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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山西作为文物资源大省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山西现存的古建筑数量达到一万八千座以上，居于全国各地区首位。其中，木结构古建筑数量达到九千零五十座以上。同时，属于国保单位和省保单位的木结构古建筑遗存数量，则有二百四十个左右。所以呢，才被称为“中国古建筑宝库”。
撇开数量众多的明清木结构古建筑不谈，山西拥有全国现存的元代以前木结构古建筑数量为三百五十座，占到将近百分之八十，这个说法，统计时间较早。此外，山西拥有全国现存的宋辽金以前木结构古建筑数量一百座，占到百分之七十二以上，这是已故的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柴泽俊先生，即山西省文物局原总工程师和山西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原所长的相关调查成果。同时，山西现存的宋辽金三朝以前木结构古建筑的数量，还有全国一百六十座、山西一百二十座、并占到百分之七十五的说法，可以对其采用，不过，统计时间也较早。
再往前，全国现存的五代十国木结构古建筑数量，合计为四个，除了正定县文庙大成殿在河北，其余三个都在山西，即平顺大云院大佛殿、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平顺龙门寺西配殿，占到百分之七十五。特别是，平遥镇国寺万佛殿，属于全国现存的十国时期木结构古建筑孤例。还往前，全国现存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数量，合计为四个，全部都在山西，即五台南禅寺大佛殿、五台佛光寺东大殿、芮城广仁王庙正殿和平顺天台庵正殿，占到百分之百。继续往前，全国范围之内包括山西地区，已没有了更早的木结构古建筑实例遗存。当然，从自身带有断代题记的考证角度来讲，也有可能，存在并不广为人知甚至无人知晓的其它唐代及其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不过，截至目前，有关的权威部门尚未发布已知的相关信息。
备注：
上述部分朝代木结构古建筑遗存数量存在不同说法，原因众多，主要源于统计主体即统计机构或统计个人的不同，也包括部分朝代木结构古建筑遗存数量的陆续发现和不断损毁，甚至包括少数木结构古建筑的断代变化。若要尽量准确，需要时常注意有关权威部门所发布的最新相关数据。
佛光寺，位于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中北部豆村镇佛光村的佛光山半山腰，也就是说，从豆村镇出发，沿着二一三省道，一路向北，不到十公里车程，大约十分钟左右，即到达国内外著名的佛光寺。
一、相关背景：
佛光寺历来被称为亚洲佛光，足见其历史价值之高。一方面佛光寺东大殿在建筑时间上，仅次于离开它不远处的唐代南禅寺大佛殿，居全国木结构古建筑第二位，另一方面佛光寺东大殿的唐代建筑、壁画、彩塑和题记堪称四绝，并被作为发现者之一的梁思成先生称为“中华第一国宝”。
谈到梁思成先生，肯定不会落下林徽因女士。而且，对于佛光寺东大殿准确断代至关重要的梁架题记，恰是中国营造学社田野考察队在一九三七年六月底进入佛光寺东大殿第三天，林徽因女士凭借远视眼第一个发现的，并将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八百五十七年，与女弟子宁公遇和右军中尉王氏以及高僧愿诚法师等字眼，自然而直接地联系到一起，这也是梁林夫妇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华北地区木结构古建筑考察当中，无数遍艰辛寻觅和无数次忐忑失望以后最激动人心的一刻，随后，就是震惊中外建筑学界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佛光寺东大殿横空出世，也就是著名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考察报告。
这时，卢沟桥的枪炮声即将响起，佛光寺东大殿引起的短暂社会轰动，也很快被战争打破，当它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已经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了。这次，伴随佛光寺东大殿的，是新近发现的又一座更加古老的唐代木结构古建筑，即南禅寺大佛殿，作为姊妹殿，在重建年代上，南禅寺大佛殿比佛光寺东大殿还早七十五年。
其实，一座佛光寺东大殿，作为华北地区木结构古建筑考察的顶峰成果，已经足以奠定梁林夫妇在中国建筑学发展史和研究史方面的开创性贡献与历史性地位。这样的成果和地位，一方面与他们早年在美国宾大、哈佛、耶鲁对建筑学的兴趣和志向及深造有关，另一方面则与一九二零年代末和一九三零年代初中国建筑学与建筑史的实际发展情况以及他们的选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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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最熟悉的一点就是，日本学者曾经断言，中国本土已经没有唐代建筑，想要欣赏唐代建筑，必须前往日本才行，从而激发了梁林夫妇找到唐代建筑的决心。不过，也有人质疑，犯得着为了个别日本人一句话而如此行事吗？真正的深层次原因是，当时，最早实现近代化的欧美，在东方学成果方面日益提高和不断丰富，最早实现欧美化的日本则认为，他们比欧美更了解东方而且比中国更了解西方，这样的心态和情结更直接从文化学术领域牵涉到了国际关系层面，包括了，对于中国或者亚洲甚至整个东方，是欧美还是日本更有发言权。所以，从职业角度讲，从民族情感说，在一定程度上，梁林夫妇的决心都是一种必然。
尤其，提到日本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包括山西地区，就需要提到日本人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等，一个研究中国佛教史，一个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先后来到太原天龙山寻找佛教石窟，意外地从当地人口中得知，附近的龙山也有石窟，这才发现了，元代全真道著名弟子宋德方当年主持修建的道教石窟。前后两次，日本人拍摄了大量照片，但是，日本人走后，各窟的造像头颅就大多不翼而飞。据说，这些造像头颅大多流落在日本。事实上，常盘大定和关野贞未亲自造访过佛光寺，也好在，佛光寺安然无恙。所谓日本学者曾经断言，包括“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我的调查范围内，千年以上的建筑一无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见........”就是关野贞说的，关野贞甚至讲到：“........日本学者尽快前往中国进行考察，在日本尽快建立博物馆，收集中国各时代的遗物。”比较奇怪的是，常盘大定与关野贞合著一九二零年代公开出版的支那佛教史迹的过程中，虽然，拥有多幅日本人和中国人拍摄的佛光寺照片，但是，并未关注和发现其建筑时期与年代。结果，整整十年以后，梁林夫妇的发现彻底推翻了日本学者的观点。
大家还熟悉的一点就是，梁林夫妇从一张有关五台山佛光寺的敦煌石窟壁画照片当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即现存的第六十一窟，有五台山全貌图。的确，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就是著名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收录在他自己于一九二零年代公开出版的敦煌图录里面，这是公认的最早且最全的敦煌石窟壁画图录。伯希和的老师，则是更加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沙畹，更被称为欧洲汉学的泰斗。据说，国学大师陈寅恪在英国讲授汉学，沙畹与伯希和属于极少数听得懂的。师生俩长期在中国各地包括山西地区进行有关汉学的多方面考察和研究，特别是，师生俩最早对中国的古建筑进行文化性考察和研究。
梁林夫妇自始至终没有提及当年发现灵感究竟来自日本人还是法国人，不过，作为梁林夫妇多年好友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女士，则倾向于，有关五台山佛光寺的敦煌石窟壁画照片，而且，得到了当年一同前往山西的中国营造学社同仁莫宗江和纪玉堂的佐证。莫宗江作为梁思成先生的主要助手之一，谈的较多，纪玉堂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主要担任清华大学基建科长，谈的较少。倒是，梁思成先生晚年时候，在一篇纪念鉴真和尚并提及唐代建筑的文章当中，曾经说到关野贞以及伊东忠太等日本学者在中国古建筑研究史方面对他本人的帮助，后者致力于亚洲传统建筑研究，著有支那建筑史等。
二、发现国宝：
不管怎样，按照相关线索，梁林夫妇从当时与中国营造学社关系密切的北京图书馆，查阅了不少资料以后，再次动身、前往山西。算起来，这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期间，梁林夫妇第四次山西行。这四次，除了中间的一九三五年，分别是一九三三年的大同市和一九三四年的首次晋汾考察、一九三六年的二次晋汾考察以及一九三七年的五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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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的山西行基本路线，是北京（火车）—太原（汽车）—东冶镇（骡车），再是五台县城—豆村镇—佛光寺村。之所以由火车而汽车而骡车，则是因为山西境内的同蒲铁路尚在施工又逢大雨，只得不断变换交通工具前行。可以看出，南禅寺实际所在的五台县东冶镇只是停留或中转的地方，佛光寺可能所在的五台县豆村镇才是主要方向，最后，加上战争影响，导致梁林夫妇与几乎近在咫尺的南禅寺失之交臂。只不过，说到底，山西这片厚土没让梁林夫妇最终失望，无论说失之东隅而收之桑榆也好，还是讲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也罢，六月下旬的某个黄昏，真地是按图索骥再加上因缘际会，梁林夫妇和两位同仁终于走进了心目当中的中国木结构古建筑圣殿所在——佛光寺。
关于这一天的精准期，研究不少，众说纷纭。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梁林夫妇和两位同仁在文字与口头方面都没有留下什么明确记录。一些专家学者根据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由山西省五台县发往北平的简短电报，即中国营造学社田野考察队发现唐代木结构古建筑，包括七月七日电报传到中国营造学社、七月九日北京晨报给予报道以及梁林夫妇和两位同仁在佛光寺前后停留一个星期、七月十二日离开山西省五台县等，对相关事件进行了大致推算，仅此而已。直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并传至相对闭塞的晋北地区，梁林夫妇和两位同仁不得已停止了在五台县台怀镇的继续考察、回到北平。同时，大家常常提到的，就是寺院老住持和哑巴弟子及引路男孩儿，也有不少当事人的回忆和专家学者的记述及业余爱好者的讨论等。此外，对于梁林夫妇和两位同仁在佛光寺的辛苦测量等，大家津津乐道的，还有厚厚的尘土和成千的蝙蝠及上万的臭虫等。
略过这些以后，切入发现主题。佛光寺东大殿作为当时已知最早的木结构古建筑，其断代并不是考察队进入佛光寺的一开始就明确，虽然，梁思成先生对东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的风格和特点当下立见，但是，最后的断代结论，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八百五十七年，是数天时间里，大家在反复测量和不断发现以及详细研究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例如，在唐代佛教彩塑较为写意的情况下，东大殿佛坛边所立一和尚与一妇女的等身写实彩塑，也曾经令梁思成先生感到疑惑，虽然，林徽因女士在此方面有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并有着较高的鉴别水平，随后，大家才确知他们是佛光寺东大殿的重建功德主高僧愿诚法师和长安女宁公遇。其实，同列功德主的还有一位，他就是唐朝末年权倾一时的宦官王守澄，官至右军中尉，即南北衙禁军当中护卫皇家的北衙神策军统领之一。同时，关于宁公遇和王守澄的功德题记，都在东大殿北次间梁下，也就是，林徽因女士凭借远视眼第一个发现的。此外，关于宁公遇和王守澄的彼此关系，梁思成先生、柴泽俊先生等专家和学者都有相关看法和认识，或宁公遇为王守澄的妻妾家眷，或宁公遇为王守澄的同族后人。这些，都可以从唐代宦官娶妻纳妾时俗以及宁公遇彩塑装饰甚至重建东大殿所需财力等多个方面予以佐证，并且，或多或少与东大殿准确断代有一定关联。
三、平面布局：
整座佛光寺坐东朝西，背靠佛光山半山腰的古老崖壁，东面和南北两面，可以说三面环山，西面开阔，远处，还有溪流和朝山，同南禅寺相仿，也较为契合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当中最基本的风水学。尤其是，再远的西南向一百五十公里处为太原府、更远的西南向五百公里处为首都长安，从这个角度讲，佛光寺的命名源起、嬗变、流传等，不仅与佛光及祥瑞的出现有关联，而且和地方及朝廷的重视相联系。南宋宗教典籍佛祖统纪明确记载，唐穆宗李恒长庆元年即公元八百二十一年，河东节度使裴度奏五台佛光寺庆云见，文殊大士乘狮子于空中，从者万众。为此，唐皇御赐菩萨塑像予该寺以供奉。可见，佛光寺的命名应该是由来已久，佛光的出现或许也不在少数。至于，能否追溯到该寺初建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因为缺乏详细史料，仍然有待进一步考证，只是，根据五台山佛教典籍古清凉传记载：佛光寺，孝文所立。甚至，部分研究认为，佛光寺的命名来自五胡乱华时期今天甘肃南部宕昌国首领羌族人梁勤或其后代。如此，佛光寺的初建年代就会摇摆在前后五十年计算落差之中，何况，佛光寺的风水学平面布局，就甘肃羌族和山西鲜卑的汉化程度来说，后者更有可能。
全寺随山势修建，前院、中院、后院由西向东逐级升高，前院为平地、中院次高台、后院最高台，东大殿，则位于后院最高处。全寺总面积三万五千平方米左右，其中，东大殿面积总面积将近七百平方米。全寺为中轴布局，上百间殿堂楼阁四处分布其间，位列第一的，当然是唐代建筑东大殿，位列第二的，则是金代建筑文殊殿，除了山门和配殿及其它明清建筑以外，院落里还散布一些早先的民居以及不同年代的经幢和砖塔等。早先的民居大多数是在民国初年增建的砖石窑洞和坡顶平房，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是全天候管理人员的办公间和休息室及库房等。最主要的经幢有两个，均为典型唐代遗存，一个是乾符四年幢，位于前院中轴线稍南侧，另一个是大中十一年幢，位于东大殿正前方，幢身都镌刻能够除恶驱邪、消灾解难、往生极乐的陀罗尼经。同时，还有一个明代的经幢，位于东大殿东南侧的角落里。最主要的砖塔有一个，即北魏祖师塔，是佛光寺初祖禅师墓塔，也是佛光寺历经唐武宗李炎会昌年间灭佛法难的唯一的见证物，位于东大殿东南侧。此外，距离佛光寺不远处的西北方向山坡上，也还散立多个属于佛光寺的历代高僧墓塔。
四、东大殿：
作为唐代木结构古建筑的佼佼者之一，佛光寺东大殿与年代更早的南禅寺大佛殿在综合价值上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佛光寺东大殿集唐代建筑、壁画、彩塑和题记等多项传统文化精粹于一身，而且，从唐建角度讲，属于唯一的殿堂式，规模最大、保存最好，无出其右。
先看建筑。在形制上，东大殿为单檐庑殿顶，面阔七间将近三十五米，进深四间大约十八米。整体外观，宏大简洁、朴素大方，通身颜色为木本和土朱且不施彩绘。屋顶较为平缓，飞檐略微翘起，有仰覆板瓦及琉璃鸱吻、脊刹、脊兽等。石砌台基低矮而狭长，小型垂带踏跺，有台明无月台。中间木板门、两边木棂窗，南北山面檐墙最后各开小窗。柱头斗拱、补间斗拱、转角斗拱俱全，但是，有阑额没有普拍枋。此外，各柱既有侧脚也有升起。接下来，就是大家谈及东大殿几乎必称的梁思成先生“斗拱雄大、出檐深远”的历史评价，因为，其斗拱占到了檐柱高度一半，其出檐达到外探将近四米，这在宋元明清木结构古建筑当中不见。
进入大殿，可知其殿堂式构架为内外槽设计，即营造法式当中的金厢斗底槽，外槽围绕内槽周匝一圈，其中，外槽前后檐柱与内柱之间为一间且左右山柱与内柱之间为一间，内槽纵向两间横向五间且中间无立柱，同时，内槽有东南北相连扇面墙，外槽有东南北相连青砖台。外槽柱与内槽柱等高，柱网上面则是铺作层，再往上面又是屋顶层，所谓天花板为方格平闇，做法属于典型的唐代风格，将梁架分为明栿与草栿。就明栿来讲，外槽用两椽栿，内槽用四椽袱，构成营造法式所说的八架椽屋前后乳栿用四柱，即前檐柱、前内柱、后内柱、后檐柱。就草栿来讲，不施蜀柱而用叉手，做法也是典型的唐代风格。
补：佛光寺东大殿的建筑形制方面，主要以斗拱为主进行介绍，包括了外檐斗拱和内槽斗拱及山面斗拱等，分别有柱头、补间和转角等，包括部分斗拱的里转部分。实际上，谈到佛光寺东大殿各种斗拱，其内槽补间斗拱也往往会提及，由于图片所限而暂缺介绍并以后待补。只不过，除了斗拱部分，其它的，如果进行详述，还有很多，例如，就连其板门也基本是唐代原物，就像南禅寺大佛殿一样，因为年代久远，一定程度上，自然地属于最早或孤例，可是，其细节上还有许多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地方，比方说，其门钉路数远高于清代皇家规制，然而，其铺首大小远低于战国王侯尺寸，即便自身比较，也不是很相符。再如，上图当中的牛脊枋，梁思成先生在其佛光寺东大殿手绘图里面，也是打了问号的，直到今天，关于牛脊枋的诸多研究和探讨依然没有定论，光是其所处梁架位置，就有至少四种说法。又如，拱与栱的用法包括其它一些古建筑构件的称呼和叫法，在词源、词义等方面基本上已经或能够捋清，可是，规范或习惯方面的差异，仍导致许多歧义或错误。
主要原因就在于，绝大多数木结构古建筑微观方面的研究和探讨，仅仅依靠佛光寺东大殿加上南禅寺大佛殿等极少数的唐代甚至五代木结构古建筑遗存，尤其地，主要是单体性木结构古建筑，根本无法实现中国古代建筑史从秦汉而宋元至明清的一种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全面承接，虽然，单单佛光寺东大殿加上南禅寺大佛殿的学术研究及其大小成果已经浩如烟海，但是，数量的简单累加并不能带来内在的有机联系。很多时候，人们也会借助于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建筑学著作营造法式，只不过，这部著作本身也有着不少模糊或缺失的建筑学环节，例如，在大的布局和小的尺寸等方面，都存在一定问题。
所以说，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断裂性和缺失性等问题，除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所谓时间、自然、人为等原因，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定性化与定量化等等，也是主要的或深层次缘由。好在呢，以往的不足，如今正在转变，对中国古代建筑史包括佛光寺东大殿和南禅寺大佛殿等古代珍稀文化的研究和探讨，还要继续下去，毕竟，对文化的追寻，也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没有止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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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09 08:3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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