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天问》与中国上古神话

 袁素

 【摘要】屈原的《天问》是一部奇特的天人对话。其中，屈原多次提及中国上古神话，这些神话虽然与北方神话在人物、事件方面有相似之处，但却有其独特的南国特色。屈原采集的具有浓厚宗教巫术传统的神话，与他被放逐到沅湘地区有密切关系。屈原依靠自己的理性精神和怀疑精神，对《天问》中提及的神话进行了系统的否定，这种理性的否定，对于神话保护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屈原；《天问》；神话 

屈原的《天问》被认为是一段奇特的天人对话。其内容博大庞杂，加之秦末战乱，错简颠倒，史事失传，使其难以解读。然而《天问》又有其内在逻辑，富于理性精神。《天问》中的神话传说，既具有北方神话的外壳，又融入了南方楚文化的内涵。其中独特的精神内涵，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天问》中的神话

何谓神话？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1]  茅盾先生在《中外神话研究》一书中给神话下了这样的定义：“神话是一种流行于上古时代的民间故事，所叙述的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可是古代人们互相传述，却确信以为是真的。”^[2]  神话的产生，受限于先民的认识能力，是对强大自然力的自我解释。神话是先民对知识经验的积累，同时也反映出先民的世界观、自然观和宗教观。

何谓《天问》？王逸《楚辞章句》中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天问》是一首以四言为基本结构的长诗，全诗共提出了一百七十二个问题，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所问的涵盖了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这些问题许多是屈原所处时代还无法解释心存疑问的，也有些是明知故问。问题中涉及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既有对宇宙起源的追溯，也有对前朝历史的探讨。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作为《天问》最早的注本的王逸《楚辞章句》中已出现了大量的错简。参照何新《天问新解：宇宙之问》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全诗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问天地、问尧舜禹、问商、问周、问楚”。^[3]其中，问天地、问尧舜禹中包含了大量的上古神话。

问天地的章节中，先后提到的神话主要关乎地形的分布、日月运行以及创世之初的众神等方面的内容。如“八柱何当，东南何亏？”，问地何故向东南倾斜，涉及了共工怒触不周之山的神话；如“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则是对太阳神的发问；如“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对造人的华夏族母祖女娲的身世提问。问尧舜禹章节，其神话则围绕着禹娶儿女、鲧禹治水等神话展开。其后的章节，自然也出现过神话，如商朝“天命玄鸟”的传说等等，数量上明显少于前两部分。这些神话反映着上古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材料。

二、《天问》与北方神话的差异

屈原曾经被放逐到沅湘地区，并长期生活在那里，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无疑是不幸的，但由于当地保存着宗教巫术传统和原始生活风貌，为屈原采集、保存和加工神话提供了条件。

屈原放逐所走的路线，从其诗中可知，大体是：从郢都出发（“发郢都而去闾兮”），过夏水（遵江夏以流亡），入长江；然后溯江而上，经洞庭（上洞庭而下江），入枉渚、辰阳（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至溆浦（入溆浦余儃佪兮）；后下沅水，辗转至长沙，又沿湘水北上至汨罗（浩浩沅湘，分流汨兮）。可见，屈原放逐的地方，多是蛮夷之地，这些地区远离中原先进文明地区，保留了大量的原始巫鬼风俗。《汉书·地理志》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祀”，王逸《楚辞章句》注《九歌》云，“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鼓舞以乐诸神。”可见，古楚地拥有大量的巫鬼祭祀传统，且这一地区没有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被中原地区所歧视的蛮夷之地，实则保存着各式各样神话的原始形态。这些原始质朴未经雕琢的神话，与宗教祭祀、娱神歌舞密切结合，成为了屈原创作的重要源泉。

在北方，神话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遭遇。“北方人太过‘崇实’，对于神话不感浓厚的兴味，故一入历史时期，原始信仰失坠以后，神话亦即销歇。”^[4]神话逐渐被否定而将其历史化，将超自然的神话化为合乎历史因果关系的传说。神话变成了“人话”，传说则演变成古史。神话历史化向上追溯了文明的源头，丰富了历史，对于神话本身而言却是一种灭顶之灾。如黄帝有四面被解释为“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夔兽一足的神话被解释为“夔非一足也，一而足也”等等，如此不但衍生出了鲧禹治水、尧舜禅让，而且造出了三皇五帝，直至使古史开始于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神话历史化使得荒诞的神话归于“雅”“正”，丧失了其中的质朴天真，沦为了宣扬政治教化和政治伦理原则的工具。

以鲧禹治水为例，关于这段神话，《山海经·海内经》是这样记载的，“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史记·夏本纪》：“（舜）巡狩，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诛为是。”鲧本是一个具有叛逆精神的英雄，因为盗窃上帝的息壤救民于水火而被杀。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明显是在宣扬人间也应该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维护其权威，时代烙印十分明显。而在《天问》的神话中，鲧却是另外一个形象：鲧为治理洪水偷窃了上帝的息壤，他顺乎民意的行为甚至得到了鸱、龟的帮助（鸱龟曳衔，鲧何听焉？）。被杀之后，他尸体三年不腐（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从中孕育出了禹（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而鲧则化为黄熊（化为黄熊，巫何活焉？），继续为民治水（咸播秬黍，莆雚是营。）。这段神话比《山海经》中的记述丰富，并且洋溢着对于鲧不畏强暴、坚持治水的由衷赞美。可见，两段文字虽同述一段神话，思想倾向却完全不同。《天问》中的治水神话，没有受到北方儒家思想的影响，而是采用了最为原始质朴的南方神话，具有鲜明的南国特色。这种鲜明的特色，建立在屈原对神话“兼收并蓄”的态度之上。屈原不受民族和地域的限制，对来自中原、楚地和四方少数民族的神话平等对待，对它们一一加以思考和提问，不含狭隘的民族文化的偏见。在此基础上对材料进行整理，才有了这种独特的体系。

三、《天问》的怀疑精神

神话作为通过想象以征服自然力的原始艺术，人们对它的认识需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先民创造神话是出于对神话解释不自觉的肯定，这类认同建立在原始的宗教崇拜之上，是盲目的非理性的。现代人对于神话从文化意义上进行解释，则是对神话自觉的肯定。在两个肯定之间，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就是对神话的否定。“对于神话的认识过程，即是一个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的正反合的过程。”^[5] 屈原的《天问》，是对上古神话的一次理性的否定。

1.以自然科学知识对神话的否定

屈原时代天文地理等学科的发展，提高了对自然的认识，同时也暴露了先民时空观上的荒谬。“焉有石林？何兽能言？焉有虬龙、负熊以游？”言兽、虬龙是些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动物。“自明及晦，所行几里？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是对日月运行自然规律的探寻。“应龙何画，河海何历？”如果“应龙”有治水的本领，还要英雄出来治水吗？屈原根据事实所做的理性分析，有力地证实了神话的荒谬。

2.以社会伦理道德对神话的否定

神话在先民眼中不只是真实的而且是神圣的，神话中所反映出的伦理道德，在当时可能是符合规范的，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点也在改变着。屈原怀疑与否定的锋芒首先针对的是神话中不明是非善恶的价值观。他针对鲧治水有功却反遭杀害表示了不满：“顺欲成功，帝何刑焉？”同时，他还对古代很多神话中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现象进行了批判。这种群婚制现象在神话产生的时期无可厚非，但一夫一妻制的出现使得当时社会的礼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原始的群婚制已经远离了社会伦理道德原则。“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是与自然规律和社会伦理相背离的现象。

3.以哲学思维对神话的否定

鲧禹作为上古神话中治水的两个英雄却遭到不同的待遇。“不任汩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屈原对禹的成功提出了质疑，对鲧表示了同情，治水之功应是鲧禹前后相继的成果。这种认识蕴涵着一个深刻的哲学思想，即全面看问题和辨证看问题，以整体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发展而不是以单独现象做判断。

前一节提到的神话历史化，也是否定神话的一种形态，这种处理是在回避矛盾，使得神话遭到扭曲，最终会导致神话的消亡。屈原对神话虽然也进行了否定，但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他从理性精神出发对神话进行质疑和批判，是正确认识神话的基础和以后肯定神话的前提。从这种意义上说，屈原的否定实际上包含着肯定的积极因素，他对于神话的抨击和批判，是对神话本质的捍卫，对神话的保护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7页

[2][4] 茅盾：《茅盾全集》第二十八卷：中外神话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1、87页

[3] 何新：《天问新解：宇宙之问》，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年，第4页

[5] 赵沛霖：《先秦神话思想史论》，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2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