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
紧张、神圣的高考的日子终于到了。我们报考文科的考生考场设在宜昌高中一间平房式的教室里。政治、语文、历史、地理、外语、数学，各科究竟考了哪些题目至今已记不得了。只是语文中作文题目记得是《我将怎样作一个新中国的大学生》，题目很呆板。记得我开头第一句用了个我自认为生动、得力的比喻：“多少年来，大学一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的心，我是多么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光荣的新中国的大学生呵！”接下来呢，我竟然像作团支部工作报告要求那样，从思想、学习和身体三方面依次叙述，“表决心”。多么平铺直叙，多么泛泛而谈，多么干瘪老调呵！考过后我便感到太“他妈的”了。但总的看，各科成绩可能还马马虎虎。
几天考试下来，真是人困马乏。为了节省车船费，我们恩施的考生考后一律仍留住宜昌高中等候录取通知。为活跃生活，宜昌高中特组织三校考生在该校大礼堂举办了一场联欢晚会。我们和宜昌两校的节目至今已忘，但沙市的一位女同学的一曲女高音独唱：《王大妈爱和平》，以高亢激越的音色，活泼欢快的节奏，加上一身蓝色的旗袍，简直将所有观众镇住了！
1955年7月20日，录取沈阳炮校的通知下达了，我没有被录去，我校两个班共有20余人被录取。
送别了录取炮校的同学，我们这些等大学通知的，顿时感到心中空落落地。我于是下狠心买了一套新版《红楼梦》。想看看到底为什么要批《红楼梦研究》。我匆匆将《红楼梦》三本看完了，自然是不知所云。还有许多空闲日子，我们这些山里来的乡巴佬对学骑自行车迷住了。大家租了几部自行车，每小时2角5分钱，在学校操场强上、强蹬，摔下来，又再上。掌车的人不断高喊：“眼睛朝前看！手掌稳——脚要蹬呢！”可骑车的人就是手脚不听使唤。学车，弄得汗流浃背，又热又渴，于是，想起了吃从来没有吃过的冰棒、冰琪淋。那阵子，那些冷饮特别令我们馋涎欲滴。特别是有一种叫“四瓜丝”的甜味饮料，甜，凉，香，似乎还有一些瓜瓤，最使我爱不释“口”。这样，看小说，学骑车，喝冷饮。
但，乐极生悲！不久，我突感头痛、腹痛、腹泻，坚持了两天，终于再也撑不住了。只好住进宜昌市人民医院。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却又正在这等待高考发榜的节骨眼上，正在我离家独处的时候。不过医院条件还好，护理人员也过细耐心，同学们也都很关心，医生很快拿准了脉，下对了药。每天除服药打针以外，只能吃流汁：西红柿蛋汤、稀饭、面条。住了十余天，安邦等同学来接我出院了。
正要走近宜昌高中大门，便见好几个同学拿出一个信封、信纸似的东西一面在空中挥来挥去，一面高喊：“吴国钤，你取了！你考取了！”我马上问：“考取哪里？”对方答：“西北大学，西北大学法律系！”
我卧病十多天，病刚痊愈，竟获此喜讯，真是心花怒放！
与我同时录取西北大学法律系的还有老同学安邦。此后逐步得知，其他同学录取学校还有：武汉华中工学院、华中师范学院、湖北师专、长沙中南矿冶学院、北京邮电学院、武汉水利水电学院、南京水利电力学院等。录取西北的除了我和安邦外，还有陆文信、康纪春录取咸阳西北工学院，赖忠盛等录取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段邦梅录取兰州西北师范学院。
这样一来，除十几名同学还没接到通知外，多数都先后得到，大家要分赴全国各大城市了。录取武汉华中工学院的朱泽煌同学的叔叔朱森在西安工作，他还专门给他叔叔写了一封信，让我带去面交。
不久，各校迎新的老师来宜昌迎接我们入学。我们西北一线的迎新老师来自兰州西北师范学院。此人三十来岁，戴着一副眼镜，白净皮肤，操一口浓浓的西北口音。那时大学生入学车船票、生活费用已由国家负担。我们先跟着这位老师乘船到汉口，后住汉口一旅社。第二天我们各自买了一些大个头面包作干粮，然后乘上北去的火车。车行至郑州，要转车再去西安。在郑州下车时，带队的那位老师郑重地对我们说：“同学们，现在大家从南方到了北方。到了北方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一定要节约用水！”“节约用水？用水也要节约吗？”——我们一个个面面相觑。
下车后，因记住了要节约用水，也不知道何处有水可以节约。四周仔细一看，大约是一个消防栓，因拧得不紧，不断向外滴水。我好奇地将手伸过去接了几滴水将手指搓了几搓，算是为节约而节约了一下。
在郑州车站停留时间不长，我们便被带上了西去的列车。车上真没有什么水，天气越来越干燥，我从武汉买的两个大面包干成了铁疙瘩，掰不开，咬不动。在宜昌的感冒加肠炎也似乎余毒未尽，口中也不想吃。
第二天早上，火车到达西安。我和安邦背着各自的背包，厮跟着下了车，马上见到西北大学迎新的旗帜和横幅。一会儿，又听见有人喊：“到西北大学的新同学，请你们在这边集合！大家等一下，一会儿我们有校车来接！”
我们站进了队伍中。时间已近中午，天气格外炎热。好一阵，说，校车来了！那也是一辆敞蓬货车，车厢两边，有毛体“西北大学”四个大字。我们从车轱轳上跳入车厢。心想：这下是真要进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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