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象山县城北七里有座瑞云山，志载：“山势起伏，骀宕如云，紫霞青岚，冉冉出幽谷。山下有寺，有明楼晓阁。旁有小珠山，前环大溪，溪上有桥。桥边山偎多松竹，名松篁隈。梅棂石罅，鸟声泉声相应答，所谓“瑞云十妙也。”延寿寺即坐落于瑞云峰山麓，今大徐新罗岙地。是寺原名龙寿院，始建于五代后汉乾祐二年（949），距今有1066年，是象山古寺中著名寺院之一。宋代著名高僧法平，字元衡，号平书记，又号怡云野人，工文能诗，受请住象山延寿院，复自象山移仗锡寺。丞相史浩，尚书孙觌、郎中朱希真、著名诗人陆游等都与之有诗文交往。

　　象山延寿寺，毁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原寺址已被新罗岙村民用来建造民宅，近年来又重新建造了延寿寺，位于原址之北首，寺院也恢宏。寺内留有一块宋代石碑：《尚书省敕赐延寿寺牒碑》。象山县志也保留了当年另一块《延寿寺碑》的碑文：

　　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越国公府申照得本府昨该恩例,申请到庆元府象山县瑞云山延寿功德禅寺。又准尚书礼部符,专充太师益国公香火寺,并符庆元府照会应系科敷等事件已行蠲免,如有住持从例听从东府差请,今乞朝廷给降省札尚书部符,付本寺永远遵守,并札本府及庆元府照应施行,伏候指挥。右札付庆元府象山县瑞云山延寿功德禅寺照会，准此。淳祐八年六月日。（以上第一截）

　　行在尚书礼部准淳祐八年六月空日都省札子，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府申，照得本府昨该恩例申请到庆元府象山县延寿功德禅寺，又准尚书礼部符专充太师益国公香火寺,并符庆元府照会应干科敷等事并于蠲免,所有住持事从例听本府差请。今乞朝廷给降省札付本寺永远遵守,并札本府及庆元府照应施行,伏候指挥。右札付礼部照会准须至指挥。右告示庆元府象山县瑞云山延寿功德禅寺收报照会。淳祐八年七月。（以上第二截）

　　庆元府当府丞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府干办府使臣懋等公状，申发到尚书省札子礼部符，淳祐八年六月空日，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府申昨（照）得本府昨该恩例申请到本府象山县瑞云山延寿功德禅寺，又准尚书礼部符，专充太师益国公香火寺, 并符庆元府照会应干科敷事件已与蠲免,如有住持等事从例听本府差请。今乞朝廷给降省札付本寺永远遵守,并札本府及庆元府照应施行,伏候指挥。右札付庆元府照应。准此干办府申乞送案给据照证。奉台判送给须至行遣，右给据付太傅右丞相兼枢使府象山县瑞云山延寿功德禅寺，仰收执为照。淳祐八年八月日给使。（以上第三截）

　　此碑即《尚书省劄付延寿禅寺碑》，收藏于象山文管会内。根据此碑文，前人对“越国公”“盖国公”进行了考证：“《宋史·宗室世系表》有荣王祖伯旿赠太师益国公，为越国公师意之父，又有越国公克畅、越国公希言，皆非此碑越国、益国公也。《本纪·宰辅表》并云：淳祐八年夏四月辛丑，郑清之为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封越国公。至十一年夏四月巳酉，郑清之依前太傅左丞相封魏国公，十一月进封齐国公。薨。此碑申尚书都省在淳祐八年,故称越国公。其父若冲,累赠太师鲁国公,其未赠鲁国公之前，当先赠益国,故称太师益国公。”根据此文考证，我们方知此碑是郑清之拜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封越国公后，越国府的申文、以及尚书礼部符和庆元府的给据。象山瑞云峰延寿寺赐给郑清之作功德寺，专充其父、赠太师益国公郑若冲的香火寺。

　　郑清之（1176—1251），南宋庆元之鄞人，南宋大臣。初名燮，字德源、文叔，别号安晚。少能文，从名师楼昉学，为楼钥所赏识。嘉泰二年（1202）入太学。嘉定十年（1217）登进士第，调峡州（今湖北宜昌）教授。十五年，迁国子学录。后参与丞相史弥远定策，废太子竑，拥立理宗昀，后授魏忠宪府王宫教授，迁宗学博士、宗正寺丞兼权工部侍郎、兼崇政殿说书。绍定元年，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升兼修国史实录院修撰、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三年（1230）授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枢密院。六年（1233），史弥远卒，累官右丞相兼枢密使，主持朝政。端平元年，皇上亲政，励精图治。郑清之亦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决心辅助理宗，变革史弥远主持朝政以来的种种弊政。他首先任用了一批直言、有作为的人。召还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徐侨、李埴、赵汝谈、尤煜、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范、徐清叟、袁甫、李韶等一批有作为的人物，付以重用，并为理宗采纳。惩治“三凶”（梁大成、李知孝、莫泽）“四木”（薛极、胡榘、聂子述、赵汝述），为岳飞立庙，改变议和风气。端平更化，悉心治国，时称“小元祐”。瑞平二年（1236），上疏乞罢，不可，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嘉熙二年（1238）封申国公。后历封卫国公、越国公。屡辞不已，拜太傅，奉国军节度使，进封齐国公。淳祐七年（1247）获准辞官，得遂心愿，放迹湖山，寓身寺刹，竟夕不归。但帝以边事为忧，召清之再度入朝为相。时上诏赵葵以枢使视师，陈靴以知枢密院事帅湖、广，清之力主之，葵、靴遂往。于是战于泗水、涡口、木库，皆以捷闻。九年，拜太师、左丞相兼枢密使，拜太师不拜，依前太傅。十年，进《十龟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学，三崇俭，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谨微，八察言，九惜时，十务实。帝大喜，命史官书之，赐诏奖谕。十一年，十疏乞罢政，皆不许。拜太师，力辞。奏不已，拜太傅、保宁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齐国公致仕。卒。谥忠定，赠尚书令，追封魏郡王。著有《安晚集》六十卷，《宋史本传》行于世。

　　郑清之是南宋时期一个正直、宽容、主战，用人出于公心，有作为的大臣，为皇帝所倚重，二度为相。按照宋制，有赐臣下香火寺例。皇祐三年（1061），文彦博乞伊阙坟侧置僧院，额曰“教忠积庆神院”。元祐六年（1091），苏文定官尚书右丞，赠其父洵司徒，赠眉山老翁泉坟寺为“旌善广福”，许度僧以荐香火。崇宁元年（1102），文忠葬汝州郏城峨嵋山，坟侧精舍亦赐名旌贤广惠寺。即所谓功德恩例也。宝庆《四明志》记载，丞相史弥远功德寺有五：曰悟空、曰辩利、曰妙智、曰宝华、曰教忠报国。而嘉泰四年（1204），参知政事张孝伯请宝积寺为功德寺。赐“移忠资福”额。嘉定二年（1209）参知政事楼钥请彰圣寺为功德院，赐“报忠福善”额，皆与此碑同例。

　　郑清之父亲郑若冲，一生“服膺儒业，充养德性”，但始终不汲汲于功名，所以既不举试，也不入仕，他全然没有读书为做官的杂念。他的可贵之处在凭自己一生积善、勤学成就了“槐里诗书门第，杏坛礼乐名家”的美名。郑氏与当时的“丰、楼、史”三家誉称为“明州四大家”。郑若冲一生嗜好读书、乐于助人。热心公益，惟善是举，乡人尊为长者。他去世时，前来拜祭的人络绎不绝，送殡的人有几百，送殡队伍竟然长达几里。若冲之言行对清之影响极大。他是清之一辈子的老师。有一次宋理宗问郑清之：“朕听师相的同乡说，师相的父亲自设私塾，训育弟子，德馨乡里，是这样的吗？”“先父不过好读书罢了，臣小时候受父亲的影响很深，也好读书，成年后随父亲训育弟子，只想与父亲一样，度过一生罢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师相来太学就学的呢？朕很想知道。”清之说：“既然皇上想知道，臣岂敢隐瞒。说起来是与家父一个奇特的梦有关。家父尚未生臣时，曾营造寿域，当晚梦见寿域边有一座牌坊，上面用金字书有‘常允达庵’四字，家父十分惊奇，就作《纪梦诗》一首记录梦境。臣稍懂事时，家父告诉臣说‘常允达庵’应是皇帝御笔所赐，臣一直未能领会家父的言外之意。至家父七十大寿，他自觉精力不济，又将臣叫去，专门说了这件事。臣虽愚钝，但还是悟到了，这才告别父母和妻儿赶到临安来读书。”理宗听了很惊奇，很感动。就请郑清之将郑若冲的诗呈上，理宗读了，感慨万千，当即书“常允达庵”四字赠予清之。并命人以金匾装饰，并封郑冲之为太师、鲁国公，又将御制金匾请资深大臣真德秀与魏了翁专程送到庆元。清明时节郑清之把它挂在父亲郑若冲墓道上，以遂父亲心愿。郑清之晚年颇嗜好佛教，又孝顺父母，所以为父申请香火寺当在情理之中。

　　延寿寺除延寿院碑（《尚书省劄付延寿禅寺碑》）外，现在寺内尚有《尚书省敕赐延寿寺牒碑》一块。清乾隆年间，象山一代名士倪象占《蓬山清话》云：“延寿即龙寿院，王象之所云碑纪，已不可得。今寺亦不支，惟大殿诸磉大如三石瓮者，尚存数枚，及宋时度敕，尚刻诸壁。予于宝庆志（疑‘寺’字）。”可见，此牒碑与《尚书省劄付延寿禅寺碑》同时立于大殿之壁。道光《象山县志》记载：“寺有宋代石碑，亭二，道光元年僧永明修。”民国《象山县志·金石考》对二宋碑亦有记述，云 “札”，碑字完好；牒，碑字残阙。至此相传：“碑亭上覆石，为飓风所坏，惜哉！”“残阙”的石碑命运多桀，解放后，被乡人移作柴油机底座，文革后被人发现是原延寿寺碑，又移回新建的延寿寺，置于大殿的台阶右侧。笔者曾于2010年去新建寺院，观看此碑，碑虽有破损，但基本完好，但碑面风化严重，修民国《象山县志》时辨得七十字，因缺字无法连贯。根据县志所载；文分三列：

　　“第一截：尚書省，三大字，第一行；鷥举，二大字，末行；卫国夫人谢，五小字，第一行；象山延寿禅寺，六小字，第五行；恩例以象山延寿报国禅寺，十一小字，第六行；道行僧住持□不，六小字，第七行。

　　第二截：象，一大字，第一行；山延寿报国，五大字，第二行；禅寺为额，四大字，第三行；华，一大字，第四行。

　　第三截：参知政事董，五大字，第一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九大字，第三行；左丞相，三大字，第六行；宝佑二年闰六月日牒，九大字，末行。”

　　民国《象山县志》“全石考”对牒碑亦进行了考证，认为“参知政事董”，“以《宋史》考之，有董槐者，殆其人欤！”又认为碑又有“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及“左丞相”十二字未泐，经考证“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为徐清叟；“左丞相”即谢方叔。

　　今有宁波文史爱好者朱永宁先生，专程到象山延寿寺辨别《尚书省敕牒碑》，并撰文《〈尚书省敕牒碑〉新辩》，他介绍了尚书省牒的行书格式：

　　敕牒，是王言的一种，《新唐书·百官志二》：“凡王言之制有七，一曰册书，……，七曰敕牒。”所以，它也是一种诏书。尚书省敕牒，就是通过尚书省下发的诏书，它有固定的格式，是一种标准的填空式文书。行文格式先是写某某事由，然后是“牒，奉敕”，填写所敕的内容，再是“牒至准敕。故牒”、日期“年月日牒”，最后是签发的官员列衔、押。

　　他认为象山延寿寺《尚书省敕赐延寿寺牒碑》是根据敕牒的实物勾描上石的。保留了原敕牒的所有格式字体。认识这块碑石具有多重意义：

　　1.这是一块宋碑。宋碑到目前保留下来，已不多见，特别对象山来说，更是不可多得。而宋代敕牒碑更是少见。对延寿寺来说，更是一块镇寺之宝，应妥为保存，十分珍重。

　　2.牒碑原件的石刻本，是根据尚书省原件勾描摹刻。通过牒碑我们能直观地了解到宋代敕牒的内容、行文格式、字体、书写习惯，等等。朱先生介绍，此碑将原牒横卷一分为三，第一列的第一行和末行字径特别大，字大者径各五寸，字小者，径各五分。满行四字，共六字。首行四字中“尚书省”三字行书，接下来的“牒”字与末字“牒奉”为草书；首末二行大字之间，约有十三行小字，正楷，记敕赐事由，字径又特别小，满行约二十五字。第二列有六行，前五行大字，满行五字，“赐象山延寿报国禅寺为额”行书，其前后的“敕宜”和“牒至准敕故牒”则为草书；末行签发日期“宝祐二年闰六月日牒”，因为字数较多，所以字小，而且字体接近正书，只有最后一个牒字略大、草书；月日二字之间的留空处钤“尚书省印”一方。第三列只有三行，三位签发官员列衔和画押。朱永宁先生仔细地观看了牒碑第三列文字，他认为，“因为官衔的字数有多有少，而且都要书为一行，所以字体相差就更为悬殊，前二行官职名，正书，字体压扁，末一姓氏，行书，字径大；第二行官衔字数特别多，有十个，所以不但字扁，而且上下字之间已毫无间隙；第三行“左丞相”行书，只有三个字，字体又特别大；按照宋制，签发的官员必须在列衔之下画押，现碑面虽残，但第一行董字下面的押仍清晰可见。根据牒碑行高，可知敕牒的高度0.54米左右，推测原件长度2.20－2.40米之间。整座碑高2.15米，宽1.07米，厚0.11米，梅园石质，碑座、碑头尽失。

　　3.对研究南宋寺院赐名敕牒颁发的程序，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民国《象山县志·金石考》载：“《两浙金石志》收天台县隆兴元年（1163）尚书省牒钗贺允中状云：‘昨蒙恩除授参知政事，依条例合得守坟寺额。依前后臣寮之家，功德院从来未曾陈乞。今踏逐到台州天台县兴化院，欲乞拨充本家坟寺’云云。盖自隆兴后，执政多依例陈乞矣。”其申请程序为：“其例初由申状乞降省札部符，继由尚书符下本府照会，终由当府给据照证。”所以民国《象山县志》认为：“此碑载之甚悉，可考宋一代故事，不容略也。”从上述阐述中，我们知道，延寿寺在淳祐八年（1248），郑清之拜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封越国公后，朝廷赐予他作功德寺，专奉其父亲郑若冲的香火。三年后，淳祐十一年（1248年），郑清之卒，宋理宗辍朝三日，特赠尚书令，追封魏郡王。等到宝祐二年（1254年），再赐延寿寺“延寿报国禅寺”额，这样看来，赐额时间已是郑清之卒后第三年。所以申请人应该就是第一行的小字“卫国夫人谢”。考郑清之一生，有妻室十三、生子十八，死后葬于鄞县横溪东山，其后裔分居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原配夫人谢氏，封卫国夫人，仍居于鄞县姜山郑家庄，所以牒碑中所写“谢”提出申请赐额，是理所当然。

　　4.碑文考证还可以进一步纠正历史上对碑文认知错误。如朱永宁先生对牒碑重新辨别后认为原存碑文文字应是：

　　“尚书省牒。……牒，奉勑，宜賜象山延寿报国禅寺为额，牒至，准勑，故牒。宝佑二年闰陆月日牒。参知政事董，知枢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徐，左丞相。”

　　非常清楚，这是宝祐二年（1254年）六月，由左丞相、参知政事等三人共同签发、赐延寿报国禅寺额的一道敕牒。

　　原来的七十字为五十三字。其中有许多错讹得到纠正，如“华”字实“至准”之误。《蓬岛樵歌注》云“延寿寺有宋碑，皆草书敕之，下有御押。”其实是非“御押”，而是签发的官员画押。民国《象山县志》“按”语今未见宋敕碑，当是认符作敕而误。显然此“按”也是不妥的，属于想当然的推想。其实这恰恰是一块宋敕碑，为敕碑文化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