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蔷薇

　　——然而还是无花的

鲁迅

（指出流言家的无耻用心。） 

　　因为《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鲁迅是主要撰稿者和支持者之一，并一度担任编辑。）在形式上要改成中本了，我也不想再用老题目，所以破格地奋发，要写出“新的蔷薇”来。（本来都叫做“无花的蔷薇”，现在改题目了。） 

　　——这回可要开花了？（讽刺的意味是否就淡化了？说点大家喜欢听的？）

　　——嗡嗡，——不见得罢。（第一部分。） 

　　我早有点知道：我是大概以自己为主的。所谈的道理是“我以为”的道理，所记的情状是我所见的情状。听说一月以前，杏花和碧桃都开过了。我没有见，我就不以为有杏花和碧桃。（批评自己的自以为是，过于主观。） 

　　——然而那些东西是存在的。——学者们怕要说。 

　　——好！那么，由它去罢。——这是我敬谨回禀学者们的话。 

有些讲“公理”的，说我的杂感没有一看的价值。（指陈西滢。）那是一定的。其实，他来看我的杂感，先就自己失了魂了，——假如也有魂。我的话倘会合于讲“公理”者的胃口，我不也成了“公理维持会”会员了么？我不也成了他，和其余的一切会员了么？我的话不就等于他们的话了么？许多人和许多话不就等于一个人和一番话了么？（作者有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观念。）

　　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 

　　这回“北京城内的外国旗”，大约特别地多罢，竟使学者为之愤慨：“……至于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那就不能借插用外国国旗，以为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现代评论》有《北京城内的外国旗》一文，作者署名“召”（燕树棠），其中说到一九二六年春夏间国民军与奉军作战和段祺瑞执政府崩溃期间，北京“东交民巷界线以外”有人挂外国旗的事。文中空谈“条约法律”，把依附帝国主义的军阀政客和普通民众不加区别地一概斥为“托借外国国旗的势力”，说这是“无耻的社会心理”的表现。）这是的确的。“保护生命财产的护符”，我们自有“法律”在。 

　　如果还不放心呢，那么，就用一种更稳妥的旗子：红卍字旗。（当时军阀王芝祥等用佛教慈善团体的名义所组织的世界红卍字会的会旗。）介乎中外之间，超于“无耻”和有耻之外，——确是好旗子！（都是些无耻的行为。） 

　　从清末以来，“莫谈国事”的条子帖在酒楼饭馆里，至今还没有跟着辫子取消。所以，有些时候，难煞了执笔的人。（第二部分。） 

　　但这时却可以看见一种有趣的东西，是：希望别人以文字得祸的人所做的文字。 

　　聪明人的谈吐也日见其聪明了。说三月十八日被害的学生是值得同情的，因为她本不愿去而受了教职员的怂恿。（陈西滢在《闲话》诬蔑死难的女师大学生杨德群说：“杨女士湖南人，……平常很勤奋，开会运动种种，总不大参与。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们都去与会。杨女士还是不大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卫队一放枪，杨女士也跟了大众就跑，忽见友人某女士受伤，不能行动，她回身去救护她，也中弹死。”但事实上，当日女师大并未“叫学生们都去与会”，而是学生自治会向教务处请准停课一日。《现代评论》第三卷登有女师大学生雷榆、李慧等五人给陈西滢的辩诬信，说明杨德群平时“实际参与种种爱国运动及其他妇女运动”，当日与同学们一同出校，“沿途散发传单，意气很激昂”，揭穿了陈西滢造谣惑众的险恶用心。）说“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的金钱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陈西滢《闲话》中说：“家累日重，需要日多，才智之士，也没法可想，何况一般普通人，因此，依附军阀和依附洋人便成了许多人唯一的路径。就是有些志士，也常常未能免俗。……他们自己可以挨饿，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呵！就是那些直接或间接用苏俄金钱的人，也何尝不是如此。”）推开了甲而陷没了乙，原谅了情而坐实了罪；尤其是他们的行动和主张，都见得一钱不值了。（指出陈西滢的污蔑。） 

　　然而听说赵子昂的画马，却又是镜中照出来的自己的形相哩。（指出陈西滢在污蔑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在说自己的无耻。） 

因为“老婆子女却不能不吃饭”，于是自然要发生“节育问题”了。但是先前山格夫人（通译山额夫人，美国人。自一九一四年起，积极提倡节制生育运动。）来华的时候，“有些志士”（指那些反对节育宣传的人。）却又大发牢骚，说她要使中国人灭种。 

独身主义现今尚为许多人所反对，节育也行不通。为赤贫的绅士计，目前最好的方法，我以为莫如弄一个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我索性完全传授了这个秘诀罢：口头上，可必须说是为了“爱”。 

　　“苏俄的金钱”十万元，这回竟弄得教育部和教育界发生纠葛了，因为大家都要一点。（一九二六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以首都教育经费困难，特向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借拨十万元，并拟将此款按照预算平均分配给北京国立大学、公立中小学、教育部及其分设机关。而当时北京大学等国立九校教职员则反对这种分配方法，认为此款只能用于北京专门以上学校，因而和教育部发生纠葛。）这也许还是因为“老婆子女”之故罢。但这批卢布和那批卢布却不一样的。这是归还的庚子赔款；是拳匪“扶清灭洋”，各国联军入京的余泽。（一九年（庚子），俄、德、美、英、法、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侵华联军，残酷地镇压了义和团运动，并攻占北京，迫使清王朝于一九一年九月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索取四亿五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这就是所谓“庚子赔款”。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决定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那年代很容易记：十九世纪末，一九年。二十六年之后，我们却“间接”用了拳匪的金钱来给“老婆子女”吃饭；如果大师兄（义和团中较小的头领。义和团练拳，约以二十五人为一团，每团立一头领，称为大师兄。）有灵，必将爽然若失者欤。（指出真正使用苏俄“卢布”的人，正是章士钊等之流。） 

还有，各国用到中国来做“文化事业”的，也是这一笔款……。（第三部分。）

　　五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