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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学习

(2022-08-13 10:32:34)

电大学习

李亚民

1980年夏,我经过地处武汉的解放军后勤学校企业管理系培训学习,回到工厂就在劳动工资处担任工时定额员。

谁知道,板凳还没有坐热呢,又被临时抽到技术系统搞冲模设计。这是什么原因啊?情况比较曲折,你听我继续往下说:当年工厂生产任务不饱满,外协部门就与地处宝鸡虢镇的615厂联系,给该厂设计加工引进德国的豹式坦克发动机板金零件冲压模具,所谓找米下锅,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益。

按说这事原本正常,工厂分工不分家,业务处室之间互相补台客串一下,我也老鼠爬脚面露上一小手儿,显摆、显摆,满足一下膨胀了的虚荣心。这应该高兴才是呀,可我却兴奋不起来。什么原因啊?不要急,继续听我叨叨。

提起来这事人就来气。我原本就是冲压工,1978年在厂办“七.二一”工人大学学习结束,就在车间进行冲模设计,自认为干得还不错。当时工厂上马军用团体车,技术部门冲模设计方面的人手不够,车间主任老田就把我向工厂的技术负责人推荐。人家回答的婉转动听,摆出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呀,就是看不上我这块儿材料。后来我从辟蹊径,经过了后勤学校培训,这才到了工厂的劳动工资处工作。

这个时候,工厂揽来了这批外协任务,设计冲模的人手紧张,就抽调锻工车间的技术员周健去突击。小周是工农兵学员,当时准备考试回炉深造,既来之则安之,人家按时准点儿的上班,出工却不出活儿,这时才想到还有个李亚民。这就是说,我是人家退而求其次再求其次的尾巴稍儿人选。既然看不上你还找我干啥?我是街上要饭乞丐啊,任你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何况我才到劳资部门,业务也需要熟悉,自己的事情还是一塌糊涂却去给人家帮忙,这不是耕了别人地荒了自家田的家懒外勤?心里很是别扭,但领导安排了,不去也不行,你看让人着气不着气?

人一旦走上了窄路,就运交华盖一切都是犟茬儿!还更有寸的事情在前面等着我。

这个时候,广播电视大学这个新生事物出现了,为我们这些早年错过学业的人提供了一个弥补的机会。工厂很气派,相继办了理工科、文科两个班(后来还办了一期经济班)成了西安电大的西郊地区的一个教学点。我那个“七.二一”工人大学算不得学历;后勤学校倒是发了毕业证书,却注明学制半年不够硬气。当时强调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可我的学历问题还没有真正的解决,有这样一个机会,难道不是好事啊?我就到工厂教育处去报名,想自己职称是技术员,自然报的是工科。可过了几天,教育处干事老贾来找我,他操着一口河南话:“亚民,你报考电大那个事呀,可能不中!”

“不中?贾师,是咋回事呀?”我觉得纳闷儿。

“孙政委审查名单时敲着桌子说:‘李亚民是经济管理人员,怎么报考机械专业呀?工厂培养人是有计划的,这个小伙子咋搞的嘛?咹,还是党员呢,纯系胡闹!你们教育处还有没有个原则?咹!’你这小伙子呀,把我们冯处长也给捎带进去了!”

他这一解释我有点儿明白了。我们厂是军工厂,政委就是党委书记,党指挥枪,自然管着干部。教育处政委分管,审查报考人员就是他的职责。其实,我在劳资部门工作不假,但我担任的劳动定额员却属于工程类人员。老政委一看李某某的关系在劳资处,就想当然地把我划归类到经济管理之列。孙政委行政十一级,在工厂是老大,当然一言九鼎,这就成了铁案!

你看这事办的,霉气不霉气呀?我就到教育处去解释,教育处冯处长一见我就说:“嘿嘿……亚民呀,为你这个事儿呀,我挨了政委一顿猛剋。你不要给我解释,我啥不明白?政委到军区开会去了,你说咱俩找谁论理去?那老汉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咬住铁锨不松口,就是回来你也说不通。报考名单明天就要上报,你就说,咱现在咋弄?”处长倒是快人快语,直奔主题。

“那我报中文专业!行不行?”我是有点儿赌气,却也只能二者选一。

冯处长笑了:“那你说哩?”

“你笑啥?我说的可是真话!”我说的确实是真话,虽然我也算是技术人员,可压根不喜欢那些XY之类的玩意儿。但是,快三十岁的人了,要说改行,似乎也有些问题。管他呢,黑塌糊涂地把名报上再说!

“那行,只要你想好了,我就给咱往上上报!理科不同意,报文科他就没有反对的理由。那我就报了噢,不再请示他了。”军人出身的处长和我关系很好,人也痛快!

嗨!这是啥事呀?我一个工厂技术人员,现在还在技术部门帮助工作哩,却稀里糊涂地准备去学中文?唉,我上电大这个事呀,出师就不顺利,所谓大风刮倒帅字旗,征兆不祥啊!

我在技术处帮忙设计冲模那段日子真的很忙,领导专门为我们几个人开会:“严格执行合同,设计任务必须按期完成,工厂给你们一路绿灯,除了吃饭上厕所,别的活动一律全免!”

工作一忙,黑天黑地,把别的就全撂到了脑后。何况报考中文类专业自己是一时赌气,心想先把工厂的钱花了再说。反正工作任务忙,考试去应付一下,名落孙山一回也就是了,就当闹着玩!那时年轻,常常意气用事,把丢人当喝凉水。

说话之间考试时间就近了。侧面了解了一下,才知道老吴、老金、小张、小董等人端直就请了三个月事假在家复习。听到这些消息,自己一下紧张起来。这可咋办呀?你拿全国统一的考试开玩笑啊,就像逛一趟西大街的都城隍庙?也太孟浪了吧?

唉!这可咋办呀?男男女女的一大群,自己好歹还算个干部哩,考个尾巴稍儿,你说丢不丢人?屈指一算,离考试还有一周时间,赶紧找来复习资料。一翻书本,却是老虎吃天,无法下爪子,竟然不知从哪儿下手?这才傻了眼,就只能怂管娃,打电话,把丢人当咥蒸馍就凉水了。

我和工厂的考生一块儿参加了电大中文类第一期的入学考试。知道自己准备不足,也就不以为意,心态放得很松。考试结果出来,过了分数线,成绩好像还不算丢人,在工厂的四五十名考生中我名列第三。由于心里有了底牌,见说胖就喘气,狂妄劲儿就上来了:嘿嘿,你全国的统一考试也不过如此啊!

我是有专业职称的技术人员,可阴差阳错,竟然成了电大学汉语言文学的学生。这似乎有点儿胡闹,我像那个八十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是逼上梁山的!哈哈……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不算,管球他哩,走着看呗!

人要是背运了呀,喝凉水都塞牙缝儿!谁料,到这个时候,情况又有了变化。

那个原来看不上我的技术系统的领导,又觉得我人还利索、出活儿快,就找厂长,要求把我的关系转到技术处去。听到这个消息,劳资处惠处长坚决不放:“车间把人推荐给技术处,总工不要;到劳资处了,这就成宝贝了,点着名借去帮忙。帮忙就帮忙吧,这倒好了,又要把人调过去!你看看这成啥了,刘备借荆州呀!我这儿还一堆事儿呢,劳动定额这一块儿你说咋办?”

主管劳资的王副厂长就做惠处长的工作:“老惠,你在输出人才哩,这是好事呀!我们要支持技术部门的工作哩,反正人还在工厂,咱劳动部门不是还管着嘛?哈哈……老惠,你就高姿态,让年轻人去吧!”这事儿,就成了定局!

这么一倒腾,我就调到工厂的技术部门。摇身一变,我成了名副其实的工程类人员。按这个身份去上电大汉语言文学专业,还真是名不正言不顺呢。弄成了戗茬儿,系统领导这个关口就很难通过。我心思一动:现在只是个口风,我的工作关系还在劳资处。就打马虎眼儿钻空子去找主管劳资的王副厂长,副厂长笑咪咪的对我说:“亚民呐,你这个事呀,现在我还真管不了了,你的工作可能要变一变呢,你去征求一下总工的意见吧!”这就把我推到了技术系统。

无奈,我找到总工程师,老总果然不同意,说:“李亚民,你是热闹处卖母猪啊,你一个技术员学什么中文?咹!整个系统忙得拉不开枪栓,我这儿是四处冒火,你还来凑热火瞎胡闹?告诉你:你的关系马上转技术处,来了,就一心一意的工作, 再不要五花六花糖麻花的想入纷纷。”还没提事儿呢,劈头盖脸就是一顿猛训!

什么,我是瞎胡闹?一气之下,我端直找了厂长。厂长倒给我讲了不少道理,说我在冲压方面还有些基础,不要轻易改变路子。建议我不要去上这个学,努力的做好目前的工作。要我相信组织,以后工厂再给我创造学习进修的机会。可我觉得砸在脚面上的机会不能放弃。就给厂长谈自己的想法:利用业余时间试试,如果跟不上课被淘汰,也就死心塌地了。厂长倒是通情达理:“哈哈……你这小伙子呀,业余时间我还管你什么呀?咹!年轻人,自己努力一下也好。我赞成你的意见,你走吧,我给总工打招呼就是了。”这不把问题解决了,真是应了一句老话: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啊。

我回来再找总工程师,总工板着脸说:“你都找厂长了,你说我还有啥办法?不过,你上学我挡不住,但有三条原则你可记住了:第一、不给你时间,工作还要加码儿;第二、学费你自己认,工厂不出一分钱;第三、以后你不要拿个中文学历给我要技术职称。”我知道他说的是气话,就笑了,虽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谁还管得了那么远呀?第一条,我已经承诺,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第二条,又不是你具体办事,我还愁厂里不给我交学费?退一步说,那几个钱我还出不起?第三条,山不转水转,我也不一定非当这个烂怂技术员呀。我很痛快地答应了领导的三条原则。这时后老总突然摆了摆手笑了:“嘿嘿……你这个犟怂娃,看来我是挡不住你了!”

我也笑了:“你表示一下意思也就够了,不依不饶的干啥?”其实,老总是个直率人。当时文革运动结束不久,工厂产品转轨变型,技术力量青黄不接,他肩头的压力也很重。看重我也是好事啊,所以,虽然嘴上呛呛,自己对领导还是很理解的。

到了那年的九月份,电大中文班就正式开课了。前面说过,当时工厂势大,是西郊电大一个教学点。学员除了我们厂的人员之外,还有西郊好几个单位来的学生,再加上工厂党群系统的旁听生,总计四五十人听课。这个教学班属于半脱产性质,只有我一个特殊学生,仅仅保留了个学籍,跟着大家一块儿考试而已。

你看我这个学上的,从报名到争取到一个学籍,费了多大周折?整整三千多字才把前因后果交代了个大致情况。其实,事情到这儿还没完,下面还有节目呢。

总工说的第一条很快就兑现了,我关系转到技术处,直接派到试制车间负责新车型试制。那时工厂和解放军天津运输学院联合开发某型系列军用车,由总后勤车船部牵头组织生产这一项目。新车型的试制成了工厂当时的重中之重!

我八月中旬到试制车间,九月初电大正式开学。一上来就是《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等课时量很大的主课,如同遇到强势对手的地毯式轰炸,自己一下懵了。第一学期,没有经验,面对市场上的海量辅导材料无从措手,也根本看不过来。军品任务,车间的任务很重,试制制定了严密的网络计划,都有明确的时间节点,责任落实到各个部门,谁出问题谁兜着。车间没有休息天,不但白天八个小时按点儿上班,晚上也要加班到十一二点,这一下把我给将住了。

我只能住到车间的技术室里了,早起晚睡,每天抽出两三个小时看看教材。由于听不上晚间那次重复播放的课程,就借来学习好认真的小韩、老杨的笔记本,按着教学进程自学。心里没底,总觉得自己落后别人很多,想起来就不由的心虚、紧张。

由于我的关系不在车间,工作倒有点机动自由。我就抓紧时间,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下午两点到办公四楼的电大班上听两节课,感受一下集体学习的气氛。其实呀,矢急慌忙心神不宁,听课也是枉然。没有什么效果,不过和大家闲聊一会儿,联络、联络感情而已。后来,慢慢地摸出了规律:把握住教学的进度,找一套较好的辅导材料,结合课本反复的系统学习。文科类学习其实就是理解和记忆,多看几遍形成体系,然后纲举目张的再记一些重点,应付考试也就满行了。我也发现了自己的具体情况,课堂听讲左耳进右耳出留不下什么痕迹,觉得这种被动式的接受没有自己捧一本书学习的效果好。后来教学班我也就不去了,所以,除了本厂的那些同事,外单位的同学,我基本上不认识。

第一学期结束了,学校所开设的几门课程我全部通过,真乃天助我也,在艰难的跋涉之中,我看到了希望和光明!在欣喜的同时,心理上的负担却加重了许多,总害怕一个闪失而前功尽弃。

说真的,晚上住在工房里挺可怕的,夜里凉,慢慢冷却下来建筑物变化,这儿:“吱!”一声,那儿:“嘎!”一下,听得人心惊肉跳,一些小动物的尖叫声很是瘆人。上厕所时总觉得身后跟着个人,吓得我头皮发紧头发噌噌…噌噌…地往上竖,一回到房子就赶快把门反锁上。真是侥幸,我的几门考试不但通过,还能达到最低一等的奖学金标准。回过头来看那个艰难过程,油然产生了一种自豪感,半年积攒下来的委屈、怨气一下就冰消雪化了。

不久,型军车试制顺利完成。这个系列车型经受住了海南、漠河热、寒区汽车试验场苛刻条件的试验,总部首长给了很高的评价,要求工厂大干快上,尽快地装备部队。

此型号军车上马,工艺装备准备自然是首当其冲,我又回到技术处进行该车型的冲模设计。为了加快工作进度,又抽调工厂在冲压方面的技术权威板金车间的主任罗工来负责这一块儿工作。一个全新的车型仅靠这俩人搞工艺装备实在是杯水车薪,我和罗工大概算了一笔账:完成这些工艺装备的设计最少得用十二年时间。当年我二十八,到了这个任务完成的时候,我就到了罗工的年龄四十整岁;而罗工也到了坐在里间的孙副总的五十二岁;而孙总呢,就到回家休养,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花甲之年了!

说笑归说笑,工作还得加紧干。在领导眼皮底下,要保证学习不受干涉,就不能让人家抓住话把子。我很努力,比正常情况卖力很多。由于是军品任务,上边压得紧,厂里逼得急。我白天设计冲压模具,晚上不回家,住在办公室学习。第一学期通过,看到希望我却更紧张了,总怕一个闪失前功尽弃,丝毫不敢松懈。好在回到了机关,工作比较规律,晚上的时间有保证,学习休息的条件也好了许多。

谁知道,就是这样,领导依然不依不饶。那次我下现场处理问题,总工坐到我的椅子上和对面的罗工谈我的事情:“老罗,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工作这么忙,你说亚民还学什么中文历史?你不要光当老好人,也要做做工作哩!”

罗工说:“他没有影响工作呀,学习是利用业余时间我们能说人家个啥呀?其实,亚民比我画的图还多呢。”罗工这话说得有些夸张,可我工作卖力却是事实。

“如果他不上学,那不是画得更多?”总工也是个老杠头,他用手指“哧拉!哧拉!”地拨着电话机的拨盘随口就说,这就有点儿蛮横不讲理了。

 “他们这代人的失学是社会造成的,有学习的积极性就应该支持,开卷有益嘛,对口不对口有什么关系?如果将来在技术系统不合适,他还可以调到别的部门去,人总是工厂的呀!”罗工试图做通领导的工作。

“你也不要给他打马虎眼儿了,我可管不了那么多!他是搞专业的,学中文和冲模设计有什么关系,嗯?现在工厂的任务这么忙的,厂长给我要进度你说我咋办?为了工厂的大局,他个人必须做出牺牲!”一讲道理领导反倒燥了,他坚持不让。

“我们也要从人家的角度想一想,他以后的道路还很长,学历的问题总要解决呀!”罗工换了个角度。

“这个我不管!你说了个轻松,他拿到文科学历再去搞别的,我们这儿不是就缺了一个拉磨子的驴!”老先生一听这话,反倒更加来气,话撵话,就急不择言。

罗工的解释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倒坚定了领导阻止我上学的决心。总工回到办公室就操起电话,指示工厂教育处和市电大联系,注销我的学籍。

面临考试,又摊上这事儿,你说烦人不烦人?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赶快到教育处去了解情况。这时候,教育处也换了人马,老贾退休,新任处长却对我进行消息封锁:“你不要相信传言,根本没有那回事儿。电大班的事情都是市电大统一管着,工厂的职能部门怎么能知道这些情况?我们也没有接到厂领导的指示和电大的有关通知。”他回答得模棱两可含混不清。

问题不落到实处,就是心病。无奈,我大热天从西郊跑到东六路的电大工作站询问情况,工作站的人听了我的话就笑了:“你们3402厂的厂长耍得也太大了吧,连人家西安市的副市长也管上啦?我们不知道,还是回去问你们的领导吧!”当时市电大的校长由西安市的副市长陈怀孝兼任,军工厂的领导再牛逼,确实管不了人家副市长。工作站的人基本把话挑明了,我心里有了底气,只要我考试没问题,你工厂能管我个球哇!

逼和激可以转化为动力,那一次考试我的成绩特别好,居然够着了二等奖学金的标准。考试时觉得题不是太难,及格绝对有把握。由于心情好,我就在古代文学试卷的那一首元代小令的问答题上幽了一默。题面是:这首小令妙在哪里?我欣然命笔: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有玄机,妙哉妙哉;妙在哪里?妙不可言!判卷老师你自己去琢磨吧,学生我去也、去也!哈哈……

那次机关开干部会,我和教育处处长坐在一起,就撩拨他说:“李处长,你差点儿把兄弟的学籍弄得没球了,这不,我还获奖学金了呢,你把钱发给我,咱哥俩喝酒去?

处长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李亚民,小兄弟你骚捣老哥干啥?我又不是领导,你埋怨我有啥意思?关于奖学金问题,我倒可以明确地答复你:半脱产拿半奖,不脱产不拿奖,老哥还真喝不上你的小酒!”

工作摆到那儿就是事,那么大的工作量真不是一两个人就能完成的。对此型号军车的工艺装备准备,工厂后来采取了大承包的形式。每人分几张产品图纸设计工装,连才分来的大学生也承担了设计任务。实际上是打呼隆瞎胡闹,但是,我和罗工身上的压力却一下减轻了许多。这时候,我依然住在办公室,白天画图,晚上坚持四个小时的读书,学习一结束,就把绘图的大案子一清,铺盖卷儿往上一摊就上床就寝了。

虽然学习紧张如故,但有了规律,时间上也有了保证,有时晚上听听电台重复播放的教学录音,再借别人的听课笔记对着教材学习。好在当时的辅导材料很多,班主任白志鸿老师甚至把教学用的录音机借给我用,为我提供了便利的学习条件。领导对我也不太干涉了,我觉得自己爬了一段陡坡登上了平原,一下轻松了许多。

压力一旦消除,人就放纵了。那段时间电视台正在热映日本二十九集电视连续剧《血疑》,全国观众说幸子。要说,山口百惠真是个好演员,她把那个不幸的小姑娘真的演活了,至今我还记得导致幸子生病的原因是放射性元素钴六十,幸子回家的第一句话是:“爸爸、妈妈,我、回、来、啦!”在纯真可爱的少女形象面前我没有一点儿定力,一到播放时间我就冲到六楼的工厂招待所,一集不落地看电视剧。晚上说是在厂里用功,其实呀,一个多月的时间看电视剧了,这也算是上电大啊!哈哈……

每到期末考试的日子,我就非常紧张,电大的特点是好进难出来,淘汰率极高。这种学校没有教师直接辅导以及复习范围划定之类,到时候就全国统考。试卷是漫天撒网题量很大,全是两分、一分甚至零点五分的小老鼠,想押宝侥幸那是不可能的,你必须全面的记忆和掌握。那可真是焦灼无奈的难熬日子啊!

我虽然不常到班上去,却和同学们的关系很好。同学大都是成年人,精力自然比不上十七八岁的小年轻,所以,学习的压力都很不小。但是,慢慢地摸着了规律,适应了情况,那些学习好的人就显得很轻松,一到下午就有人到我办公室来闲聊。办公室就我和马工俩人,罗工也是个喜欢文史的,老谭、老吴、老路一来,就聊得热闹。他们来了我既高兴又犯愁,高兴的是能获得一些信息,特别是对课程重点的掌握。但也发愁,我哪儿来的闲功夫啊?几个老伙计来了,大屁股一墩,一聊两三个小时就没了。我实在是陪不起,同时也害怕领导看见了不高兴。

这些话,我压在心底,却一直不敢说出来。朋友来还不好?不亦乐乎啊!没人上门了你才高兴啊?可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我真得好为难,还好,我始终没有说出拒绝朋友的话来。

在电大文科班,本厂的正式学生大约二十人,大家来自工厂的各个工作岗位: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劳资处长、支部书记、团委干事、小学教师、库房保管、一线职工,这些人年龄有差距,性别不一样,阅历也不同,自然就面目各异,各具特色。

鲁高阳是个神,这伙计白白胖胖,虬须环眼,长得有点儿像胡人。我就说他是西安城东大街福隆巷的油狗。他笑着更正道:“兄弟,不能那样叫我嘛,那样叫我,哥就不是人了,你说我油条也比油狗好些呀!嗨,你干脆直接说我是安禄山得了,老哥我不犯病!”

这怂货真不亏他那个鲁姓,抽着烟却想起了做笔记,就把香烟直接往衬衣口袋里插,烧得自己一蹦三丈高:“哎呦呦!吠吠吠!额滴个爷呀!”别人哈哈大笑,他却忙不迭地解释:“骚瑞、骚瑞,对不起、对不起,失误、失误!纯系失误!”

高阳大我两三岁,西安书院门老户。他下过乡,当过工人,后来又下海经商,日鬼捣棒槌、五花八门的歪点子很多。他先在一个小县城上班,后来通过对调来到工厂。高阳精力充沛,幽默风趣,常常是大言不惭。又一次他偷偷告诉我说他不是一般人是神,我就笑着说:“老鲁,你对自己的这个评价,差得不算太远,再在神字的后面添一经字就是绝对的正确!”

高阳听了鼓腹大乐:“哈哈……亚民呀,只有你兄弟能这样花搅老哥,要是别人我和他急!”

这怂货的课桌也很有特色,书籍、鈅匙、药片、药瓶儿、注射器之类堆积如山,像一个杂货铺子。为了提神,他就满身地涂抹风油精,白衬衣都洇成了淡绿色,把自己弄得像是乾隆皇帝的那个穆斯林香妃娘娘。临近考试,复习功课很紧张,他居然变戏法一样拿出上山下乡当赤脚医生时的针灸器具,自己给自己身上插满银针,弄得像接受外星人神秘符号似的!

神经归神经,但老鲁的学习很好,甚至能记住各个朝代皇帝的序列和年号。

窦瑜珺是个文静女子。如果鲁高阳是老三届,那么小窦就算小三届了。她是河北邯郸人,所谓燕姬赵女,文文雅雅、白白净净。小窦是个靓女,下过乡,所以在四个女生中相对年龄大一些。有阅历,人就相对老练,她沉稳淡定,一副波澜不兴的样子,天大的事情她是一笑了之。小窦看似柔弱但却极有性格,她参加过高考,电大也是连考两届,很有一点儿不到黄河心不甘的韧劲儿。和我的情况很像,也有点阴差阳错。她考的是理科而且分数挺高,但工厂那年报考机械类的人数不足办班,就转读了中文。这么看来,我报考汉语言文学倒是歪打正着!

在教室里,小窦像一尊女神,文静典雅,不苟言笑,学习认真,很有一点儿“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的味道儿。电大毕业不久,她就调离了工厂,和大家失去了联系。似乎听谁说过,小窦在新单位发展得很不错,当上了中层领导,评上了高级职称,经济收入也很可观。记得小窦1956年生人,想来已经退休。

刘汝祥是班上的老大哥,当年已经三十有三。老刘和我原来在一个部门工作,是劳动工资处的副处长,平时对我提携不少,算是我的老大哥。他是高六六的学生,原是西安四中的高材生,如果没有文革运动和上山下乡,或许早就大学毕业了。他们那些经过文革前十七年正规教育的高中生,基础扎实,条理性好。他所做得学习笔记,真可以当成提纲挈领的复习线索。第一第二两个学期我勉勉强强地能跟上大家,没有掉队,还真是靠着他的听课笔记支撑。我们的关系很好,他用旧纸张订的本儿,总要匀几个给我。看着他在废纸的背面做的学习笔记,那一丝不苟清秀利落的笔迹,我脑海里立即冒出四个字来:纸劣字优!

张燕是厂团委的干事,她年轻活泼,学习自然是轻松愉快。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干部,一但兴奋起来就没大没小了。她见了鲁高阳,时而称鲁师,时而呼高阳,如果狂妄起来,就大声地吆喝:小鲁小鲁,你过来,听姐姐说话!张燕非常聪明,三年学习期间团委的事情很是不少,她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但小丫头性格开朗精力旺盛,工作、学习、恋爱互不干扰,她是各条战线均有斩获。电大考试张燕不但门门通过,而且学完学校开设的全部选修课程,真可以用轻松潇洒四个字来评价她。

任真,是我小学、中学的同学。在学校他表现突出,进厂后的发展趋势依然很好。先是担任车间团支部的书记,后来就当了工厂的团委书记。上电大那阵儿他是工具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属于老资格的年轻党务工作者,刚巴硬正的少壮派干部。虽然他是班里的正式学生,但车间七七八八的事情却很多,所以,他每天下午的学习时间也没有保证。为了不落下功课,他常常不回家,晚上就和我搭班开夜车用功。我们技术部门的学习环境倒是不错,晚上学习完毕,把堆放图纸的大案子随便一清,就是很舒适的床铺了。哥俩抵足而眠,很有祖逖刘琨当年枕戈待旦闻鸡起舞奋发图强的劲头儿。说是老同学,但工作性质不同秉性迥异,中学时代我们还闹过一段儿不愉快呢。几十年中我们的交往实际并不太多,但那一段共同的学习生活,却使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郑浩东是我原来车间的工友,他出身于教育世家,由于遇到文革运动,错过了学习的最佳年华,使这个踌躇满怀的青年像一个落魄的王子。因此,他把电大这个学习机会看得很重,为了保证考取,端直舍掉三四个月的工资,请假全力复习。所谓有心人天不负,入学考试他在我们那个考区名列第一。上学期间刻苦努力,学外国文学,他基本读完了教学大纲推荐的名著。他的记性很好,对那些名著中的人物如数家珍。三年学习,他近视眼镜换了三副,度数增加了二百多。

人就怕下势发狠心,浩东的成绩突出,文笔优长,能言善辩,电大一毕业,他就应聘到了一个街道办事处当民事调解员。我去过他工作的地方一次,记得当时他正在人啦吧唧给一对小青年做婚姻调解,那一口秦腔普通话说得唾沫飞溅妙趣横生!

后来,又经过了一番努力,浩东进了政府机关,十几年努力,他成了市属某局某处的大处长。一次,在街上碰到他,我翘起拇指:“老郑呀老郑,混出人样来了,你个狗怂,也算是我们3402厂出来的一个人物哩!”

这货平日自负,这时却胡乱谦虚起来:“唉呀老李!不行、不行,咱不行啊,处长是小官、小官儿,我乃小官一个也!”

我笑了:“处长这官是不大不小刚刚好,岂不闻:‘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凭你涨身价……’你真可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拉风扎势地耀武扬威了!”

浩东仰天大笑:“哎呀老李!你行啊,哈哈哈……”

班上还有金朝峰、邢明德、韩亚玲、李秋霞、吴浩军、刘庆华、谭正奇等人,也都是个性十足的人物。在校期间,教学班上的同学就有不少小篇幅的文章见报上刊物,我们这个电大教学点,在西安电大小有名气。

……

进工厂以后,我相继上了三个学:先是工厂办的“七.二一”工人大学,再是地处武汉的解放军后勤学校,下来就是西安广播电视大学了。人生的荣辱得失很难说得清楚,由于文革运动我荒废了学业,工作以后却有机会在工程技术、经济管理、汉语言文学等方面轮番受训一遍。固然都很浅显,但发轫起步的作用还是很重要地,真是一个值得庆幸的事情。

论起来,在这三段学习生活中,我上电大的故事最多,所谓:斗折蛇行,困难重重;扯皮拽筋,跑腿磨嘴;花絮纷纷,涟漪阵阵。但是,似乎总有贵人相助,虽然山重水复,却也柳暗花明。很像人们常用的那句名言:“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真能凑出一篇风趣幽默的小说素材呢,哈哈……

其实呀,辩证的看问题,曲折就是坦途,我后半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电大的这一纸文凭。不说专业,是大学专科这个台阶给我铺平了道路,否则,我一般干部都可能保不住。1978年评定中级职称尽管有人嘲讽我是中文工程师,但那个栏杆我一跃而过。当车间主任时间不长,凭借工程师资格,1995年我被工厂聘任为副总工程师。凭借副总工这个行政职务,2001年我又顺理成章的破格晋升成高级工程师。手里有了副总工和高工这两张硬牌,2004年总工程师的板凳我就可望又可及了。所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工厂的技术员,到了这个位置,也就很风光了!

当然,这个结果,也不值得炫耀。但这个曲曲折折的过程,使我想到气象学家洛伦兹提出蝴蝶效应。一只蝴蝶煽动翅膀,这个微乎其微的起点发端,竟能引发一场龙卷风!一个很不起眼的事情竟然能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走向,你说神奇不神奇?人生有没有命我不知道,但是,运气一定是有的!

上电大从报名到上学我走的曲曲折折,我一个毛头小子为此游走于工厂的几位巨头之间,上学的三年期间也是波澜不息。电大毕业后,我一直坚守在技术岗位上,尽管成了工厂技术系统内部的另类,是别人议论的话题,但我依然故我。二十多年间,我时而车间,时而处室;东游西荡,游击作战;声东击西,曲折前行,虽然不伦不类,居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两三千人的大型二类企业,名牌学生济济多士,却叫我一个二半吊子坐在总工程师的位子上,可谓异数,真是颇具喜剧的意味儿!

人生真是奇特,志在必得的事情往往是越来越远,无意为之的时候却发现目标就在眼前。所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失之得之,人力天意,岂非命哉?

我总在想:我这半生真是阴差阳错,才进厂时连真假分数都弄不太清,却稀里糊涂的当上了技术员。上军校学企业管理,结果,劳动工资部门的板凳都没有坐热又到了技术处室。报考电大理科不得遂愿便赌气报了汉语言文学,成了被人讥笑的中文工程师。拿着一纸不值几文的大专学历,我夺隘斩关成了高级工程师总工程师。退休以后却对那些工程之类的东西又厌倦得不得了,就想静下来写写自己的人生感悟。嗨!这也许就是人生发展的阶段性吧?

我上工厂电大那段经历很是特殊,说上学却不在班上,说回忆却没有和老师同学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只有一些戏剧性的花絮和侧面的片段儿。

电大那段日子已经过去整整的三十年了。值得回忆但又不知道该怎样表现,就拉拉杂杂地写出这个鸡零狗碎的玩意儿。我是姑妄言之,有兴趣的诸君也就姑妄看之吧!哈哈……

 

注:我厂生产的某型号军车正式列装部队,为部队建设做了贡献。该车曾在对越反击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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