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本章主要讲孔子教学的内容。当然，这仅是他教学内容的一部分，并不包括全部内容。孔子注重历代古籍、文献资料的学习，但仅有书本知识还不够，还要重视社会实践活动，所以，从《论语》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经常带领他的学生周游列国，一方面向各国统治者进行游说，一方面让学生在实践中增长知识和才干。但书本知识和实践活动仍不够，还要养成忠、信的德行，即对待别人的忠心和与人交际的信实。概括起来讲，就是书本知识，社会实践和道德修养三个方面。

文、行、忠、信，属于教育最基础的，最先要教的。故以文发其蒙，蒙是童蒙，还没学，这个蒙不一定就年龄上讲是对小孩，当然小孩也是蒙，现在我们大人也没学过，也属于蒙，现在从头开始学。怎么学?先学经典，学文。行以积其德，学了之后，关键要去力行，就是修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要落实八德。忠以立其节，忠是忠心，你看心上有个中字，就是心不偏不倚，尽自己本分。朱子解释忠字，叫尽己之谓忠，就是尽心尽力，心真诚、恭敬，这都是指忠。立其节，节是他的节操，靠忠字立起来。信以全其终，全其终就是保全所学的、所行的忠义的这些德行，一直终身不改变，这叫信。这样解释文行忠信，他是分开四个方面来讲。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学包括四个方面：“文”学，行学，忠学，信学。

“文”学，即成名学，就是研究如何提高知名度的学说。孔子为什么用“文”来表示出名，“文”是否有出名的意思呢？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指象形、指事字，“依类象形”，视之可识，使人一看书写形状就能推测出表达什么意思。因为“文”使人一看就可知其意，孔子取其使人知晓之意，把自己的成名学，概括为“文”。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是鄙视求取名声的，常言说“木秀于林，风必吹之”，“枪打出头鸟”。孔子是否提倡人求取名望呢？从《论语》中记载来看，孔子非常注重成名。他说：“君子担心淹没于世而名字不被世人称颂”（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还说“不要担心人们不知道自己，要担心他们不能知道自己”（不患人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担心没有人知道自己，要想法使人知道自己”（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孔子的教学思想是“文学”的重要内容。学习是积累成名资本的主要方法，教人是提高声望的最佳途径。孔门弟子心甘情愿地追随孔子到处传讲孔学，原因之一就是教人能提高声望，使人知晓自己。孔子说弟子：“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可见，学生所求，当是知名于天下。教人，推销自己的才华，是让别人了解自己，知晓自己，提高自己知名度的方法。“不患人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怕别人不知道自己，就怕自己不能使人知道自己。只有使人知道自己，了解自己，才能被人们所接受，受到重用。孔子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讲说能力，一则使孔学能够传世，一则使学生提高声望，令统治者赏识，可一展抱负。“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讲说不出为耻，只是做到还不够。社会常常有人自叹怀才不遇，却不知是自己没能使别人了解自己，没能很好地宣传自己。孔子担忧学生“学之不讲”，要求学生“诲人不倦”，就是要使别人了解自己，知晓自己，提高知名度。

行学，即规范人们行为的学说。使人们的言行举止有章可循。礼是仁和义的和谐统一。仁是礼的内涵，是根本，是遵礼而行的思想基础；义是礼的表征，即礼的规则，人们作人处世做事的礼节和标准。行学，主要是“义学”，研究社会人的举止规范，社会人应遵循的规则。《论语》中有 关君子、士、为政等日常举止的要求，也包括对小人、隐士等不良行为的批判都是“义”的内容。墨子说：“义，利也”，是从实用的角度，认为一切不能带来直接利益的规则，都是不需要的。最初的“义”，就是分割食物的规则，义即利。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有了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义变成了社会活动规则，不等同于利，在某些方面，甚至是损利的。“义”更多地考虑社会效益，“利”着眼于一己之利。孔子并没有把义利对立起来，《里仁篇》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不是把义、利对立，而是指君子小人行事取舍的标准侧重不同。君子多考虑社会影响，小人多考虑对自己的影响。孔子并不反对取利，“放于利而行，多怨”——没有利去做，多怨恨。只是取利时要符合义，“见利思义”。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明确点出义是人所遵循的规则，即形式。在不同的场合，处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礼仪规定，如起居，饮食，祭祀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君臣有君臣之义，父子有父子之义，朋友有朋友之义，夫妇有夫妇之义，吉凶祭射都有各自的程序规则。

忠学，主要是“仁学”，是修养学。是培养人自觉自愿地做自己该做的事的一门学问。忠学，就是修已之学，律己之学，培养人自愿地做自己该做的事。忠学，不仅注重言行一致，更注重心行一致，要求言行由衷，自觉自愿地去学，去干。忠学的主要内容是仁学。义，只能规范人的行为，仁是规范人心的圭臬。仁是一个人做人的毕生追求，是各种道德标准的总汇。仁就是“全德”之名。古代的“上”字写作“二”，本意是“高也”。仁从“人上”，就是“上人”，高人。指有才华，对社会有巨大贡献的人。由高人引申为完人，全人，指没有缺点的人。仁指没有缺点，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缺点，因而在不同的学生问仁时，孔子因材施教，回答的内容各不相同。仁学是个人修养学。个人私德是社会公德的基础，只有人人都能修养自己成为一个自律的人，才能保障公民道德建设的施实。行学是外在的要求，忠学是内在的修为。只有把行学培养成一种自觉的行动，社会才能真正成为礼治社会。只以惩戒的手段处罚，人民也许会因畏惧而避免。但人民“无以措手足”，不知该如何做。礼治，使人人知道该怎样做，照着去做，“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就会减少和杜绝违法乱纪的行为。孔子并非不提倡法治，他还说“举善而教，不能则劝”——用好的行为教化，还不能做到就用强迫手段（劝，说文迫也，强迫。）。可以说，“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都不可偏失。

信学，是知人辨事之学，是培养人判断力的学问。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信”，从人从言，从言知人的意思。故孔子借“信”为知人之学的代称。孔子说：“不患人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不能知人，不知怎么可以行世呢？）”。人生在世，知人识人和敏锐的判断力是工作交际的基本能力。知人也是从政的基本能力，从政必用人，用人必需知人才能善任。信学包括信、恆、恕三方面内容。“信”，从言知人，了解对方，指体察他人的语言、神色、情绪、动机及想法，善于认识人并善解人意；“恆”指体认自己的情绪、行为的对错，并能及时有效地克制冲动，调整情绪，自觉纠错，勇于改错。“求之于己为恒”（《郭店楚墓竹简一～三》）。“恕”，是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不知彼，“己所欲，就施于人”，岂不强人所难，有失“恕”的精神。在《论语》中，有许多篇幅都是关于评论人、认识人、做人标准的记述。有关论历史及人物评价的的章节高达149章，几乎占全书的的三分之一。这决不是孔子喜欢议人，而是教学内容，是孔子信学教学的实例，教学生处世的基本能力。若说忠学是行学的保障，那么信学就是忠学的保障。忠学是培养人诚信的方法，信学是了解对方是否诚信的方法。道德的确立，依赖自觉，莫如提高人们的知人能力。人的知人能力提高了，讲道德的人不会受到欺骗，不道德的行为将无立足之地。这大概就是孔子宣讲信学的原因。孔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相辅相承，注重实际，成效显著。做到言行由衷，诚实守信，若不具备信学能力，不能知人识人，辨别真伪，就容易上当受骗。故孔子说“不患人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若人人习得信学，能辨别言行的真伪，则对方必然不敢作伪。信学是忠学的保障，若只是一味地进行道德说教，要人诚信，而不教授识人的本领，只会使人上当受骗。忠学是行学的保障，只有克制自己，修养自己，才能自觉地遵循道德礼仪。做到忠信行，只有使社会了解自己，才能接纳自己，发挥才能，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提高知名度是每一个希望有所作为的人梦寐以求的，是成功的必由之路。《论语》中的章节阐述的就是这四方面的内容。 

子以四教指教育一个人要从诗书礼乐、社会实践、忠诚守信、思想情操等方面去实行。"子以四教"是由外至内，由浅入深，似可成立。文、行是人的外在，忠、信是人的内心。在孔子那里，才智教育与道德教育是融为一体的。这一种全面发展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