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我爱我的国#

当幸福来敲门

 一

我爷爷今年92岁高龄了。人人都说爷爷高寿。我们张家村还有一个老太婆，几年前刚刚去世，她活了102岁。

爷爷这些年，耳已经很笨，几乎听不清人家说的话；牙齿也掉得没几颗了，就像刚出牙的赢孩一样，吃起饭来特别地慢。但是，他依然精神矍铄。有时候他还爱到地里去干点活，锄锄地呀，除除草呀，起起畦呀，打打垄呀，慢悠悠地干着。

“盼福，你恁大年纪了，还给他干啥活哩？！”何老爷看见了，总会凑到他耳边这样高声喊道。

“盼福”是我爷爷的名字。我爷爷的爷爷给他起了这个名字，大概是想要他以后有福气吧。农村人讲辈分，何老汉尽管和父亲岁数差不多，我却得称他叫老爷。

“啊……啊？”爷爷眼睛倒还尖，他背着锄头，见何老爷嘴巴翕动，稍微顿了顿，又慢吞吞地说，“人家没人让干，嗯，是我自己没事干———闲的慌，就来转转。”

村里总有人这样打趣他；他要么听不见，要么听见了，总是这样回答。

这些年，逢年过节我们回家，一大家子坐在一起吃饭，四世同堂，其乐融融。坐在最上座的爷爷，总是一个人悄悄地，慢慢地吃着。瘦肉是嚼不动了，连肥肉、青菜和馒头，爷爷都要像老黄牛一样放在嘴里，咀嚼来咀嚼去，急忙咽不下去。爷爷看着我们边吃边说，有时候也冷不防会冒出一句话，却总是说不到点子上。但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

“哎呀，我——把福——享了！”

爷爷生于1927年。他小时念过完小，十几岁还被抓过壮丁，在半路上侥幸偷跑了回来。后来，由于地多，被划为地主成分，没收了一些家产。六十年代“社教运动”时，爷爷被列为“四类分子”，戴上高帽子，不知被批斗了多少回。那时侯，一年到头在生产队里上工记工分，分的口粮却上顿不接下顿，一家人常年缺吃少穿的。爷爷还经常被大队安排，背着几根木头，到百公里之外的灵宝县去换粮种、买猪崽，一往一返就得五六天。有一次在途中休息，竟然被靠着的木头倒下来砸中了头部，鲜血直流，找到一户人家做了简单处理后，爷爷又上路了；待父亲接到消息赶去接应时，爷爷已经挑着装猪崽的担子，颤悠悠地，走在回来的半路上了。

爷爷有时给我们回忆起那个年头的生活，他到最后，总是眼眶湿润地叹息道：

“哎呀，我过去把苦吃匝了，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又把福——享美啦！”

二

我父亲名叫建国。因为他是1949年10月9日出生的，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几天，爷爷便给他起了这个名字。

父亲已经退休有十年之久了。他的人生之路，跟爷爷一样坎坷。

爷爷奶奶为了供父亲上学，起早贪黑，吃苦受累，好在父亲没有辜负他们的付出，学习成绩优异，顺利考上了县高中。可是突如其来的“文革”，让父亲成了老三届。据他说，即便那时高中不停课，他毕业后也是考不成大学的，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政审过不了关。

回家后的父亲，便到生产队里上起了工，踏踏实实成为了一名社员。粉碎“四人帮”后，乡上的初中缺少代课老师，校长知道父亲念过一段高中，就请父亲去给学生代课，可是生产队长却极力阻挠，要他按时去上工。后来，校长一再做工作，让父亲和村里的其他两个人一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考试，结果父亲在三人中成绩最好，就这样他正式成为学校的一名民办教师。那一年是1978年。

1980年初，村里落实了家庭联产承包到户。我们七八口人的一个大家庭，按人头分的田地成了全村最多的，爷爷奶奶和母亲一年到头忙个不停，父亲还利用节假日时间回来帮忙。看着我们一天天不愁吃了，他们也不觉得有多累。

父亲后来通过函授进修，拿到了大专文凭。1987年，父亲教了十年书后，得以通过考试，正式转成公办教师。多年来，正是靠着他的这一份工资，慢慢支撑起了全家。

那年夏天，哥哥利用他所学的专业，为家里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我们也因此成为全村二百户人家中第一个拥有电视机的家庭。十岁的我，那时候甭提又多高兴了，因为再也不用去挤到大队的仓库里看电视了。

父亲教了三十年书，一直兢兢业业。退休后，他常常教诲我们说：“咱要感谢伟人小平同志呀！我起初当民办教师一个月二十八块钱的工资，还要给生产队上缴十一块钱，如今退休在家了，一个月还能拿四千多元的工资。人要知足呀，你们可都要好好工作！”

这些年，农村的面貌也已大为改善，家家户户基本上都修盖了两层楼房。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平时只剩下一些老年人看门。步入古稀之年的父母亲依然闲不下来。每次回家，和他们拉家常，劝他们别再找农活干了，可是父亲总是津津有味地诉说道：

“国家这政策是越来越好了！当初联产承包到户，让咱农村人有了吃的。而如今种地，不仅不缴皇粮国税了，国家还给发种粮补贴；现在，农村人看病有合疗，贫困户还有低保，6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养老金，70岁以上还给发高龄津贴。我和你妈把你爷照顾好，再种点地算是务个心慌。再说了，比起四十年前吃的那苦，这又算啥哩！”

三

我们兄弟两个，父亲给哥哥起名叫学兴，而给我起的名字叫学成。

其实，他是希望我们好好求学，将来能脱离农民身份。作为教师的他，亲历了那段困难的岁月，从小便对我们严格要求，每一次只要我们考试成绩不好，他都会狠狠地教训我们一通。

哥哥于1985年考上了省里一所中专学校，成为我们村第一个跳出“农门”的学生。后来，我也考上了大学，而且是我们村里第一个大学生。那是1992年，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改革的那一年。

1996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事业单位上班，我的户口也正式落到了城市里。上班领到第一份工资，才二百来块钱，我有点失落。我给父亲写信，可是父亲在回信中批评了我：

“这工资不错了，不少了！人要知足，关键是你已经脱离了农民身份，要是你在家里务农，谁又会给你发工资呢？”

是呀，这话也不错。回想我那些中学同学，没有考上学的，不是只得在家里辛苦务农吗？！人生的路还长，慢慢熬吧！

又过了几年，大概是千禧之年，家里也装上了固定电话。从此我们姊妹们告别了和家人书信往来的时代，基本上每周一次都要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传呼机没用几年，我也有了手提电话，这下跟家人打电话再也不用跑路了，只是长途通话费那个贵呀，每次都只能悠着点说。2004年，我给父亲也买了部便宜手机，父亲起初还不要，后来我教会他使用后，和他通话，他在那头高兴地说：“哎呀，这手机就是方便！今后见不到你们，也能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结婚成家后，我们起初租住了人家一套旧的单元房。两年后，在父亲的资助下，再贷了点款，我们终于住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一年是2006年，在我工作十年后。

2008年，妻子生了孩子，我也升级当爸爸了。看着女儿一天天长大，我的心里越来越踏实。

可是春节回老家过年，总还是很头痛，因为买票难，坐车难呀！房子的问题解决了，啥时候能有自己的车子呢？

2012年，我们拥有私家车的愿望也实现了。开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想想二十年来，这段长约150公里的回家路程，我的心里真是感慨万千。上大学那阵，每次寒署假回家，都很艰难。记得1993年那年寒假回家，我们几个乡党同学，天麻麻亮便赶到西安汽车站，排了几个小时的队才买到票，等到中午十二点又才坐上车，然而在秦岭蜿蜒的山路上，因下雪堵车，本来五个小时的车程，等我们一行人到县城时已经是凌晨了，光路上就走了整整十二个小时。进入新世纪后，路程缩短为三个小时。直到2008年终于通了高速，路程又再次缩短。如今我们只需用一个半小时，便能坐在老人身边了。只听女儿高兴地嚷道：

“老爷，爷爷，奶奶，今后我可以常回来看你们啦！”

四

自从有了女儿，这身上的担子就重了许多。父亲常说：“生儿容易养儿难！”我终于体会到了这一点。

在父母的帮忙拉扯下，女儿上了幼儿园。从此，渐渐地就开始给她报了一些培训班，什么舞蹈、绘画、英语，安排得满满当当。我们给他说：“爸爸妈妈小时候，就是想上这些兴趣班，也没有条件上呀！”女儿也就慢慢习惯性的接受了。四年前，女儿要上小学了。我们给他报了幼小衔接班，后来也如愿将她送进了名校。

当然，我们还要利用节假日，抽空带她去游乐场所玩耍，释放天性；去海洋馆、去动物园，看各种各样的水陆动物；去远近周边的一些景点，领略自然和人文风光。陪着她一起游玩，似乎也让我在弥补自己单调的童年时光。

在饮食上，孩子有时不吃这不吃那，很是挑剔。有一次，给他蒸虾吃，她竟然吃了两口就吐了，我给她说：“爸爸小时候，一年到头吃的都是黑馍馍，哪能吃上这肉呀，还别说虾了！”

“什么是黑馍镆呀？”她不懂。

“就是用小麦研磨以后剩下的残渣蒸成的馒头，颜色是黑色的，很不好吃，可是又不得不吃！”

女儿还是不懂，这也怪不得她。她怎么会想像到我们三四十年前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正如我想像不到四五十年前爷爷和父亲的生活一样。

这几年每年寒署假，像好多家庭一样，我们也都要带女儿出去至少旅游一次。去首都北京，见证历史辉煌；去沿海城市，与大海亲密接触；去上海香港，游玩迪士尼，欣赏摩天大楼。国内游玩不够，还去国外游，领略异国风情。如今的孩子小小年纪，便坐了飞机穿云破雾，乘了轮船飘洋过海。可是我上高中前，几乎连个县城都没去过。

每一次旅游回来后，女儿总会说：“爸爸，我还想再去玩一次！”

“可以呀，只要你好好学习，你想去哪儿，爸爸有时间都会带你去！”听到我的回答，女儿总是高兴得喊：“耶！”

2016年二孩政策放开了。我和妻子几次试探性地问女儿：“你想要个妹妹或者弟弟吗？”

女儿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样。开始说可以，后来竟然说：“你们还是别生了，养孩子太累了，我将来养活你们。”我和妻子都笑了。

前一段时间，中秋节回老家，女儿跑到老爷跟前说：

“老爷爷，你能活一百岁！”

爷爷搂着她，布满皱纹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然后慢慢说到：“这——倩倩的娃，我娃——将来要上——北大清华！”

这次国庆节回去，不知爷爷再次看到这个曾孙女儿，那张树皮似干瘪的脸庞，又会流露出怎样灿然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