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刚来到拉萨，走出机场，就有工作人员上来问我要不要氧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的课题，走出门外，在外面转了好半天，感觉到事关人命，还是花60元到窗口买了一袋。当然也有铁罐装的，像那种敌杀死，30元一罐，据说要用的话，一罐不够。

将近半个月在西藏高原长旅，真的是“一个人”上路，在黄龙结识的忘年之交湘妹“克拉玛依”又偏偏不能同行，我心里的那个悬就别提了。母亲怀我8个月出生，免疫力比一般人低，口腔年年溃疡，感冒不时光顾。

据说在青藏线上感冒丢命的不是一人，那年跟随美国长漂队伍的加拿大年轻摄影师大卫--西皮就是因为感冒命丧玉树，他执漂的一把木桨后来成为通天河畔那座孤坟前一块小小的墓碑。

没有到过高原的人，来到高原都会有高原反应，头痛、恶心、流鼻血。我来前已知道了，所以也做了充分准备，不仅每天口服“心脑欣胶囊”。据说“心脑欣胶囊”里所含的“红景天”对缓解高原缺氧的症状极为有效，但是必须要提前3-10服用。所以出来的第一天我们就象吃饭一样每天二次，必不可少。

也许药物起了作用，这十多天的长旅中，我看到另外一个游经此地的女士，已不堪忍受的蹲在地上，大口的喘气，我除了些反应有点不舒服，其余还都没有什么明显不适，只是跑起来时会觉得有点腿软,不过，有好几次高原反应也差点要了我的命。卓玛介绍说，初到高原不宜做剧烈运动，行动要尽量迟缓一些，这样有利身体。果然是这样的，当行动慢下来，感觉就好了。

我在路过长江源头的楚玛尔河，它就是通天河的上游河段，空气中的含氧量大约只有内地的51%；路经海拔6500米的唐古拉山等，我都是把氧气袋平捆在我的卧铺上方，输气管的长度正好到达我的鼻孔处，我想万一缺氧厉害，我随时可以自救。但我又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不到万不得已，不用氧气。我要看看我年过不惑的身体是否能够对付青藏高原的险恶。

最艰难的是到达拉萨的那个下午，夜色降临时，我们的车到了一个什么地方。我已经有12个小时只以巧克力和水充饥了，看到大家下车吃饭，真的很羡慕。但是我似乎在下车吃饭和静静地躺着之间选择了后者，因为两个太阳穴和后脑勺剧烈地痛着。

那时，我请一位乘客带信，让餐馆服务员送碗辣子面来，想起那碗虚无的辣子面，我几次咽下口水。到了车快离开这家餐馆时，那碗面还没有送来。我一步一踉跄走进近在咫尺的餐馆，店里的伙计告诉我，所有能吃的东西都吃完了。

我一直在车里躺着，盯着氧气袋，把进气口放进鼻孔，只差打开开关了。我想不能让自己太过鲜活，不然一个夜晚饿的感觉不大好受。

就这样，我一直挺过艰难的长旅路途，直到现在又一次来到贡噶机场，这一袋的氧气袋一直都没有用过。在过道里，我与一个刚下飞机的年轻“玛吉阿米”相遇，我把这一袋没有用过的氧气袋送给了她。

我神气十足地随着人流进入侯机室，而一旁的两位广东仔又开始流鼻血了，也许是小伙子气血太旺的缘故吧，同来的那位漂亮小姐一紧张，立即就头晕了，这样一来，搬行李的任务就落在我与另一位体格并不强壮的弟兄身上了。

我慢慢地搬着行李，身体因运动而愈显精神，只是呼吸有一些困难。到了西藏后的十几天中，那几位心理紧张的仁兄们个个头晕脚软，精神萎靡不振，有一位老兄甚至去住院才恢复。而我竟不知什么是高原反应，只觉得上高楼或上坡时感觉气喘而已。也许雪域高原早就接纳了我，也许西藏的神灵与我有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