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地区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且资源丰富,省会太原在大禹分天下时已属并州,明确记载为两千五百年前开始建城,曾经造就七雄之赵国和唐朝之盛世并引领时代之风骚。如今的古城遗址附近仍旧散布丰富的历代文化资源,还在不断地被发现和被挖掘以及整理恢复,结果不时轰动社会各界,其中一处甚至震惊中外,在全球范围内,属于现存开凿时间最早和造像高度第二的露天摩崖石刻,即太原蒙山大佛。
一、相关背景:
中国古建筑作为东方古建筑代表之一,其划分标准繁多也就显得复杂,太原蒙山大佛作为露天摩崖石刻,以宗教建筑看待应该基本不错。但是,在古今中外最为著名的佛教名胜尤其大佛造像里面,人们更熟悉被西方普遍认可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和被国人络绎前往的四川乐山大佛包括云冈石窟露天大佛,太原蒙山大佛如何能以开凿时间最早和造像高度第二介于前两者之间?毕竟,其当代修复工程全面展开时候,就连大多数附近居民也对太原蒙山大佛一无所知或者说毫不知情,反而对于巴米扬大佛被毁,借着资讯发达,人们记忆犹新。就在各方通过现代影像技术努力还原巴米扬大佛原貌时候,太原蒙山大佛能够从长期的寂静无声到突然间横空出世,原因何在?揭开尘封面纱,是太原蒙山大佛背后所隐藏一段纵贯千年的辉煌与曲折。
蒙山大佛,位于太原市区西南方向十五公里左右的寺底村西北山峰,大佛摩靠蒙山崖壁而露天开凿,故名蒙山大佛,并与周边寺观共同构成独立景区。这里南距晋祠博物馆和龙山石窟以及天龙山石窟大约五到十五公里,乘车不长时间就可分别到达,此处海拔仅为一千三百米出头,并和龙山以及天龙山相差不大,同属吕梁山脉支脉即太原西山前山,也同处本地风水太原龙脉即晋阳古城龙心西侧,自古以来,就是儒释道包括民俗的多样性文化聚集区。但是,若与蒙山大佛比较,已毁的龙山童子寺大佛以及尚存的天龙山漫山阁大佛等窟龛造像,完全不可与其等量齐观。
蒙山大佛作为露天石刻,其绝对高度达到了六十三米,较四川乐山大佛略低八米而较阿富汗巴米扬大佛整高十米,其开凿时间确切为北齐文宣帝高洋的天保初年,属于公元六世纪中期,距今将近一千五百年,较四川乐山大佛和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均早一百五十年甚至于更久。其中,巴米扬大佛因相关文献严重缺乏,其可能的开凿年代,跨越四个世纪或许更长而无法明确,即,或是公元一至三世纪或是公元四至七世纪。当然,三大佛像各不相同且从造像姿势看,阿富汗巴米扬大佛为早期多见立姿式,四川乐山大佛为早中期多见倚坐式,蒙山大佛为中后期多见趺坐式。
那么,对于早已经蜚声中外近百年的龙山石窟以及天龙山石窟来说,直到上个世纪末期仍然并不为人所知的太原蒙山大佛,其诸多细节和纵横对比,又是如何被发现以及考证的?
实际上,蒙山大佛的诸多细节始终散见于断代北齐书和古代地方志等各种文献当中,看似毫无关联,故而无人问津,只不过,因缘际会使得一位王剑霓老人,关注起并查询到这些长期淹没史籍里面的珍贵资料。例如,北齐书本纪篇记载有:凿晋阳西山为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光照宫内,又如,明代嘉靖太原县志记载有:龙山的童子寺大佛和天龙山的漫山阁大佛以及蒙山的开化寺大佛。于是,按图索骥又让这位文化界老人,多次奔波往返在晋阳古城遗址东西两侧的偏僻岭坳。
最终,无可辩驳的确切依据向世人证明了,在蒙山北峰的荒芜山石下和废弃寺观旁,被掩埋以及被冷落的,竟然是自元末消失了数百年的旷世大佛,包括开化寺与其前身大岩寺和昙鸾道绰善导以及净土宗也变得更加清晰。惊天发现,不仅引来了新闻媒体报道,而且震惊了宗教学术领域,自此以后,堪与巴米扬大佛和乐山大佛比肩媲美的蒙山大佛,才逐渐地重新回到人们视野。可以说,如果没有王剑霓先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追寻和探索,蒙山大佛何时或者能否重见天日,都未可知。
王剑霓先生和蒙山大佛的因缘际会,可以追溯到他本人的地名工作经历和其祖父的现代高僧背景以及帮助日本学者对净土宗祖庭的长期性探寻,并以自身执着努力,拨开千年的历史迷雾和揭示背后所隐藏真相,使我们得以厘清蒙山大佛的前世今生,功莫大焉,风范长存。斯人已去,念此茫茫,王剑霓先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付出与贡献应为后人铭记和学习并不断弘扬。
二、走近大佛:
虽然,蒙山大佛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但是,诸多疑问仍然需要解答,例如,罕见巨佛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而不是别处?原因,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的和宗教的以及其它方面的。
蒙山大佛所在太原西山,历来是古并州或古晋阳的天然屏障,北齐书记载的所谓光照宫内,即指现在的晋阳古城遗址并挖掘出晋阳宫隋代碑,就是从蒙山北峰往东南方向不远处的古城营,也是从战国赵国到北朝北齐再到隋唐盛世又到五代十国的历朝历代区域性政治中心或偏霸中枢。尤其,蒙山大佛的开凿和完成,离不开北朝北齐的皇室敕命,并且,历经了从文宣帝高洋到灵炀帝高纬前后五帝合计二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可以说,北齐皇室对佛教的长期推崇,有鲜卑族北魏的远因也有其高祖高欢的近因,特别是,北魏佛教兴盛范围涵盖太原地区,并在东魏高欢和北齐高氏治下不减发展势头。
就高欢以及高氏来说,考虑到太原盆地具有四面环山封闭的地缘政治优势,早在北魏末年已于此设立大臣相府,并权倾朝野而遥控邺城。晋阳古城作为陪都所在,始终对东魏和北齐的政权兴衰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整个北齐期间,晋阳是真正的决策中心而邺城是真正的行政中心。例如,表现之一,即多位北齐帝王包括皇室家眷,或出生在晋阳如文宣帝高洋、或别居在晋阳如灵炀帝高纬、或病逝在晋阳如神武帝高欢。同时,高欢以及高氏历来信奉佛教,比如,高欢给女儿起小名为阿难,与释迦弟子同;又如,高欢在天龙山建有避暑行宫,其六子即高洋弟孝昭帝高演将行宫改建为天龙寺;再如,高洋不仅在天龙山开凿最初三座佛窟,又敕命宏礼禅师在龙山创建童子寺并开凿大佛像;直到北齐后主高纬,对佛教的崇信不亚其皇祖父高欢和皇伯父高洋以及高演,并将晋祠改为大崇皇寺。事实上,北齐诸帝当中,或许与其早期篡夺皇位四处征伐巩固天下相关,或许与其后期暴戾滥杀纵酒行乐挥霍无度有关,高洋崇佛最深,突出的例证是,全国三分之一收入用于供养寺观僧尼。所以说,蒙山大佛如此巨制能够开凿在太原西山并完成于北齐本朝,有其深刻大背景也有其当然合理性。
前往蒙山大佛所在,可以通过两条景区蜿蜒山路到达,一条是清澈溪水旁林间小道,一条则通往观赏大佛最佳处,新建开化寺下寺,至于,已毁开化寺上寺,在大佛附近了。
开化寺上寺据传说为东汉末年大岩寺,果真如此,与洛阳白马寺和五台显通寺则不相上下了。现存遗址,曾经入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挖掘清理有北朝风格的覆莲柱础和素平柱础以及东西山墙等,特别是,单瓣两片和单瓣单片相间的覆莲柱础,呈现由北朝至隋唐特点,经初步推断,大佛开凿完成前后,已经存在左中右三区域并排的面阔十一间和进深五间的巨大佛阁,属于北朝时期体量最大,堪比云冈石窟第三窟大明窗上部的十二个长方形椽梁眼。以后,经隋唐两朝到五代十国再到宋元以及明清,蒙山大佛包括周边佛阁和洞窟等,都有修缮,只是,投入与规模逐渐衰减而自然与人为损害严重。开化寺下寺则是为了方便观瞻大佛修建,因为,大佛前面空地过于局促,所以,开化寺下寺专门设在距离大佛一公里左右的西南方向。现存建筑,属于以往各个时期人为破坏以后重新修建,仅剩单进院落,只不过,还保留有珍贵的隋唐铁佛和北宋花塔以及塔林遗址等,其中,塔林遗址就现存规模说,与著名的少林寺塔林不相上下,并在陆续整理和修复当中。就铁佛艺术来讲,我国古代大型铁像的铸造和遗存,非常难得,即便,在全球古代文明大国里面也是佼佼者,晋南蒲津渡唐代铁像以及晋祠金人台宋代铁像就是其中典型代表。例如,我国明代以前的大型铁像遗存总共三十尊,而且多为祭祀铁像,山西地区占到一半左右。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神灵崇拜普遍、祭祀风气浓厚,官方和民间都非常重视。就花塔艺术来说,唐末出现而元末消失且宋代流行,开化寺下寺所遗存花塔还是较为少见连理塔,为太原地区之最,也是全国各地少有,塔座和塔身以及塔顶俱全,然而,作为花塔与其它砖塔最为区别的塔顶损毁较大,只是,塔身和塔顶的形制与结构依然保留迥异风格,并依稀可见塔顶的繁复装饰,还是,被认为属于花塔序列。



除了开化寺上下寺,能够彰显当年佛教兴盛的,就是前往蒙山大佛所必经的御驾桥,作为少有历史见证,也算遥寄古代遐思。在毕竟与或许间,隋代文炀二帝,和唐代高祖与太宗以及高宗包括则天武后,甚至五代乱世李克用与刘知远等,不都由此前往礼佛吗?更重要的,是开化寺上下寺作为中国净土宗早期道场,昙鸾和道绰以及善导等弘扬佛法的先行善举。当然,中国净土宗早期道场的学术观点,还有吕梁交城说和晋中平遥说等,因为相关史料缺乏,仍在继续研究当中。好在,昙鸾作为山西雁门人和净土宗初祖并被敕命住持开化寺,有着古代文献明确记载,区别,只是敕命的下达或说出于东魏孝静帝或说出于北齐文宣帝而已。至于,道绰作为山西文水人和净土宗二祖曾经数年修行开化寺,也有古代文献明确记载,而且,还和隋初并州总管秦王杨俊邀请道瓒禅师前来传法有关。最后,是唐初贞观年间善导从山东往山西拜谒道绰,在玄中寺受净土宗。可见,由北朝而隋唐,历代皇室和王府对蒙山大佛所在晋阳地区佛教建设与弘扬的重视程度。包括,则天女皇先后三次和唐高宗李治前来蒙山大佛等处,亲修财布施同时,又派人给蒙山大佛披上宫内所制巨幅袈裟,一时轰动北都。甚至,战乱频仍的五代时期,后唐太祖李克用与后汉高祖刘知远,也都筹集人财物等来倾力维修佛阁。
三、关于大佛:
蒙山大佛本为疏松砂岩,易风化、易坍塌,加上元末兵乱以及人为纵火,不仅大佛头部损毁无踪,即便大佛身形也掩埋不见,挖掘与整修较为困难和复杂,好在,各方力量以及专业技术的全面投入,确保了大佛历史原貌得以基本恢复。作为北齐佛教造像高峰代表,蒙山大佛的原貌恢复,必须以北齐佛教造像的风格与特点为主要标准和依据,这方面,山西地区以及河北地区不乏相关遗存故而可供参考,主要原因,就是北齐将邺城以及晋阳作为行政和决策中心,皇室在上下两都的周边和往来两地的沿途开凿大量佛窟。

蒙山大佛属于单尊释迦和结跏趺坐以及持禅定印,这样的造型和样式,在北朝包括北齐佛教造像当中,不算多数也非少见,当然了,更多的,是人们常见的横三世与竖三世等。除大佛头部是当代补塑,身躯和双腿等为损毁后残存,服饰与衣纹等模糊而不可辨,尚可看出横平仰覆莲束腰须弥座并开有数眼石砌佛龛,倒还属于由北朝至隋唐过渡风格。实际上,北齐佛教造像尤其等身造像精品不在少数,甚至可以作为中国早期佛教艺术代表之一。最突出的风格与特点,就是北齐紧跟东魏以后,已从南朝刘宋陆探微的秀骨清像朝着南朝齐梁张僧繇的面短而艳逐渐转变,既包括补塑佛头的低矮螺髻和圆润面部以及低垂眼睑等,也包括佛说造像度量经里面所规定的头身比例大致相符,甚至肩胸壮硕与趋向丰润且呈现肩宽腰窄和上大下小的变化等,都在新旧结合过程当中予以较为充分体现,并获得各方普遍认可。

结语:
可以说,山西地区早期佛教发展中心,一是北魏时期大同并南移至洛阳,一是北齐时期太原并延续到隋唐,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来说,太原都属于这个时空坐标的关键节点。特别是,以蒙山大佛作为设像传教重要代表,既有东汉末年佛教初入中原的依稀身影,也有新世纪里佛教考古发现的惊喜不断,其所指向净土宗的深厚宗教内涵和伟大佛教艺术以及社会信仰基础包括丰富历史信息等,都在等待着人们继续去挖掘去探索去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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