，张旭的艺术人生，早期以诗闻名，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后草书盛名盖过诗名，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称为“三绝”。唐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政治开明，即是写诗讽刺到当局也不会获罪，因此书写诗文也是一种很好的载体。加之张旭晚年辞官后，更加闲云野鹤，云游四方，毫无顾忌，天真烂漫，他进入到了一种纯粹的艺术创作中，恰恰《古诗四帖》正是抄录的古诗四首，这种不附加个人文学色彩的“无内容限制、有情感冲动”的纯艺术创作一开始是就巅峰狂草的表现，（就像我们今天抄录古诗一样，没有思想压力，只剩创作欲望。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历史上经典的作品往往是偶然所书，流传下来的作品大多也以信札为主，真正的纯艺术书法创作极少，特别是以诗创作，那么古人写了那么多诗，却极少流传下他们的诗稿书作，笔者的理解是“书为时用”往往抑制了艺术性，而“自性的书写”时往往流露出了艺术气质。包括苏东坡，他现存的诗书作品也很少，大部分都是自性的手札，《黄州寒食帖》虽是诗，却也是个例外，它既像一个大手札，又是一幅纯艺术品。这幅作品和《古诗四帖》有共性，即忘我，纯粹，不同的是《古诗四帖》追求的是浪漫，《黄州寒食帖》表现的是凄苦。因此，进入这种创作境界，其实又是“无内容”的，完全是心在书写）这是极不寻常的，它似乎忘乎了悲喜，大脑一片空白，提笔挥毫即见天象心性，这种大解脱大境界并非颜鲁公这种处于政治漩涡中的书法高手可以随心所欲的。

从这种种迹象都可表露张旭创作出《古诗四帖》的偶然性，同时也是必然。而在诗歌方面，现存的《桃花溪》就是张旭的诗歌代表作，“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本诗抒写一种向往世外桃源，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情。诗由远外落笔，写山谷深幽，迷离恍惚，隔烟朦胧，其境若仙；然后镜头移近，写桃花流水，渔舟轻泛，问讯渔人，寻找桃源。这种朦胧的意境也是张旭浪漫主义的突出表现，而这种虚实对比的诗境则也与《古诗四帖》的狂草美学相统一，如隔帘观花，如水中望月，看到的是一种朦胧美，看到的是满纸云烟而不知所云，这绝不是偶然，也许就是所谓的诗书同源吧！

还有学者说，为什么《古诗四帖》就不能在唐以前的魏晋南北朝出现？这个问题更好分析，首先就目前为止，书学界尚未发现在魏晋时期有如此狂放的墨迹作品，许多传为张芝的草书作品究竟是不是张旭所为，这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论点，不过细心的学者会发现，一些张旭书风的碑刻中，明显可以看到他师古化古的一面，亦明显可以找到与《古诗四帖》相近似转化的字迹，如图5：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笔者认为，无论一个作者怎样创新，他的作品都不可能脱离强烈的时代印迹，因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如图6：《古诗四帖》亦然，它表象的浪漫与内在的气象都清晰地传递出了盛唐佛道文化的艺术气息和盛唐的雍容大气，因此《古诗四帖》若出现在唐以后更是不能成立的，杨凝式、黄庭坚、祝枝山这些草书先贤们本就离张旭很远很远，他们离《古诗四帖》更是越来越远，直到董其昌的出现，慧眼识珠，给他点个赞吧！

图5.张旭碑刻草书局部与《古诗四帖》草书局部

张旭《十五日帖》992年 潘祖纯本 每页23.7x12.8cm 上海博物馆藏 此帖是淳化四帖中唯一有张旭自署题款的一件作品。从中可以看到张旭书法纯正法度的一面，亦可看到他欲破体的一面。

图6.通过颜真卿的楷书、孙过庭、张旭、怀素的草书、李阳冰的篆书可以发现一个共性美，就是圆劲雄逸。这些不同书体的艺术美都流露出了强烈的时代特征，即盛唐的雄伟雍容。在书法之外，如李白的诗歌，吴道子的绘画，龙门石窟的佛造像等等都体现出这种盛唐气势下的神秘浪漫主义艺术风格。现存的唐周昉《簪花仕女图》就生动地展现出了唐朝的审美时尚，与书法的饱满逸态风神吻合。

据陈硕先生的《传张旭〈古诗四帖〉》相关资料简汇及浅述可知，谢稚柳先生曾通过比较《古诗四帖》中的字与颜真卿《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黄庭坚《诸上座帖》诸帖中的字的相似性来推断其渊源，笔者在这里就不分析了。真相，有时候很重要吗？在董其昌没有定义张旭是《古诗四帖》的作者时，张旭已经是张旭了，而《古诗四帖》在书史却一片冷寂，可，当张旭与《古诗四帖》合体时，他的一切笔法理论与行为意境都显得那么和谐统一时，狂草艺术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岂能是那些学者们盲目推翻而能掩盖的。想来，没必要纠缠这些，在新的证据没有出现之前，笔者对此也不会再继续探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