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中国古代陪都的经济意义

陪都是一种特殊的城市类型，具有城市的功能与意义。因此，在探讨陪都的经济意义时，我们首先从城市的经济意义入手。

城市，是人群聚集地。这种人群的聚集，就使它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多方面意义的综合社会体。而这个综合社会体必然会为社会的生产、贸易、流通、消费、管理等提供物质与社会空间，使它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并在城市中形成手工业生产部门、物流部门、商人与商业机构、市场与商业管理部门等。学者们在提出城市起源的标准或城市功能时，无不含有经济方面的功能，如：“城市是区别于乡村的一种地域单位，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经济、社会复合有机体，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形成的地理实体。”“城市是人口、手工业生产、商品交换、社会财富、房屋建筑、公共设施高度集中的场所，……居民主要从事非农业的经济、行政和文化活动。”在 1950 年出版的《城市革命》一书中，柴尔德列举的城市起源的 10 条标准中包括：集中起来的较大量人口、手工业专门化、剩余产品有中央权力机构支配、对外贸易等。不论从什么角度，城市与经济活动都是不可分的。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市”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日中为市”，说明城市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

本文的研究对象———陪都，它首先是一种重要的城市，具备城市的基本功能。陪都的类型虽然多种多样，但都会不同程度地与经济活动相关联，都需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具备一定的经济功能。而且，由于陪都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功能，以及它与都城的特殊关系，使得陪都的经济意义不同于普通城市的经济意义。遗憾的是，在学术界，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包括都城）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众多，但专门从中国古代陪都的特殊角度出发，探讨陪都经济问题的论述尚属空白。因此，本文试图来填补这一空白。根据本课题研究的需要，笔者根据陪都与经济的关系，将陪都分为三种类型：综合性陪都、经济性陪都和其他类型陪都。以下笔者从这三种类型的陪都出发，来分别探讨陪都的经济意义。

一、综合性陪都的经济意义

所谓综合性陪都，是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都具有重要功能的陪都，而非单一功能突出的陪都。在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综合性陪都是洛阳。历史上有夏、商、周、两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后周、北宋等十几个朝代都将洛阳作为陪都或首都。在许多朝代中，洛阳在两京主体制体系中以主要陪都的身份辅助首都“居中”治国，从而成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陪都。洛阳的经济地位突出，长期居于全国商业中

心、物流中心的地位。它所辐射的地区早期主要在中原。而在大运河开通之后，其所辐射的范围则达到长江以南更广大的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陪都洛阳的经济意义因其历史背景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点：第一阶段，贡赋、转运与劳役分配中心———西周东都。对于偏隅西方的西周王朝来说，虽然关中平原有金城之险、天府之裕，但遥远的东方意味着更广大的疆域、更丰裕的财富和尚未彻底消除的军事威胁（商王朝的残余势力还蠢蠢欲动于东方）。如何控制广阔的东方？如何获得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无尽的财富和物质？于是，西周在中国古代陪都史上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营建东都洛邑，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绵延上千年的“长安———洛阳”东西平衡型两京制的都城主体格局。西周设置东都，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多方面的意义。虽然其直接原因是控制殷遗民，但其经济意义也是巨大的。首先，西周洛邑自身具有良好的发展农业经济的自然条件。洛阳位于伊洛盆地的北部。西周之际，洛阳气候适宜，雨量充沛、土地肥沃。伊、洛、徨、涧等多条河流纵横其间，有灌溉之利，伊、洛还有通航之便。在它们汇合之处，形成大片沃土良田，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在设立西周陪都之后，东都洛邑逐渐成为中原地区最重要的贡赋聚集地、转运中心和劳役分配中心。西周实行分封制，其统治疆域已然较为广大，但国家的统一性还有待加强。而洛阳自古即被称为“天下之中”。因地理位置优越，洛阳成为西周初具规模的国家公路网的中心。《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洛邑建成后，成为征收四方贡赋的中心，粮食财物积储的中心之地，这便在一定程度上使洛邑成了整个西周治域的经济中心。虽然周王依然主要在宗周镐京处理国家大事，但四方的贡赋要送到洛邑。并且在分配劳役以保证中央政权和各方面经济、物资、劳务的需要等方面，洛邑也是最重要的前方基地。从西周开始，“长安———洛阳”的都城布局就成为中国古代早期典型的都城布局。一个朝代，如果想定都于关中，就必须先控制住洛阳，以便控制住东方和南方的财富和人口。第二阶段，商业传统的形成———汉代洛阳。西周洛阳虽是经济中心，但主要是贡赋和劳役的周转中心，政治因素较浓一些。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洛阳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因其天下之中的地理位置和四通八达的陆路水路交通，凭借其“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的便利，在战国时即已成为中原最大商埠，西汉时得到进一步发展。西汉时，政府对工商业采取了宽松、优惠政策，商业得到快速发展，全国各地的工商业家族大量涌现。

而洛阳“当关口，天下咽喉”，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在经历了秦汉之际的短暂凋敝之后，洛阳重新开始了大国陪都（或都城）的繁荣。西汉洛阳人的经商传统已经形成，孕育出了不少大商人，师史、桑弘羊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商人。“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经常从事商业，使洛阳人头脑机敏，善于计算。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弘羊（桑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桑弘羊历任大农丞、大农令、搜粟都尉兼大司农等要职，统管中央财政近 40 年之久。

两汉之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设置五大商业陪都。在五都中，洛阳是居于首要地位的陪都。王莽自立为帝不久，即欲迁都洛阳，故积极确立洛阳经济中心的地位。首先是在始建国二年（公元 10 年），洛阳与其他四都一起成为商业陪都。其后，又在始建国四年（公元 12 年）二月“，其以洛阳为新室东都，长安为新室西都。邦畿连体，各有采任”。洛阳取得了与长安并列的“东都”的官方名号。王莽的迁都计划因其政权很快被推翻未能实施，但洛阳全国性商业中心的地位始终未有改变。

东汉都洛阳，偶为陪都，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商业极尽繁荣。王符《潜夫论·浮侈篇》写道：“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末业”古代是指商业。商人十倍于农民，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洛阳是商人云集的逐利之所。第三阶段，天下之仓“、就食”之都———隋唐东都。从东汉末年起，洛阳城历经董卓与西晋八王之乱、北魏末年的战乱与农民起义等，遭到了毁灭性破坏。但这个城市所具有的自然与社会优势使它不会从此一蹶不振。从隋朝开始，洛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繁荣。并且，随着大运河的开凿，作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和京杭大运河的中心，隋唐东都洛阳的经济地位再次提升，其繁荣达到了极致。隋朝皇帝对东京洛阳情有独钟，特别是隋炀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东都的经济。如：隋炀帝修建东都时开凿的通济渠、永济渠，对促进南北方的商业贸易和物质流通极为有利。而后他更是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开凿大运河。大运河的开通从多方面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陪都洛阳。唐代在“东去故都十八里”的地方建设了更为繁华的东都洛阳城。新址跳出了洛北邙南的小区域，置身于伊洛河盆地的广大地域，位置更为优越、便利、适中、开阔，洛阳成为世界大都市之一。新址较好地控制了伊、洛、瀍、涧四水，城市供水丰沛，更好地解决了规模庞大、人口众多的都城供水问题。光宅元年（公元 684 年），武则天把东都易名为神都，长驻于此，并拓建宫室官署，改善郭内洛水南北两部分的交通。修建宫内的明堂和天

堂、端门外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以及洛水中桥等巨大的工程。洛阳达到了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其经济地位更加突出，表现为如下特点：

1. 隋唐的洛阳是天下交通和物流、仓储中心。首先，隋唐洛阳除发达的陆路交通外，运河交通之发达闻名于世。隋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接五大水系———黄河、长江、海河、淮河、钱塘江。运河的开通，使得“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唐代皮日休曰“：今自九河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沿着运河，江都、余杭、涿郡等繁荣的城市如同一串珍珠，嵌在一条发光的长带上。而东都洛阳是其中一颗最大的明珠，闪耀在隋帝国的中心。唐代洛阳的交通更为便利。城内交通方面，陆路“都内纵横各十街”；水路河漕成网，整个漕运系统以洛水为中枢，南北两岸处处通渠：北岸有漕渠、瀍水、泄城渠，南岸有通济渠、运渠、分渠，还南引伊水与运渠相通。东都城成为洛阳平原水陆两方面交通的枢纽。特别是南北大运河的四段运河中，除邗沟与江南河的衔接点在京口以外，其他三段的中心衔接点都在洛口。唐代洛阳南可通黄河再入大运河直达杭州；北抵涿郡；东至大海；西到长安，成为全国水运中心。其次，洛阳成为全国以粮食为主的货物转运与仓储中心。隋唐东都是全国粮食的储藏中心，大约全国一半的粮食都集中在这里。著名的回洛仓（隋炀帝大业二年建成）、含嘉仓（始建于隋大业元年），是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粮仓。同样，由于运输的便利，唐代洛阳成为关东江淮槽米的集散地。运往长安的槽米，必先储于洛阳。当时洛阳储藏量最大的粮仓是在宫城东北的含嘉仓。含嘉仓既是唐代东都洛阳的粮仓，也是当时漕运沿线的大型官仓之一。含嘉仓有仓城。经发掘实测，含嘉仓城东西长 612 米，南北长 752 米，面积达 46 万多平方米。1969 年，考古工作者在仓城中部和东北部发现了排列整齐的圆形窖仓 250 余座。据记载，天宝中贮粮共580 余万石，约为全国主要粮仓贮粮总数的一半。

2. 商业中心。在以上情形之下，洛阳也必然是隋唐的商业中心。隋经营洛阳之初，炀帝即从各地迁富商大贾和手工业者数万户至洛阳居住。此后，洛阳商业日趋繁荣。洛阳的城市人口很快增至百万以上，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唐代洛阳的外郭城，因洛水横贯而自然分成了南北两区，纵横各10街。郭内设三市，隋时在洛河之南所置为丰都市和大同市，洛河之北为通远市。唐时在洛河之南所置为南市和西市，置于洛河之北的称北市。三市分别临近漕渠、运渠和通化渠。河渠上“天下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其中以丰都市最为繁荣：市内分 120 个行业，3 000 多家商店，400 多家客栈，各类货物堆积如山。丁海斌：谈中国古代陪都的经济意义 159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端起点，外国商贾也跨海越山前来贸易。特别是西域胡商，驱赶着明驼骏马，不远万里地带来香料珠宝，贩卖丝绸瓷器。当时仅外国客商就有 1 万多家。为了接待这些远方来客，在皇城端门前设立了四方馆。武则天时还专门划出河南、洛阳两县的部分地区，设立来庭县，安置和管理“慕义蕃胡”。此外，在修缮坊、立德坊、会节坊等处设有拜火教、景教的寺庙，以照顾这些胡商的宗教习惯。1960年在涧西区出土了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的银币，1984年在龙门东山安菩夫妇墓出土了东罗马帝国福克斯时期的金币等，都反映了当时洛阳与西域国家经济往来的密切关系。唐代洛阳的市场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对货物的质量、价格、公平交易等都进行检查和管理。如果买卖奴婢、牛马，还要公验立券。每天中午开市，日落以前闭市。《唐六典》卷二十“大府寺·两京诸市署”记载“:京都诸市令，掌百族交易之事，丞为之贰。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以三贾均市。”但这种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受到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冲击，唐代中期以后被较为自由的商品经济取代。

3. 发达的手工业。洛阳手工业门类众多，精美产品满目琳琅。经营形式官私兼具，能工巧匠荟萃东都。作为重要的都城，其官营手工业必然较普通城市发达，这里设有将作监、少府监、织染署、官锦坊等机构；在私营手工业方面，有丝行、彩帛行、金银行、车行等上百种行业组织。武则天时期，少府监有绫锦坊巧儿（织匠）365人，内作使绫匠 83 人，掖庭绫匠 150 人，内作巧儿 42 人。东都内库的瑞锦，纹样有对稚、斗凤、游麟等多种多样。其他手工业行业的工艺水平，也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著名的唐三彩是陶瓷业的杰作，许多制品风格为中西合璧，几乎风靡全世界。洛阳唐墓出土的唐三彩制品种，有凤首壶、龙首杯、鸭形杯、高颈瓶等。武则天时期造出的大周万国颂德天枢，是一座巨大的铜铁铸件，由三部分组成，共用铜铁 200 万斤。中间是棱柱，高 105 尺，径 12 只，八面，各宽 5 尺，下面为铁山，周长 170 尺，高 2 丈，用铜和石头做成蟠龙麒麟萦绕状，上面为云盖，径三丈，云盖上做成四条长一丈二尺的龙，像人一样立着，捧持着一个直径一丈的火珠。它成为当时手工业生产力的代表。

4. 发达的农桑业。洛阳地区的农桑业，安史之乱前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东都人口密集，粮食需求量大，粮价有时会比其他地区偏高一些。但丰年粮价普遍低贱：永徽五年（654 年）农业丰收，洛阳粟米每斗价为两钱半，粳米每斗十一钱。其他年份则大不同：开元十三年（725 年），今山东省一带米每斗五钱，东都为十五钱。洛阳自古便是蚕乡，以蚕桑纺织闻名遐迩。因此，唐中宗、玄宗都曾下诏让河南地区缴纳绢帛以代租米。

5．“就食”之都。唐代首都长安的人口不断增加，关中有限的粮食及其他物资资源已无法满足供应。而粮食转运亦无法满足应急之需，因此灾荒之际皇帝不得不率领文武百官到洛阳“就食”，这样就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就食之都。长安人口增加、物资需求增加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一是官员人数增加。太宗时，高级官员共为642 人。而到了高宗显庆年初，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内外文武官员激增至 13 465 人。武后时，由于要收揽人心，官员人数更是大幅增加。到了中宗睿宗时期，官员增加的趋势仍然没有改变。唐代以粮食作为支付官员

俸禄的主要形式，因此官员人数激增的结果，自然引起粮食需求的增加，并加重了粮食运输的负担。《新唐书》载“：今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谓不必备，则为有余，求其代工，乃多不厘务，而奉禀之费，岁巨亿万，徒竭府藏，岂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极，河、渭广漕，不给京师，公私耗损，边隅未静。傥炎噗成渗，租税减入，疆场有警，赈救无年，何以济之？”二是募兵制的实行。唐代初年实行的是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军队自给自足，基本不需政府供给，因此政府的负担并不十分沉重。但自高宗、武后起，府兵制体系渐次崩溃；到了玄宗开元十一年，改为募兵制，兵农分离，军队改由国家供给，漕运负担加重。宋人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言：“到唐时，全倚之江淮之粟。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坏，有征行，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归散于田野，未尽仰给大农，所以唐高祖、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后来，明皇府兵之法渐坏，兵渐多，所以漕粟自此多。”长安物资日益紧张，而关东和南方经济日益发展，运往长安的物资和粮食逐渐增多，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两个数字的统计范畴不同，前者为“贞观六年，大省内官，凡文武定员，六百四十有三而已”；后者则是“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两者不能同等对比，但高宗时官员数量的增加是没有疑问的。的漕运系统。在这个漕运系统中，长洛干线成为供给长安的官方物流的关键路线。但这条路线要经过的黄河三门之险等，道路艰险，靡费巨大，运进的粮食已是“一粒粮食一粒金”。《漕运通志》载“唐初，江淮漕租至东都，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常什七八，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庸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显庆间，议发卒凿之便漕而功不成。其后，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鈲于胸，而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囚系其父母妻子，人以为苦。及裴耀卿建议，欲罢陆运，未果。景云中，陆运又分八递，（顾）〔雇〕民牛车以载。厥后刘晏为使，即盐雇慵，上下颇称利。自两税行而罢水陆使，江淮之漕至渭桥者益少，而米亡耗于道路颇多。刑部侍郎王播议，漕至渭桥，五百亡五十者死，以次递减，而覆船败挽，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人相挟为奸，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而卒荼毒亦极矣。”“如果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粮价飞涨的现象屡有发生，如《旧唐书》卷三十七记载：“乾元三年闰四月，大雾，大雨月馀。是月，史思明再陷东都，京师米斗八百文，人相食，殍骸蔽地。”

在这种情况下，东都不但是仓储和转运中心，有时还会成为“就食”之都———遇灾荒之年皇帝和大臣常常前来“就食”。每遇饥荒，洛阳国库虽存有大量粮食，但由于储于洛阳的槽米不能及时运至长安，皇帝便不得不率百官“就食”洛阳，这几乎成了一种惯例。如“：二卿知昔日陕州之路乎？石岭崎岖，江南粮运至此，驴驰车载，万苦千辛。因此祖宗以来，遇粮运稍迟，俺君臣们巡狩东都就食。”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奏疏中说：“伏以陛下仁圣至深，忧勤庶务。小有饥乏，降诏哀矜，躬亲支计，救其危急。今既大驾东巡，百司扈从，诸州及三辅先有所贮，且随见在发重臣分道振给，计可支一二年。从东都广漕运，以实关辅，待稍充实，车驾西还，即事无不济。臣以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万国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为秦中地狭，收粟不多，傥遇水旱，便即匮乏。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禀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以此车驾久得安居。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陛下数幸东都，以就贮积，为国大计，不惮劬劳，皆为忧人而行，岂是欲来往。……”据全汉昇先生考证，高宗 7 次巡幸洛阳，4 次是经济原因〔28〕。玄宗开元二     十四年前的 80 年间，唐中央政府不断搬迁于长安、洛阳两都之间，武后时则长住洛阳。唐代君臣也曾以“和籴”（官府向民间征购粮食）等办法试图解决问题。如：“唐都关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岁不登，天子常幸东都以就食。玄宗时，有彭果者，献策请行和籴于关中。自是京师粮廪溢羡，玄宗不复幸东都。”但这种方法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当然，就食也有可能受到其他原因的阻碍。如景龙三年（709 年）关中闹饥荒，按惯例应到东都就食，但韦后利用术士加以阻挠。《资治通鉴》载“: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运山东、江、淮谷输京师，牛死什八九。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韦后家本杜陵，不乐东迁，乃使巫觋彭君卿等说上云:‘今岁不利东行’。后复有言者，上怒曰：‘岂有逐粮天子耶！’乃止。”第四阶段，今不如昔的北宋西京。随着隋唐鼎盛时期的过去，随着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陪都洛阳不再作为西部首都的东部支点，其政治、经济地位也就逐渐衰落。盛唐以后，洛阳的好景已难以持久。安史之乱、黄巢起义等几次破坏“，东都残毁，百无一存”，“夫以东周（洛阳）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

烟断绝，千里萧条”。此后，五代以来洛阳分别成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等的陪都，城市面貌逐步恢复。公元 960 年，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号为东京。仍以河南府（洛阳）为西京陪都。东京、西京并称东、西二京。北宋西京洛阳虽已不再是隋唐时期的国际大都市，但工商业亦比较发达。太平兴国四年，宋政府为了充实洛阳，从太原“徙僧、道士及民高赀者于西京”。西京洛阳还居住着很多豪富之家、文人学士和不得志的大官僚，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因而服务性的商业是比较兴盛的。城内的里坊街巷之中，随处都有商铺、邸店和酒楼宾馆，宋名将宗泽在《至洛》诗中写道：“都人士女各纷华，列肆飞楼事事嘉。政恐皇都无此致，万家流水一城花。”文彦博在任西京留守时有“市井喧哗渐厌闻”的诗句。足见当时洛阳的商业非常兴盛。但自北宋靖康以后，洛阳在战乱中被焚毁，商业也随着城市的毁灭与改建，越来越萧条了。

北宋洛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花市。洛阳园林发达，人们爱花成癖，花市十分发达。洛阳牡丹始盛于唐，更盛丁海斌：谈中国古代陪都的经济意义 161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于北宋。如司马光诗云“：洛邑牡丹天下最，西南沃土得春多。一城奇品推安国，四面名园接月波。”除牡丹、蜜蜡外，当时洛阳向朝廷进贡物品中还有瓷器等，说明制瓷等手工业也是相当发达的。北宋之后，随着北京的崛起，南京等陪都地位的提升，特别是运河漕运地位的下降，洛阳经济地位亦随之大大下降，陪都的身份也逐渐消失了。

二、经济性陪都的经济意义

所谓经济性陪都，是指在陪都的众多城市功能中经济功能突出（特别的商业中心功能突出）的陪都。这种突出的经济功能，有的是在陪都设立之初就由统治者有意为之而形成的，但更多的是其自身具备了重要的经济地位。经济性陪都在经济意义上亦表现为不同类型的特点：类型一：商业中心型经济陪都。商业中心性陪都，是经济性陪都的主体。其典型代表有：

1. 新莽时期的五大区域商业中心型经济陪都。中国古代许多朝代执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正所谓“侠以武犯禁、商以财障国”，各朝各代都采取一定的措施管理工商业。始建国二年（公元10 年），王莽在建立新朝后不久，为了平抑物价、抑制商人过度暴利，为了防止高利贷和改善国家财政，下诏实行五均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并以首都和五个陪都作为商业管理中心。即在首都长安之外，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为陪都，以它们为中心，对全国实行商业管理。所谓五均，即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座都城设置五均司市司，最高长官为五均司市师，下设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进行具体管理。据《汉书》记载“：‘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遂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长安东、西市令及洛阳、邯郸、临甾、宛、成都市长皆为五均司市师。东市称京，西市称畿，洛阳称中，余四都各用东、西、南、北为称，皆置交易丞五

人，钱府丞一人。”王莽将这些大城市作为商业统治的中心，控制住它们就等于控制住了全国的工商业经济命脉。所谓六筦（管），是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实行管制，禁止私人经营；对山泽之利进行征税。

2. 北宋南京商丘。北宋时期，因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于宋州，升宋州（今商丘）为应天府南京，位居陪都地位。北宋宋州虽因宋发迹之地而建都，但其商业发达，是各地百货聚散的中心，是连接南北的重要商业中心和手工业中心。

第一，便利的交通、繁荣的商业。商丘成为经济陪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北宋商丘位置适中，汴河穿城而过，交通畅达，是连接南北的交通要地。如宋元帅宗泽所说“：南京乃艺祖（赵匡胤）兴王之地，取四方中，漕运尤易。”水路方面，大运河支脉汴河贯穿全境，且北有古汴渠、南有涡河，东南地区的物资须经商丘运送到京都等地，使之成为全国物资运输的大动脉，是北宋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柱。而从陆路来看，景德三年始，官方重修了在隋唐时期建成的“驰道”，由彭城沿汴河直达汴京。这条新的“驰道”，不再是隋炀帝时的皇帝专用驰道，为商丘商业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商丘自古颇有商业传统。商族先公之一王亥在商丘驯服牛、马并用于部落间的贸易，是华夏商业贸易的先驱。汉语中“商人”“商品”“商业”等词就是来源于此，商丘是商人、商品、商业的发源地，因此商丘也被称为“三商之源”。“殷人重贾”的风气在商丘被继承了下来，历代经商者颇多。周代，商丘为宋国都城，商旅众多。隋唐五代以后，这里商旅辐辏，经济繁荣。北宋时，商业都市兴起，商丘为中原与黄淮之间的重镇，南京应天府经济又得到进一步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改变了自“安史之乱”以来商丘经济萧条的局面。在便利的交通条件下，江南粮食从商丘每年运往都城开封达五百万到七百万石。商丘也是当时最大的手工业产品、土特产品的集散地。此时南京经济繁荣，商品品种主要是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经营丝绸为大宗，舟车交会，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清人朱彝尊曾这样描述汴河给商丘带来的交通便利：“商丘，宋之南京也。东都盛时，由汴水浮舟达通津门，三百里而近，车徒之毂五，冠盖之络绎，妖童光妓自露台瓦市而至，乐府之流传，朝倚声而夕勾队于碧堂上……”。《见闻近录》载“：南京（商丘）去汴河五里，河次谓之河市……凡郡有宴设，必招河市乐人，故至今俳忧曰河市乐人者，由此也。”至北宋末年，战争频繁，商丘经济衰败下来。

第二，农业和手工业。商丘的农业十分发达，农作物品种有小麦、水稻、大豆、芝麻等，是北宋最重要的粮食产地。并盛产皇家贡品“应天府金桃”。手工业方面，商丘许多产品都享誉全国，影响后世。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酿酒。先商时商丘就有酒的酿造，商汤故都南豪附近出土文物中有酒具。据《左传·襄公九年》记载，宋国有掌管百工的官，名为“工正”。当时“宋城（商丘）酤酒”和“朝歌（今河南淇县）牛屠”齐名天下，西汉景帝年间著名汉赋家枚乘称颂古宋酒“樽盈飘玉。”唐朝宋州酒肆遍市，李白、杜甫、高适慕名梁园聚会宋州，饮酒赋诗。三国时，曹操曾经总结睢阳（商丘）谯（亳州市）一带酿酒经验，写成专著《九酿法》。北宋时期南京商丘的美酒更是有了进一步地发展，有两个著名酒类品牌———桂香酒和北库酒。其中北库酒的初始酿造者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商丘的纺织业历史悠久，传统的手工纺线织布业十分发达。北宋年间，农村的植桑养蚕户和城镇的丝织作坊非常普遍，丝绸行畅全国。司马光曾在文中称商丘“贩夫走卒皆着丝袜”，可见商丘丝绸业的发达。应天府纺织品的质量均属上乘，官方常常不惜重金大量求购。商丘的手工艺品源远流长，唐宋时有刺绣、首饰、皮件、竹器、编织、制秤、刻字等十几个门类。北宋年间，南京商丘的各种刺绣作品被称作是宋绣，宋绣与东京汴绣齐名，当时的宋绣主要是绣枕、绣帐治、绣桌围、儿童围嘴、妇女的手帕等物件。类型二：国库重要经济来源型陪都———唐代南京与南都。唐代除洛阳外，南京成都、南都江陵也都是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陪都，是国库的重要经济来源地。

（一）南京成都。大唐虽盛世，但也有三位皇帝遭遇动乱，而不得不出京避难。而他们逃难之地，皆为陪都南京成都。唐皇避难蜀郡，有两个原因，即：内为天府，外有天险。蜀郡因为经济富足、天险可依，成为国君最佳避险之地，如《新唐书》所说“倚剑蜀为根本”。唐朝盛世，天府之国的巴蜀之地经济繁荣，成为唐王朝财赋的重要来源地，正所谓“时号扬、益，俱为重藩，左右皇都”；“京师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国之珍府”。

具体而言，唐陪都南京蜀郡的经济情况如下：

1. 农业。唐朝在成都平原除继续扩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外，又陆续兴建了通济堰、鸿化堰、茫江堰、云门堰等，为推动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加上间作、复种技术的普遍推广和其他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使蜀郡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地区之一。茶树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雅州的蒙山茶十分著名，是全国品质第一的贡茶。

2. 手工业。唐代蜀郡的手工业很发达，主要有纺织业、制盐业、造纸业、制糖业、瓷器制造业和乐器制作业等。唐代蜀郡的丝麻纺织业十分发达。天宝年，仅益州每年就交纳罗、绸、绫、绢 10 万多匹。“蜀绣”为全国三大名绣之一“，蜀锦”被视为上贡珍品，产量全国第一。井盐业发展迅猛。玄宗开元年间，剑南道仅有盐井 90 口，宪宗时已多达 205 口。唐后期鼎盛时，剑南东川有盐井 460 口，剑南西川有 13 口，山南西道有 123 口。此外，隋唐巴蜀地区的造纸业、瓷器制造业、制糖业和乐器制作业等，也非常发达，闻名全国。成都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唐代后期大部分印刷品都出自成都。

3. 商业。唐代蜀郡商业繁荣，各地商贾云集，蜀郡商人亦出入长安及西北、东南、云贵和吐蕃各地，商业往来十分活跃。蜀地输出的商品，主要有茶、麻、布、锦、药材，输入的商品则以食盐、香、药、珍玩为主。此外，成都有全国重要的菜市、蚕市和“草市”。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时称“扬一益二”，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商业大都会。

（二）南都江陵。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 760 年），因其经济地位提高，江陵（今湖北荆州）被立为南都。江陵位于长江中游，古云梦泽的近旁“，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北依汉水，南临长江，西控巴蜀，古称“七省通衢”，是长江上游与中下游两个不同经济区物资交流中心。春秋时就成为中国南方最大、最繁华的都会。而且，该地区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其物产丰富，据《新唐书》记载“：土贡：方纹绫、赀布、柑、橙、橘、椑、白鱼、

糖蟹、栀子、贝母、覆盆、乌梅、石龙芮。”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已普遍种植稻谷。楚国曾开凿扬水运河，使江陵成为沟通江、汉的主要通道〔44〕。唐代疆域广大，江陵在交通上的中心位置越显突出，也就成为帝王心目中南方经济陪都的最佳选择。

三、其他类型陪都的经济意义

除了以上的综合性、经济性陪都外，其他无论什么类型的陪都，作为国家的重要城市，它都会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并且具有一定的区别于普通城市的经济特点。

第一，陪都经济一般具有一定的皇家或宫廷特点。陪都虽然不是皇帝常住之地，但由于皇帝会经常驾临，丁海斌：谈中国古代陪都的经济意义 163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年所以一般具有宫廷建筑和陪都内务府等的机构设置。由于皇帝驾临会有众多官僚随驾，还要有一些王公大臣的宅院等。这样，必然有一些为之服务的经济机构。比如：清入关后，从顺治初年起盛京地区陆续建立起数百具有皇室农业经济特色的粮庄，直接由盛京内务府管理。粮庄的生产不仅为清皇室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大量库帑。除内务府粮庄外，盛京城周还有皇庄、官庄的分布。在福陵和昭陵周围还有一些陵庄子。每次皇帝“南巡”或“东巡”，它不但是一次政治盛事，也是一次经济盛事。多数情况下，它们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如：清入关之初，盛京空虚，经济凋敝，而康熙等人多次“东巡”，促进了留都经济的发展。如：康熙帝首次东巡期间，即召盛京将军阿穆尔图等“晓以满汉人民悉赖农业，须多方劝谕开垦耕种，俾各遂生计，以副朕眷念发祥重地之意”。他一方面加强驻军屯田，一面移民实边，还多次派官监督耕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见山海关外和盛京地区地广人稀，便鼓励百姓王公贵族八旗兵丁乃至地主等到关外开发，只要领垦百顷之地

并文义稍通者即可成为一县之长。用授予官职、放宽征赋年限等办法鼓励百姓到东北开发，为推动东北地区的开发和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康熙帝第二次东巡时，进一步贯彻奖励农垦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方针。首先将以往流戍的罪犯重新安排在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辽东地区，使他们有耕地可资生，有室庐可安处，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因此当时盛京地区的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第二，作为陪都一般为一定区域内的经济中心城市。即使不是经济型陪都，但陪都的重要地位和国家的刻意建设，都使得陪都具有一定区域内中心城市的地位。以清代盛京为例：盛京是留都型陪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并不显著，但在清代东北地区，它具有无与伦比的中心地位。它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商业中心和货物集散地。盛京粮仓对全国，特别是北方是十分重要的。《奉天通志》载：“户部议覆，盛京户部侍郎傅鼐奏言：盛京仓储紧要，请添派副监督一员，互相稽察。应如所请。”

总之，陪都作为国家的重要城市，在中国古代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它们往往是全国或区域的商业中心、仓储与物流中心、贡赋与税收中心等。对它们的经济意义的研究，既具有学术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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