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古墓葬

1、汉代的墓葬

在汉代时，万年在什么地方，归那里管辖？万年县志中记载：汉朝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分九江郡设置淮南国；十一年分淮南国设置豫章郡，管辖十八个县，鄱阳县居第四，馀汗县居第六。万年分别属于鄱阳县、馀汗县地域。东汉平兴元年（公元194年），孙策设立庐陵郡，万年境地如旧，归庐陵郡管辖。

县内的汉墓。根据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万年发现了大批的汉代墓葬，特别是东汉时期的墓葬为数更多，这说明在汉代时，居住在万年境地的百姓很多，且较为集中。为什么在东汉时期万年境地的人口会增加呢？主要是因为农业经济得到了重大发展。东汉的水井，除了陶井外，还有砖井，并能“掘地九刃以取水”，水井利用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够居住在更为偏远的地方。汉灵帝时发明了利用齿轮转动传带原理的翻车，以最省力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从低河渠向高田灌水的问题，另外，利用引水压力下喷洒的原理，发明了渴乌，东汉先进的灌溉技术水平使南方百姓人口更为增多。在东汉，人们认识了水流动产生力的原理，发明了水碓，解决了粮食加工问题，这种运用水力冲动木轮，带动石碓舂米，比用杵臼和脚踏石碓舂米省力，而且效率高。耕地面积也大大增加，农田产量也有很大的提高，比西汉增产了三倍。所以，粮食的增加，农业技术的更新发明，带动了鄱阳湖一代人口的扩张，万年地域自然也不例外。

为什么会有大量的汉墓存在呢？曾子曾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这句话不但是他个人的期望，也可以反映丧葬之礼在当时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中国史上重视丧葬的情况，至少从那些商王大墓的存在已经可以窥知端倪。到了春秋，大墓及丧礼制度的出现都可作为那个社会中人们对於葬礼重视的象徵。到了战国，虽然也有一些薄葬的言论出现，但这些主张却恰好说明厚葬是整个社会的大势所趋。这并非说所有考古发掘得到的墓葬均为厚葬。而是说，一般人即使实际没有能力实行厚葬，仍然会有一种要求厚葬的企望。

在整个汉帝国或汉文化圈之内，墓葬形制大约可分为主流与旁支两类。主流墓葬形制，是继承先秦以来的竖穴木椁墓、土洞墓、以及由此二者发展出来的横穴砖室墓，是汉代墓葬普遍形制。支流方面，则如四川的崖墓、山东的石板墓、东北地区的贝墓等，属於具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制，因此其特殊性高，较不普及。因此，为了帮助读者对汉代墓葬基本结构有所认识，以下我们将挑取主流墓葬形制中的竖穴木椁墓及砖室墓作详细介绍。

竖穴木椁墓。汉代竖穴木椁墓的基本结构与先秦木椁墓相同，即由地面垂直向下开掘一长方形土圹，作为放置棺椁的墓室。 椁室之构造一般均为长方箱形，椁板结合方式以凹槽榫卯为主。椁内可再分隔出不同大小之空间，以放置棺木及随葬品。棺木之形状，仍以长方箱形为主，亦有头部较宽之例，至於现代普遍使用的弧形棺盖则极为少见。棺板之结合以榫卯或棺钉为之。椁室之外，填土亦有各种类型，大抵为防潮而设者有白膏泥及木炭，少数墓底有排水设施。而在挖掘墓室时为方便，其墓坑口通常呈斗形。另外在楚文化影响区内，墓道为相当普遍的墓葬设置之一，可能是为施工方便而设，与墓主身分之高低并无绝对之关系。

砖室墓之型制与起源。典型砖室墓的建造，基本上乃先由地面向下掘一竖坑，在竖坑底部横开一穴，再在此横穴中以块砌成墓室，置棺其中。有些砖室墓筑有斜坡墓道，也有的砖室即筑於竖穴之底部，不再开横穴由於使用砖块砌法的不同，砖室墓的墓可以发展成相当复杂的形式。

值得说明的是砖室墓的墓葬形式并非突然出现於西汉中期，其源头也许可以上溯到战国时代山西、陕西地区所使用的土洞墓习俗。土洞墓的洞穴形制其实与砖室墓的横穴概念相似，即由地面向下开掘一竖穴墓道，到底部之后，再向旁边横挖一洞穴，最初做为放置随葬品之用的龛室，后来逐渐扩大，成为放置棺木之墓室。不过战国时期的洞穴为宽浅洞，到后来才转变为深长洞。另外，在战国晚期河南地区还出现一种竖穴空心砖椁墓。这种墓穴的构造基本与竖穴木椁墓相同，唯木椁的部分转由大型长方空心砖砌成的椁室所代替，砖椁内仍置木棺。由此类墓的规模和随葬品看来，墓主的身分不可能太高，可能为低级官吏或士人。

结构转变的社会文化基础。汉代为我国古代墓葬方式发生大转变的时代。墓葬主流的竖穴木椁土坑墓在汉代转变为砖室墓。若我们相信一个汉人处理死者的方式基本上乃是根据一套固定的习俗，而这习俗也反映出社会中所普遍流行的价值观与宗教观，因此这习俗的变动也代表人们在某些信仰的想法上，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有了改变。

对於砖室墓的出现，我们可以从由砖块筑成之椁室要比木椁耐久这点讨论，使用砖筑墓是否来自於一种想要使墓室永远不朽的希望？但此种希望又为何起始於中较低阶层呢？有人主张这是由於当地缺乏木材，因而经济力量较差的人就用的砖来代替。

不论事实是否如此，至少我们从墓葬结构的转变推测，汉代的砖室墓很可能就是将竖穴砖椁墓的砖椁移置到洞室墓的。就如郑州出土的一批战国墓葬中，依年代早晚顺序排列，最早为竖穴土坑，次为竖穴空心砖椁墓，其次为土洞墓，再而为土洞空心砖椁墓，也就是横穴砖室墓，最后有狭长土洞，证明墓葬形制的发展是有其传承及脉络可循的。

2、刘东麓墓

刘东麓墓位于上坊乡塔桥村东1200米,刘东麓，元至元庚午年（1270）碎举，任临颖教谕。墓封土高0.8米，直径3.3米。其后裔曾于清乾隆、咸丰年间两次重修立石。墓前立碑两块，分别刻“元故教谕刘公东麓之墓  乾隆六年孟夏月吉日  溪支孙公祀”“刘东麓之墓  咸丰二年仲春月吉日  溪裔孙重立”。近年重修。

七、无记年墓志铭考

万年县齐埠乡大坂村琵琶山出土一方南宋末年李妙静夫人墓志铭,此墓碑上圆下方,青石质地,长72厘米,宽42厘米,厚1.2厘米,志文行楷,除题款“夫人李君圹记”横刻外，均自右向左竖书阴刻，共16行，502字。碑志撰文者为“眷前忠翊即汀州清流宁化两县都巡韩应之”。墓志叙述了死者姓名、籍贯、家世谱系，并记其丈夫官职履历、歌颂了死者生前高尚的德行及其卒葬年月和葬地。墓志内容如下：

夫人李君圹记

夫人李君讳妙静饶之鄱阳石头里天池人也  曾大父申之  大父迪  父植

夫人戊子岁归于先君曹公承直夫人生禀淑德令蔼乡间公姑尽其孝娣姒极其和姻睦致其敬内外服其恩皆天性所钟人到于今称焉丁已岁先君赴宋礼部初尉永丰县及捧檄制锦芗溪政清民和夫人相助箴谏之力居多迨先君改调荆州夫人以为道阻且长相与偕往而先君出入军将之门夫人必以廉明为事上之戊其勤劳仕馆与食天禄考之夫人相先君为富为贵为寿者五十余载呜呼皇极道盛太平曰跻臻五福而荣当世合夫人谁与归自皇极降而兵交极矣夫人见于归燕之后二年乡人相率为桃源之避越一年而夫人以寝疾终于室时丁丑岁十二月之二十八日也夫人生于己巳六月廿八日戊时逝日计之享年六十有九子男三人长士道娶汤次宗仁娶余三镇孙娶李女二人长適余枢次適韩奕孙男应鸾清孙应龙永孙楚孙公安松孙嗣祖佛孙孙女锦一娘明娘粉娘诜诜绳绳夫人难往而夫人为善愈久而愈著也诸孤痛人世之难留获卜地于余干县万年乡石源之璩家庄在云岗祖垅之西将以己卯年十二月十乙日甲申忍  奉柩葬焉霜露凄凄九原促驾诸孤未暇丐铭于当世尚忍言哉姑抆泪述其大概纳诸圹云

     眷前忠翊即汀州清流宁化两县都巡韩应之填讳并书

1、对墓志年代的考证

这篇墓志中只交代了“宋”以及“天干地支”纪年，我一直很迷惑这块墓碑到底是宋代哪一年的，为何没有记载皇帝年号。从出土墓碑的周围曾拾到残缺的北宋影青碗、四系罐瓷片，当时单纯地认为是北宋墓志，后来发现文中提到的江南百姓逃难、国家战争与北宋时代不符，于是查询互联网上的信息.碑文中提到“汀州清流宁化两县……”汀州即福建省汀州地区，清流县于北宋元符（1098年）置县，于南宋绍定元年（1228年）撤县，元至元八年（1271年）复置，历属汀州、汀州府、汀漳道。由此说明清流县的建置时间跨越了北宋与南宋两个朝代，如果说墓主卒于元符之后的北宋时期，那么元符离北宋灭亡只有29年，然而元符距北宋灭亡这一时间段并未有墓志中记载的丁丑年（墓主仙逝之年）和己巳年（墓主出生之年），可以排除是北宋的墓志铭。

南宋存在三个己巳年，一个是咸淳五年，离南宋灭亡仅十年光景，显然与墓主年代不符。另一个是绍兴十九年，如果到墓主埋葬之年是嘉定十二年，这个年代不至于墓志中载及的江南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更不会到了“皇极降而兵交极矣”的程度。何况宋宁宗赵扩皇帝尚在，百姓为何不去载及皇帝年号，于情于理是说不通的。所以，绍兴十九年也不是墓主所生之年。

还有一个是嘉定二年，到墓主埋葬之年是祥兴二年，也就是南宋小朝廷的最后一年，这一年，正值元朝廷指定张弘范为蒙古汉军都元帅，指挥十万雄师，文天祥与战于广东潮阳，战败，被擒于五坡岭，而张世杰退据崖石，陆秀夫乃负帝同溺于海，宋亡。实际上，在三年前，即1276年元兵入临安，宋恭宗赵显被虏入燕后，南宋就己灭亡。这个时期，连皇帝老儿都被蒙古人所掳去，百姓朝不保夕，哪里还有安身，死了自然连个皇号都不知道。所以，南宋嘉定二年，即公元1209年，是墓主所生之年；南宋祥兴二年，即公元1279年，是墓主所葬之年。至于在墓碑的现场发现北宋的瓷器，是可以理解的，假设这些器物是墓主生前所钟爱的、收藏的，或是先祖留给墓主的陪嫁物都可以说的通。若是北宋的墓中出现南宋的器物那就反常了,是不可以理喻的。

2、墓志的考古价值

一是对万年县县名的由来，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万年县名是因县治在万年峰之阳而名万年县，然而碑文中提到的“余干县万年乡”应是万年县名的由来。明正德七年姚源农民举义后，朝廷为加强统治，其中划出余干的万年、政新二乡及万春乡的一部分设置万年县，当时县城就设在城厢（今青云镇），城厢的位置就在万年乡的范围之内，故县名由余干县的万年乡而来。

二是更为清晰的了解宋代江西葬俗及思想意识

文中提到的“卜地于余干县万年乡石源之璩家庄在云岗祖垅之西”以及交待的墓主去逝、下葬时辰等内容，说明早在南宋时江西葬俗中盛行停尸两年，看风水选葬地，择日下葬等民俗，并且有着与祖先墓地葬在同一地方的“归祖”思维意识。

在宋代家庭趋向核心、主干化的社会背景下，主妇在家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同时主妇的责任，工作也增加，如墓志中记载的：“其勤劳仕馆（在茶饭酒肆或娱乐场所打工）与食天禄考之夫人相先君为富为贵为寿者五十余载”。不仅反映了在宋代小家庭中，妻子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妻子必须独立操持家务，照顾教育幼小，同时也反映了中下阶层家庭，必须克勤克俭，让家中资产作最有效的利用，发挥最大经济效益的事实。

三是墓志中出现新鲜词语

我们经常看到“桃源之避秦”这句话，说的是为了避开秦军而寻找没有战争的乐土。顾狄、施耐庵的赠答书中就有一句：“此间不是桃源境，何处桃源好避秦。”又如唐朝崔护的一首《题城南庄》中有一句:“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见一年春”。然而这篇墓志中提到了“桃源之避越一年”，“越”是指临安，还是他指，有待考证。但说明墓主生前回到鄱阳老家后的第二年，便跟随同乡在外逃难一年，同时也说明了鄱阳在南宋末年也是战火纷飞。

文中还提到了“九原促驾”这一词语，九原，《辞海》释为：“春秋时晋国卿大夫的墓地，《礼礼·檀弓下》：“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后亦泛指墓地。”结合墓志内容，应是快马加鞭地赶往墓地。“九原促驾”是否会是宋代约定成俗的形容赶往墓地的词语呢？有待考证。

五是证实了道教在宋代的昌盛

墓志内容中提到“皇极道盛太平日”说明南宋时道教昌盛，应和史书记载及历年出土的宋代道教思想产物相符合。

六是出现新的南宋官名

文中提到的“宋礼部初尉永丰县及捧檄制锦”，说明在南宋时江西永丰县有专门为朝廷制作锦服（当作税赋）的作坊，并且有为此而设的监官。

这块墓志铭的发现，除上述考古价值外，文中涉及的辈分称谓、碑文格式、文辞风格及书法艺术都为考古学提供了许多鲜活的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